……您从犹太人隔离居住区式的小村镇确实只带来了少许的犹太教精神，它不多，在城市里以及在服兵役时还又失去了一点，不过凭着青年时代的那些印象和记忆，您总算还能将就建立起一种犹太人式的生活，这主要是因为您并不怎么需要犹太教方面的这类帮助，您出身在一个身心非常健康、意志非常坚强的家庭，宗教上的顾忌，只要没有带上浓重的社会色彩，是不会使您这样的人受到什么震动的。……即使在这里也尚有足够的犹太教精神，但是要将它继续传递给孩子，这点犹太教就显得太少了，在您传递的过程中，它就枯竭衰萎了。这［主要］……是您那令人望而生畏的性格所致。而且也不可能使一个终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孩子去理解，您以犹太教的名义并用与之相应的漫不经心的态度所阐述的那些空空洞洞的教义，会有什么更崇高的意义。……《卡夫卡小说选》，第536－539页。
他不同上帝争吵，只同他自己争吵。转引自霍夫曼：《弗洛伊德主义与文学思想》，王宁等译。三联书店，1987年，第249页。
另一方面，我们也许能够说，无论正常的父母之爱是否缺席，无论移情是否正常实现，宗教薰陶或上帝之爱能够提供神爱动机的某种满足，从而使移情能够以一种特殊的形式得到补偿性的部分实现，并对当事人的一生产生重大影响，使他容易走向具有明确形式的宗教关怀和上帝之爱，至少使他不至于像卡夫卡的情况那么不幸。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克尔恺郭尔或许就是这种情况的典型例子。在卡夫卡与克尔恺郭尔有着诸多共同点的背景上，这一差异显得格外地鲜明。
回到我们最初的话题上，简言之，一方面，克尔恺郭尔对父亲存在着比卡夫卡相对正常的移情；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克尔恺郭尔自幼得到宗教和上帝之爱的薰染，这个重要的因素，将使他日后有可能在宗教这个特殊领域中去实现自己的神爱动机。正是这一点，使他与卡夫卡在诸多共同点之外，有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区别。
众所周知，克尔恺郭尔也有一个不幸的童年。跟卡夫卡一样，他也未能在儿童期实现与父母的正常同化。比卡夫卡的情况远为严重的是，他几乎没有母爱——母亲在他生命中（至少在他卷帙浩繁的文字中）几乎没留下任何可以察觉的痕迹。至于父亲，这两个人的父亲有着重要的共同之处：两位父亲自己都"没有童年"，出生在贫穷的乡村人家，从小饱经忧患，备尝艰辛，自强不息，发奋经商，抓住机遇，最终奋斗成功。
童年期的宗教氛围与移情之间究竟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或者说，上帝之爱与移情之神爱动机的满足之间究竟存在什么关系？这一问题的复杂性也许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两者的关系可能是一种相互的关系。一方面，我们多半能够说，移情（尤其是移情中的神爱动机）是否正常实现，对于在儿童期和成年后接受上帝之爱至关重要。
……那的确是一种空空洞洞的东西，是一种娱乐，连娱乐都谈不上。一年里头您有四天到教堂去，您在那里不像是个虔诚的犹太教信徒，倒更像是个漫不经心的局外人，您耐心地念完祈祷文，把这当做是一种例行的仪式。……我在那里百无聊赖，忍着呵欠，打着盹儿消磨那漫长的时辰……
总而言之，在移情之"神爱"与宗教关怀及上帝之爱的相关地带，无论由于内在还是外在原因，儿童时代的卡夫卡都遭受了重大挫折，对他来说，走向具有确定形式的宗教关怀和上帝之爱，将是一件极为难能可贵的事情。
对于卡夫卡而言，首先，他未能与父亲实现正常的同化，以父亲为对象的"移情英雄诗"破碎不堪，神爱动机受到严重的挫伤；其次，与此相应，或许更为重要的是，他在儿童时代几乎完全未能受到宗教和上帝之爱的薰染。不难理解，在一个越来越趋向于"肉搏"和消费的世界上，忙于生计的父母虽然出身于犹太家庭，但已无暇虔诚地顾及传统的犹太教教育，或许，他们自己就缺乏真正的犹太教教养，从而也无法让孩子受到相应的薰陶。关于这一点，卡夫卡在《致父亲的信》中作了精彩的分析。那时他已面临"向死而生"的绝境，开始对宗教形成新的感受和认识。正因为如此，这一篇幅较长的分析为我们提供了一份重要的背景资料，特别有助于理解此处涉及的问题：在犹太教中我同样也无法躲避您的影响。论理，在犹太教中寻找躲避您的手段，这应该是有可能的，而且还不止于此，我们本来是有可能在犹太教里找到共同语言，或者，甚至可以把犹太教当作我们和睦相处的出发点的。但是我从您那儿得到的是什么样的犹太教呀！……
当然，影响卡夫卡一生宗教态度的因素并不限于儿童期的家庭氛围。在第一章第二节和第二章第四节，我们都谈到卡夫卡时代犹太人严重的存在性不安，身心羸弱的卡夫卡对此更有着血肉淋漓的切身之痛，并种下终生无法补赎的罪感。这样的时代背景以及相应的人生体验，在卡夫卡总体的存在及其不安中，很容易表现为不利于犹太教信仰的消极因素。此外，卡夫卡的青少年时代正处于所谓"科学时代"，世纪之交的各种科学思想对他有着很大影响。他曾对达尔文进化论表现出特别的兴趣，而在自然科学中，进化论恰好是对各类传统宗教的最大挑战。参见雅努施：《卡夫卡对我说》，第57－58页。此外，也许更重要的是，正是在世纪之交，在所谓"世纪末"的氛围中，无论就外在的时空范围还是内在的发展机制而言，资本主义已经全面完成了自己的积累阶段，正在全世界范围内向大规模的大众消费时代迈进。与此相应，传统性的大众宗教体系从内部和外部都已经遭受致命的侵蚀，它们的衰退或解体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正如尼采所说，那是一个"上帝已死"的时代。对于这一点，时代生活中无论敏感或愚钝的心智都将不同程度地感受到，并作出相应的反应。然而，在卡夫卡对信仰的态度中还有一个极为重要、深刻然而微妙的因素。从本质上讲，信仰是某种用理智无法证明的、悬而未决的事情。而卡夫卡正好无法承受悬而未决。
如果说卡夫卡是父亲专制、粗暴和野蛮的受害者，那么，克尔恺郭尔则是父亲忧郁症的受害者。两位父亲都以不同的方式损害了儿子的童年。然而，在两位父亲之间却存在着一个重要的区别：一位身心强悍、性格外向；另一位却常常愁闷而刻板、冷漠而阴郁。事实是，克尔恺郭尔的父亲患有相当严重的忧郁症，这忧郁症造成阴郁、愁闷、刻板、内向以及情绪的大幅度起落，在母爱的缺席之外，给克尔恺郭尔的童年投下沉重的阴影。然而，也正是这忧郁症使得老克尔恺郭尔对宗教和哲学沉思产生了独特的热情，以至，早在最小的儿子克尔恺郭尔出生前16年，他就以四十不惑之身退出商业竞争，并用三十年如一日所积聚的财富去换取闲暇，思考、体验人生的神秘，怀着对上帝阴郁不安的敬畏和虔诚，在宗教的彼岸世界寻找寄托和皈依。无疑，在被这样一位父亲所笼罩的家庭氛围中，克尔恺郭尔虽然感到严重的阴郁和不安，但必然也深深薰染了宗教精神和上帝之爱。的确，父亲内心深处的阴郁和不安传染了他，使他不敢相信这上帝之爱的无限性，然而，也许唯其如此，后来他才比常人更深切地认识到向上帝和宗教献身的必要，并在实际上走向了极端的宗教关怀和上帝之爱。可参见林和生：《孤独人格》。长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