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也许更重要的是，在卡夫卡血管里还流着来自母亲的"洛维家族"的血。在第一章第四节我们看到，洛维家族的人虽然常常显得行为古怪、举止反常、不谙事理、心不在焉、体质羸弱，但同时也禀有一些优秀的气质和品性。他们性格突出、特立独行、富于终极关怀、关心精神生活和内心价值远胜于关心世俗利益。卡夫卡曾说，"我的血会诱惑我成为我的舅舅的新的体现"。从洛维家族的血液中，卡夫卡明显继承了某种孩子般的正义感、善良、敏锐、明彻、真诚等美好的品性，形成有利于自我认识和认识世界的"主观条件"。
生活中许多"瘦"、"更瘦"乃至"最瘦"的人，正是这样摆脱了他们本该艰难多舛的命运，相反把自己的人生大剧上演得轰轰烈烈。甚至，在保护性的伦理－人际关系网络背景上，他们原本瘦弱的形象将伟岸起来，出类拔萃，乃至成为伦理－人际关系网络中的英雄，即克尔恺郭尔所谓的伦理英雄。他们可能流芳百世，不过通常也会让伦理－人际关系网络、让文明和社会为他们付出某种代价。与这些伦理英雄相反，另一些人则可能在某些极端的情况下显赫一时，并随之遗臭万年，希特勒就是后一种情况中极端的例子。
概而言之，无条件地把自己委托给伦理－人际关系网络，就意味着放弃对存在与生活不幸本性的认识，放弃对自我和世界本性的认识，放弃对真理的认识。而放弃这样一些认识，就意味着放弃自由，因为，人所共知的事实是：对自我及世界本性的认识、对真理的认识是一切真正自由的前提。
的确，人们之所以逃避自由，其根本原因在于缺乏必要的真诚、明彻、责任感和勇气。关键在于，所谓责任感和勇气，并不是一句空话。正如刚才指出，承担真正自由的责任感和勇气，需要以对世界本性和人类命运的认识为基础，而这一基础，又需要以"切肤之痛"的自我认识为前提，而正是这"切肤之痛"的自我认识，需要我们具有巨大的真诚、明彻、责任感和勇气。反过来说，只有当具备了充分的真诚、明彻、责任感和勇气，才有可能通过"切肤之痛"的自我认识，认识到世界和存在的本性。
显然，卡夫卡对因为逃避自由而破坏社会生态和自然生态的自杀行径深恶痛绝。
概而言之，至少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确定地说，认识自我是认识世界的前提，而要达到这一前提又是如此艰难，因为它需要一种对真正自由的渴望，以及与之相应的真诚、明彻、责任感和勇气。正因为如此，在人类精神史上，自我认识就成为一切伟大人格的基本特征。他们通过自我认识穿透虚饰的人格谎言和甲胄，进入自我的本性，并进而达到对世界和存在本性的正确认识。众所周知，苏格拉底为自己规定了哲学的起点："我只知道一件事，那就是我一无所知。"但是，对于苏格拉底自己来说，这句话只意味着一句更深刻的潜台词，那就是他那句永恒的铭言："认识你自己！"借用一位作者的话说，为了达到"切肤之痛"的自我认识和对世界及存在本性的认识，人也许需要首先（至少暂时地）粉碎他用以维持常态生活的人格谎言，超越各种形式的伦理－人际关系，像莎士比亚笔下的李尔王一样扔掉所有"借来的文化衣着"，赤身裸体地挺立于生活的风暴之中。正是在这里，在自我和世界面前，在自我认识和认识世界的问题上，卡夫卡，一个难以进入伦理－人际关系的"最瘦的人"，一个"在成年人中流浪的孩子"，表现出那些"成年人"所难以具有的真诚、正义、善良、敏感、明彻、责任感和勇气，从而使他能够深刻地把握世界和存在的本性。换句话说，在认识自我和认识世界的问题上，卡夫卡具有着"客观"和"主观"双重的辩证条件。一方面，从客观上说，虽然所有的人都生存在"不幸"的存在之中，都具有认识存在之不幸的可能，但是，卡夫卡非人的不幸，却反过来赋予他独特的客观认识条件。
然而，在生存论心理学看来，无论是一般的幸运，还是特别的幸运，还是成为伦理的英雄或反过来成为文明的罪人，所有这样一些把伦理－人际关系网络作为无条件保护性力量的人，难免要为此付出一个确定的代价，那就是丧失真正的自由。在这一丧失中包含着双重的含义，它既意味着丧失自由本身，也意味着丧失认识自由、理解自由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正是拥有真正自由的前提。
只是，对一般人来说，既然"人的生存对他们是一种负担，所以他们就以种种幻想来处理生存。"人们"想依借外在的手段而获致自由"，但是，那是错觉，"是一种谬误，一种迷惑，一片只见恐惧与绝望滋生的荒漠。"人们由此只能获得某种虚假的自由，这种虚假的自由什么都没有说明，只说明他们惧怕真正的自由以及相应的责任。"他们混在群众之中，安全地通过城市，通过街道，去工作，去找食槽，去寻快乐；宛如那囚狱般的办公室生活一样的贫乏，不再有任何惊奇的事件发生，一切只有规则、指示和训令。人们惧怕自由和责任，所以人们宁愿藏身在自铸的樊笼中。"丢掉真正的自由和责任，投身于虚假的自由，在卡夫卡看来，无异是"从烟里跑到火里"。人们并未能因此而解决自己的存在性不安。相反，人们的存在性不安一如既往，甚至随时有可能恶化，以一种非理性的渴望、以对"肉搏"的变态嗜好、以膨胀的欲望、以各种可能的反面表现形式，在文明的机体中，在伦理－人际关系网络中暴露出来。"今天全世界的人整日梦寐萦心，做着再改组的梦。这里头所蕴含的意义很多"。在极端的情况，也会有人混在人群中表演"英雄主义"，对此，卡夫卡显露出格外的反感："人们以公正的名义做了多少不公正的事情？多少使人愚昧的事情在启蒙的旗帜下向前航行？没落多少次乔装成跃进？"这样一些行径，必然会对人类文明造成损害，恶化人类的存在状态。雅努施：《卡夫卡对我说》，第56－57、32、17页等处。
值得指出的是，把伦理－人际关系及其网络看作保护性的力量，以融入这种力量为前提，一般人建立起他们的人格系统。这不仅使得人们感受不到存在与生活不幸的本性，相反还可能使他们自我感觉格外幸运。用我们在第三章第四节讨论移情问题的话说，他们的"神爱"和"爱欲"两大存在动机由此都得到了基本的满足。
并非偶然的是，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在与青年朋友雅努施的谈话中，卡夫卡就上述问题发表了一系列精采的意见。卡夫卡明确认为生活本身就是不幸，存在本身就是不安。关于这个世界的本性，"……现在已经看得非常清楚了。战争不仅焚烧摧毁了世界，而且也照亮了世界。我们看见，这是由人自己建造的迷宫，冰冷的机器世界，这个世界的舒适和表面上的各得其所越来越剥夺了我们的……［力量］和尊严。"对于世界的本性，人们并非完全没有意识。相反，每个人的潜意识对此都有至深的感受。
试图以逃避自由达到的虚假自由，这样一种软弱性不仅在人类内部以惧怕和破坏的形式表现出来，也在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中通过欲望和破坏的形式表现出来。实际上，这是一枚钱币的两面。卡夫卡认为："不仅布拉格，整个世界都是悲剧性的，技术的铁拳粉碎了所有的防护墙。……我们像罪犯被绑赴刑场那样，被赶真理。"他尖锐地指出根本原因就在于人们的欲望和恐惧："我们置身于自然之上，我们不仅［想］要作为族类死亡和复归，我们每个人都［想］要作为单个的人，尽可能长久地保持欢愉的生活。这是反而使我们失去生活的一种反抗。""我们企图把我们自己有限的小世界置于无限的大世界之上。这样，我们就干扰了事情的正常循环。这是我们的原罪。"雅努施：《卡夫卡对我说》，第7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