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更重要的是，这则报道揭示出卡夫卡心理上一个重要的特点：他对某种"悬而不决"的折磨十分恐惧，用他自己的话说，那是"对捉摸不定的东西的一种完全捉摸不定的恐惧"。《卡夫卡致密伦娜情书》，第206页。在这种恐惧面前，他无法"挺住"，相反随时准备"垮掉"。其实，这个特点与他童年的遭遇有关。我们在第一章已经有过了解。当父亲大喊大叫、满脸通红、急急忙忙解下吊裤带威胁要揍他，却又始终"悬而不决"时，他感到几乎比真的挨打还令人难受。他用被处绞刑者的死亡体验为例，想说明"悬而不决"的死亡恐惧之折磨比干干脆脆的死亡本身更可怕。如果干干脆脆被处了绞刑，那也就一死了之，"倒也就没事了"。倘若让一个人明明白白知道自己要被处绞刑，又让他亲眼目睹为处绞刑而作的一切准备工作，只是在绞索套上脖子的最后时刻给予赦免，"那他可能就会受罪一辈子。"《卡夫卡小说选》，第525页。
学校本身对我来说已构成一种威吓，而现在女厨子还要对我加重这种威吓。我开始央求她，她摇头。我央求得越厉害，我所求的事情便越使我感到可贵，而同时感到的危险也越大。我站着不走，求她原谅我，她拽着我走。我用父母的报复来威胁她，她大笑了。在这里她是万能的。［着重号为原文所有］ 我抓住商店的门，抱住墙角的石头不放，她不原谅我，我就是不走。我抓着她裙子往回拽……但她仍然拽住我往前走，嘴里还说，也要把这些说给老师听。时间晚了，雅阔布教堂的大钟敲了八点，学校的钟声也响了，其他孩子都奔跑起来，我最怕迟到，现在我们也不得不跑起来。我一边跑一边想："她会去说的，她不会去说的吧"——后来呢，她什么也没有说，自始至终没说过什么，但这种可能性始终握在她的手里，而且在不断上升（昨天我没有说，今天我一定要说），而她永远不放手。［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1889年9月15日，在厨娘的护送下，卡夫卡前往布拉格旧城肉市附近的德语国立－公立小学报到。从这一天起，他要在这里度过4年的小学生涯。肉市附近那座小学属于当时常见的一类德语－犹太语学校，按照早先一项帝国法令由犹太人组办，德语作为法定教学语言，也用犹太语讲授传统的犹太文化内容。哈布斯堡王室的本意是要在复杂的民族冲突中争取犹太人这支社会力量。后来，随着犹太文化的相对衰落，学校的教育向德语一边倒。于是，学校内非犹太学生和教师的数量也迅速增加，这原来的一方"净土"最终不免成为是非之地。
1910年7月19日，刚过完27岁生日的卡夫卡写下了他一生中第三篇日记："……睡觉，醒来，睡觉，醒来，可怜的生活。"在这篇长得出奇的日记中，他以某种一唱三叹的节奏深入追溯、无情批判了自己"可怜的生活"：念及此事，我必须说，我的教育在某些方面大大地伤害了我。这谴责所涉及的人不在少数，如我的父母，若干亲戚，家中一些不速之客，形形色色的作家，一位的确很特别、送我上学长达一年之久的厨娘，一群教师(我必须在记忆中把这些教师牢牢地绑在一道，以免在这里或那里拉掉其中某一位——不过这样一来，他们作为整体又会一点一点地散失，难以避免)，一位督学，一些慢吞吞的过路人……简言之，这谴责像一把匕首迂回曲折穿过社会。没有人，重复一遍，没有一个人能有幸成为例外，从而确切地知道这匕首的刀尖不会在某个时刻突然出现——从他的前胸、后背或旁侧突然出现。……我常常反复思量此事，尔后我总得说，我的教育在某些方面大大地伤害了我。这谴责指向一群人，自然，他们并肩站在这里，宛如在陈旧的集体照中的样儿……其中有我的父母，若干亲戚，一群教师，一位的确很特别的厨娘，舞蹈学校的一群姑娘，早先家中的一些客人，一些作家，一名游泳教练，一位售票员，一名督学，还有那些我只在街上邂逅过一次的人，还有那些我无法回忆的人和绝不再回忆的人，最后还有那样一些人，他们的说教我压根儿不在意，我当时就心不在焉……总之，这些人是如此之多，必得多加小心，才不至于把其中某人说上两次。……
有时候……她发火了，在我前方的路面上跺脚。有时有个贩煤的女商人在旁边什么地方看着我们。……我和这一切——女厨子、威胁和那纠缠了三十八年之久……《卡夫卡致密伦娜情书》，第57－59页。并参见：Ernst Pawel, The Nigntmareof Reason:A Life of Franz Kafka. New York: Farrar·Straus·Giroux,1984,P.28。
我常常放开思想，摒除干扰，反复虑及此事；然而，无论如何掂来量去，我始终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我的教育在某些方面给我造成了可怕的伤害。在这种认识中包含一种谴责，其锋芒所指，针对着不少的人。其中有我的父母和亲戚，一位的确很特别的厨娘，我的老师，若干作家(他们的爱伤害了我，增加了他们的罪过，因为，他们的爱在我身上造成了太好的结果)，与我家颇有交情的几家人，一名游泳教练，避暑地的当地人，市区公园中一些女士(关于她们这事儿全然不可期望)，一位理发匠，一个女乞丐，一名舵手，家庭医生，以及其他许多人；如果我能够并且希望一一例举，他们的数目会更多；总之……
我以为，我永远过不了小学一年级这一关的，咦，我通过了，甚至还受到了奖励；九年制中学的入学考试，我肯定是通不过了吧，咦，我居然通过了；那么，我在中学一年级肯定要留级无疑了，咦，我没有留级，我一个年级一个年级地升上去了。不过，这并没有给我带来什么信心，相反，我始终确信……我现在愈是顺利，到头来结局必将愈是糟糕。我脑海中时常浮现出教授们在开会的可怕情景(九年制中学不过是个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而其实我周围处处都是相似的情形)，我恍惚看见，我顺利念完了八、九年级，他们便集合在六、七年级，我顺利念完了六、七年级，他们便会集合在四、五年级，如此类推，他们聚集在一起，为的是研究我这个独特的、闻所未闻的例子，研究我这个最无能、无论怎么说也是最无知的人，怎么竟然能够步步高升，偷偷爬上这个年级去的。由于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我的身上，他们自然会立即把我从那个年级里剔出来，以博得所有从这个梦魇下解放出来的正人君子们的欢呼。——生活在这样的想象之中，这对一个孩子来说决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在这种情形下，我还有什么心思去上课呢。谁能在我心中点燃起一丝热情的火花来呢?《卡夫卡小说选》，第544页。
后来，在快到30岁之际，在他与第一位未婚妻认识前夕，卡夫卡对自己这一心理特点作出了总结，明确认为自己是一个"在遇到看不到底的东西时会马上垮掉的人"。《卡夫卡书信日记选》，第149页。对看不见底的"最后"的东西，他会产生恐惧和神经症的回避。这也意味着"放弃"。
一切障碍都在粉碎我。《卡夫卡书信日记选》，第105页。无论是什么障碍，无论有哪些因素，所有的因素以错综复杂的方式综合起来，"互补"起来，最终指向一个确切的结果：一个如此这般的卡夫卡。在这个过程中，每种因素似乎都必不可少：历史，国家，民族，家庭，父亲，母亲，身心素质，心理环境，生与死的恐惧，……这所有一切因素加起来就是：生活，或者说，卡夫卡的生活。与其说一个人被单一的因素所摧垮，不如说他被整个的生活所疏离。生活不会以单一的什么因素造就一个人，造就一个人的，是这个人的生活本身，是那包含着所有因素(包括这个人自己)的生活本身。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反复说：是生活选择了卡夫卡。
只是，在"垮掉"之前，他多半会像克尔恺郭尔一样"永远地三心二意"；像哈姆雷特一样，在两种对立的选择之间、在"对"与"错"之间、在是与否之间、在结婚与否之间、在"美人与野兽"之间、在生与死之间、在"活或者不活"之间无休止地痛苦和徘徊，随时可能因为垮掉而放弃。
实际上，它是一则极为重要的"综合报道"，从中不仅能了解到卡夫卡小学生涯基本的阴暗色彩，还能看出更多的东西。在这段报道的开头，卡夫卡作了一个提纲挈领的"导论"：一遇到"大人物"，他就会糊涂起来。例如，玩笑和严肃本身并不难区分，但在那些能决定他命运的"人物"面前，他"眼睛会因此变成显微镜似的"，并因此反而"糊涂了"。结果，"即使在我强大的时刻也不强大"：比如在小学一年级时，我们的女厨子每天早晨领我到学校去。她是个瘦小而干瘪的女人，尖鼻子、高颧骨、黄脸，但却有主意，有热情，有头脑。我们住的房子位于内环城路与外环城路之间。我们先要穿过环城路，走入泰恩巷，再走过一个拱门进入肉市巷，一直朝着肉市场的方向走下去。这样每天早晨重复一次，持续了足有一年之久。女厨子在走出家门时说，她要告诉老师，我在家是多么淘气。那时我也许并不很淘气，只是固执，不听话，好伤感，爱生气，但这一切综合起来在老师眼里却有某种可爱的地方。我知道这一点，但对女厨子的威胁不敢掉以轻心。开始我确实以为到学校去的路长得不得了，而且路上还会发生许多事（由于路并非长得不得了，这种表面性的孩子的轻率便渐渐衍成了一种畏怯和死心眼式的认真）。至少在旧环城路上行走时，我怀疑这女厨子（她虽是个值得尊敬的人，但这只是在家庭范围内）在老师这种为世人所尊敬的人面前，会不会连话都不敢讲。记得我对她说过这样的话，这女厨子总启合着她那毫无怜悯心的薄嘴唇，简短地回答道，信不信由我，反正她会说的。大约在肉市巷的入口处（它对我具有一种小小的历史性的意义……），对这威胁的畏惧占了上风。
肉市附近那座学校，外观阴冷森严，连同它周围的环境，正好可以作为当时卡夫卡命运的某种象征，反映出他复杂而微妙的存在性不安。32年之后，卡夫卡对此作了详细的侧面报道。有必要指出，这则报道包含着令人难以想象的丰富内容。
我常常放开思想……
从这则报道可以看出，在各种存在性不安的综合作用下，一个6岁儿童的自我感觉是何等卑微。即使在家中的女厨子面前，他都无法对自己的人格产生信心，甚至一个卖煤小贩的旁观，也要威胁到他的存在，更不用说学校里"为世人所尊敬的老师"以及这个世界中其他的人和事了。如此发展下去，最后必然形成一种综合性的、无比脆弱的存在性不安，对这种综合性的存在性不安，卡夫卡自己作了最简明的表述：
这则报道透露出卡夫卡阴郁不安的小学生涯："学校本身对我来说已构成一种威吓"。在那段经历中隐藏着噩梦般的存在性不安，给他后来的人生阶段投下沉重的阴影。对此，他在30年后作了伤感而绝望的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