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许多年前的事了。一次，我坐在劳伦茨山……心里非常悲伤，我要检查一下，自己对人生还有什么希望和要求。我最大的希望，或者说，对我最有吸引力的希望，是得到对人生的一种看法，当然，我还要用笔把这个看法写出来，让别人相信我的这个看法。这两点：得到某一种看法同表达这种看法，是紧密相连的。我对人生的看法是：虽然，人的一生大起大落，有着明显的变化，但是，它又是子虚乌有，是梦幻，是游云。想真心实意地了解生活，这也许是一个美好的愿望，这好比我要一张做工蹩脚的桌子。我在做这张桌子时非常专心，一点都不分散精力，免得人家说，桌子对我是可有可无的，是子虚乌有；我这么专心地做桌子，别人看了，只能说："他真的是在做桌子，他敲的每一下都是实实在在的，但同时，它又是一种虚无。"这样一来，我在桌子上的每一记敲打就更加有力、坚定，更加真实。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这么说，这每一记敲打更加疯狂了。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一个人根本不可能这样去希望得到某件事情，因为，他的希望不是希望，它只是个狡辩，是物化了的子虚乌有，所谓的希望其实是，他给子虚乌有以一点点活泼的表面现象；虽然，他本人还没有故意走进到这子虚乌有之中去，不过，他已经感到，子虚乌有是他的本质要素；这是一种告别方式，当他还年轻时，他就是用这种方式告别了这个世界的虚假现象。这个虚假的世界并没有直接欺骗他，而是通过他周围的权威人士的话欺骗了他，这样他才有了这个所谓的"希望"。见瓦根巴赫：《卡夫卡传》，第43－44页。
无论是眷顾"可爱的手"，还是对温暖的向往，它们都反映着卡夫卡内心世界的寒意。正如我们看到，他的内心世界是一片"冰封的大海"。而当他渴望着"咬人的书"，当他说"一本书应该是一把能劈开我们心中冰封的大海的斧子"时，他不仅表达了对阅读的希望，也表达了自己心中文学创作的最高境界。
与波拉克的友谊在焕发他生命力的同时，也把他推向更自觉的艺术创作。这一友谊的终结，真正把青春期的卡夫卡推入了彻骨的寒意（关于"冰封的大海"正是致波拉克的一封信，其日期大概正值两人的友谊开始逐渐消失之际）。在波拉克之后，卡夫卡几乎与生俱来的孤独倾向基本上已成固结。如果相对卡夫卡内心的缺憾而言，与布洛德以及鲍姆和韦尔奇的友谊较多地属于文学性质。它一方面无法击破卡夫卡心中的冰海，另一方面也促使他越来越深地走进文学，越来越深地执着于致波拉克信中那样一种文学创作境界。
从很早的时候起，至少在那些格外地渴望着友谊和爱情的日子里，在那些令青春无比忧郁的寒意中，卡夫卡就已经形成极为独特的文学抱负。一个在童年的远方和内心的深处如此不幸的人，本能地知道如何在文学中去寻找他所需要的东西。在一个越来越现代化的世界上，对这样一位至为孤弱而又至为真诚的孩子，文学是他最后的避难所。他所经历的童年和青春、友谊和爱情，所有灵与肉的搏击，他所接受的文学、观念和思想的洗礼，所读过的无论是否咬人的书、无论能否劈开冰海的书，都在为这位不幸王国的王子戴上荆冠，把他一步一步引入那注定久久不为世人所识的文学境界。文学也知道如何给予，尤其知道如何给予这样一个孩子，一个对文学的世俗的含义几乎一无所求的孩子。文学的给予通常所要索取的代价，这孩子早已付出了。他在文学的世界中再也不会失去什么，而他可能得到的，也许是无边的文学境界。用这个孩子自己的话说，他是逃到了无边的境界中，否则他怎么会对这种无边的境界感到高兴呢？他是在无边而一无所有的沙漠中，用一种煞有介事的哑语呼喊。
当然我的意思并不是说，要是我不写作，我的生活会更好。相反，不写作我的生命会坏得多，并且是完全不能忍受的，必定以发疯告终。《卡夫卡书信日记选》，第169页。
如果世上真有"可爱的手"，那更可能是在孤独的阅读和写作之中而不是在其他地方。从中学时代开始，卡夫卡就经常挑灯夜读，以至经常被父母粗暴地关掉煤气灯，一个人在黑暗中无比委屈地感受着心灵的创伤。从中学高年级他开始了文学创作。然而，"开始是多么痛苦（当然，无法与现在相比）！从我写下的东西里面，何等样的寒意整天追逐着我！"让卡夫卡感到痛苦的，并非作品中情节的寒意，而是家人对作品的嘲笑。"从这一家人的情感中，我洞见了我们这个世界冰冷的空间，我首先想找到一把火……"
我是个素食者。素食者靠自己的肉为生。雅努施：《卡夫卡对我说》，第192页。素食者是一个隐喻，它象征一种命运。在一个盛行"肉搏"原则的世界上，一个"素食者"只能拥有这种命运，他只能自我啃啮、自我折磨。这样的人不可能是别的什么人，只能是一个作家。
即使我不从事写作，我也同样是作家……贝克勒等编：《向死而生》，第92页。而这一作家的涵义与常人的理解相去甚远。对于他来说，写作只意味着向虚空和黑暗伸出绝望的手，只是为了不从烟里跑到火里。
不管怎样，文学对于卡夫卡几乎是唯一的意义和生命之所系，于是注定只能成为一种"私人宗教"式的东西，成为与常人眼中的"文学"截然不同的"艺术"。用卡夫卡后来的话说，"祈祷和艺术是感情强烈的意志行为。人们要超越正常存在的各种表现意志的可能性，将它们升华。艺术就像祈祷一样，是一只伸向黑暗的手，它要把握住慈爱的东西，从而变成一只［自我］馈赠的手。"艺术是一种虔诚而悲哀的乞讨，"为了馈赠自己而乞讨"。而相应地，"［艺术的］语言只借给活着的人一段不确定的时间。我们只能使用它。实际上，它属死者和未出生者。占有［艺术的］语言必须小心谨慎。"正因为如此，"艺术向来都是要投入整个身心的事情，……艺术归根结底是悲剧性的。"关于卡夫卡这一思想，参见雅努施：《卡夫卡对我说》，第19、44、46、54、55、56页等处。
的确，只有理解了艺术对于卡夫卡的意义，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他在中学和大学时代对自己的文学创作是那么讳莫如深，直到1906年都始终保持沉默，聚会时也最多朗读一下他最喜爱的作家的作品。此后，也要在同学和朋友强烈的请求下才会朗读自己创作的小说。一生中，与历史上大多数文学人格相比较而言，他写得很少，发表得更少，而且，他很少主动发表作品。根据他后来的青年朋友雅努施的回忆，发表作品将引起他强烈的不安。在死亡面前，他将在遗嘱中请求朋友销毁他的绝大多数文字。站在将近一个世纪之后的今天我们可以说，他是在孵化一种世所罕见的艺术，久久地、久久地孵化。用他自己生命最后时光一篇小说《饥饿艺术家》中的隐喻说，那是一种"饥饿艺术"，一种本身就是悖论的艺术。这种艺术从尘世间的身外之物中永远"找不到适合自己口胃的食物"，于是只能自我喂养，只能伸向黑暗，向虚空乞讨。就像他那"最瘦的人"的身躯，在一个盛行"肉搏"的世界上什么也不为，什么也无法为；就像那只"迷惘困惑地在人们中间跳来跳去"、无处藏身的"断翅寒鸦"；就像那位"饥饿艺术家"，到最后甚至无法表演；……
时光流逝，站在今天的立场上，我们也可以用一种宏观的眼光来看待青年卡夫卡文学的悲哀。当人类社会文明发生剧烈变化，历史性、群体性的价值观念体系分崩离析，文化和地理的地平线上战云密布时，个体，尤其身心敏感的个体就可能产生预感，他们过去不幸的生活史将成为一种预兆性的经验内容，与人类未来将要经历的遭遇之间有着一种前定的同构。他们遂成为时代的拉比或先知。历史上，卢梭、克尔恺郭尔、叔本华、尼采、卡夫卡等都是这样的先知式人物。
只有摆平自己，也只为"摆平自己"。这是卡夫卡及其艺术与生俱来的命运。他只有拥抱这一命运。这是一个痛苦的悖论。我们的卡夫卡不能回避这个悖论。他必须面对悖论，成为悖论。否则他会成为"悖论的悖论"——那意味着疯狂，那是比悖论更糟糕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