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问题深刻的症结并不在父亲身上，正如我们指出过，父亲不过是生活的"代表"而已。而世界也不可能只由"您和我"组成。我们看到，就连卡夫卡自己也承认，在性欲ABC方面，在上述冲突之前，就有同学来关照他了。根据卡夫卡当年同学和朋友发表的回忆，在性发育方面，卡夫卡有自卑感，自我感觉发育不足。有分析家认为，这也许就是他没有跟同学们一道去找妓女打交道的原因之一。相反，他有意用一种冷淡的神情，用"肮脏"的玩笑和"污秽"的故事掩饰自己的尴尬处境。这种态度激怒了同学们，于是，"为了他好"，无论他自己是否愿意，他们自动承担起卡夫卡性启蒙教育的任务。在写《致父亲的信》之后两年，在一封致妹妹艾莉的信中，卡夫卡回忆了当年同学们对他的"关照"：例如，那两位挑逗我的男孩，当时无疑已是无所不知的人了；而同时，事实上他们的性格特别坚定、果断。他们一左一右，联合起来对我施行启蒙教育；右边那位性情快活、有父亲般的气度，有男子气，他那种笑声，我后来从各种年龄的男人(包括我自己)那里都听到过；……左边那位较为一般，是个说教的角色，较为没劲。两人都在很久以前就结婚了，一直呆在布拉格。右边那位，多年前就给梅毒毁了容，完全不堪辨认，如今死活不明。左边那位［胡果·海克特］，眼下是性病教授和专家，某性病防治协会主席。我不想比较他们；不管怎样，他们无疑都是我的朋友。当时，他们只是凑巧结成派对来挑逗我。
与塞尔玛·珂恩的那场恋爱，具有多重的象征意义。在那场精神恋爱中，卡夫卡显示出了他血液中"洛维家族"的气质，表现得纯真、温柔而敏感。20多年后他写道："作为一个男孩，我保持了纯洁，对性爱没有兴趣，不像现在……引起我注意的，只是不惹人注目的事情……例如，大街上我眼里那些最美、穿着最漂亮的女人，多半并不是好女人"。Ernst Pawel, The Nigntmare of Reason：A Life of Franz Kafka,P.75.卡夫卡与胡果·贝尔格曼同窗12年，无话不谈，唯独不涉及性的问题，也反映了他这方面的气质。
但是，不管怎样青春却无法抹煞，无论如何它总要崭露头角。正是在中学后期，在准备报考大学的过程中，卡夫卡经历了本章开头所述的那场柏拉图式恋爱。
无论卡夫卡是否恐惧伦理－人际关系，他无法完全切断自己对一份情感的渴望。大学毕业后不久，他在致布洛德的一封信中写道："我如此急切地需要有一个人，希望他来爱抚我。所以，我昨天和一个妓女在旅馆里相会了。可惜那个妓女年龄已经太大了，她再也不会有丰富细腻的感情了。我不能像对待一个偷情的女子一样去对待她。我即使没有让她吃惊，也至少让她感到遗憾了。她没有抚慰我，所以，我也没有抚慰她。"见瓦根巴赫：《卡夫卡传》，第86页。
无论人间是否总是存在"可爱的手"，无论友谊能否地久天长，人的个性却倾向于始终如一。个性是人的命运，而"学校和家庭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抹煞我的个性"。
显然，对卡夫卡来说，性爱既是天堂又是地狱，人在性爱中既是美人又是野兽，用他自己的话说，性爱既让人渴望又让人恐惧，它是一种悬而不决和不由分说的"疯狂的力量"。有人相信，性爱及其对象深刻地反映出人的内在分裂。性爱和对象的魅力让人强烈感受到移情的冲动，让人在某种程度上产生神化感。然而与此同时，性爱又以它"原始场景"式的表达方式考验着我们的身心，惊吓着我们的冲动和抱负，让人痛感生物性的陷阱、痛感移情的失败和神化感的否定。如果一般人在性爱中都难逃分裂的命运，遑论卡夫卡了。虽然，在他首次经历的这一"原始场景"中，其心理上的复杂性令人惊讶，但正如他自己的总结，这一"恐惧－渴望"的遭遇，其结果是只剩恐惧，而"没有渴望"，即便有，也令他那么痛苦不堪：当时是这样，后来一直也是这样，我的身体几年之久常常处于静止状态，可又不断被震撼。对这么一种种小小的，但确实可厌的事的渴望，对某种让人有点反感、痛苦的肮脏的事情的渴望往往把我逼到无法忍受的地步。即使在我所经历过的最美好的时刻，也有某种东西在作怪，某种淡淡的难闻的气味，某种硫磺味，某种地狱味。这种欲望有点永恒的犹太人的性质，他们被莫名其妙地拖着拽着，莫名其妙地流浪在一个莫名其妙的、肮脏的世界上。《卡夫卡致密伦娜情书》，第179页。
在这场艳遇之后两年，在大学毕业阶段，卡夫卡又经历了一场男女之间的友情，初尝了甜蜜而痛苦的单恋。那是一位19岁的犹太姑娘，维也纳大学的学生黑德维希·瓦尔勒。就像几年前的波拉克一样，这位姑娘也具有活泼、果断的外向型性格，她虽然比卡夫卡小5岁，反而常常像大姐姐一样给他重要的帮助和安慰。她代表了卡夫卡由于内心深处的缺憾而特别渴望的人格类型。卡夫卡对黑德维希表现得十分痴情，他生平第一次用书信的形式向对方表达自己的感情，短短一个月内就达到八封信之多。为了让她毕业后能够到布拉格工作，他甚至代她在布拉格的报纸上刊出广告。这场颇有些狂热的单恋以黑德维希决定留在维也纳工作而告终。1909年，即卡夫卡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两年，两人的关系彻底断绝。
转引自Ernst Pawel,The Nightmare of Reason:A Life of Franz Kafka,P77-78。
第一次性关系和第一次艳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使我们有必要在此略作逗留。卡夫卡对第一位姑娘的厌恶心理，也许包含着他对那位姑娘身份的怀疑，也许隐含着他对纯粹肉体接触的反感和对浪漫爱情的渴望，但也很可能反映了他对伦理－人际关系的恐惧。尽管服装店那位姑娘并不具体属于他切身的伦理－人际关系网络，但是，她无疑与这一网络有着一种独特的关联。与第一次艳遇类似的经历后来又发生过一次，那是在八年后。当时，卡夫卡与未婚妻菲莉斯相识已经一年多，正在是否订婚的问题上犹豫不决，苦恼不堪；在赴大利出差途中、在常规的伦理-人际关系之外，他与一位瑞士少女的艳遇使他感到深深的满足，并也留下一篇作品作为纪念。后来他对布洛德说："我基本上对女性没有过深厚的感情，只有两次例外。"
两年后的夏天，卡夫卡由于精神过度疲劳而住进了疗养院，在远离布拉格的楚克曼特尔逗留了整整一个月，在那些完全陌生的人中间，他反而变得十分活跃。似乎可以说，在平日里令他无暇应付、且令他防不胜防的伦理－人际关系网络之外，他找到了久已憧憬的自由世界。"我到西里西亚才四个星期，就同周围的人打得火热，我经常跟一些妇女打交道"。在那里，卡夫卡遭遇到他生平第一次真正的"艳遇"：在一位已不太年轻的漂亮女人身上，他第一次享受到感情上的满足。这也是他自称真正让他感到满足的两次"艳遇"之一。两年后，他甚至写成一篇小说《乡间的婚礼筹备》，作为对这一经历的一种纪念。并非偶然，他在这篇小说中借主人公拉班的话含蓄讽刺了自己在布拉格囚禁般的生活，表达了对伦理－人际关系网络的不满，尽管我们不知道他对伦理－人际关系有无自觉的认识："在城里满可以放弃于人无益的事情。如果不放弃，那到头来只会因其不良后果而谴责自己。那时他将后悔，并由此才真正明白，今后他该怎么办。"
事实正是如此。大约就在与塞尔玛·珂恩那场精神恋爱前后，据卡夫卡回忆，在关于性欲的问题上，"肯定不会比十六岁大出多少"的他，与父亲发生了一场重大的冲突。根据卡夫卡在《致父亲的信》中晦涩的表述，后人大致可以揣想事情的经过。一天傍晚，在与父母一道散步时，他用与父亲谈话时惯常的冷淡语调，带点结巴，责备父母没有及时对他进行性欲ABC的启蒙教育，以至"一直让我懵懵懂懂，因此不得不由同学来关照我"。卡夫卡说，他当时还撒了一个谎，声称由于性启蒙的延误，他"曾濒临过莫大的危险"。而撒谎的动机，据他说一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勇敢，二是为了对父母进行报复，此外也许还想诱使父亲作出某种回答。结果，曾经身为奥地利中士的父亲果真作出了某种回答，但是却粗野得可怕，"坦率得出人意表，带有某种原始时代的色彩，……又具有现代人无所顾忌的特色"。据卡夫卡称，"这是符合一个饱食终日、四体不勤、永远内省的孩子春情萌发时的心理的，然而我的外表的羞耻心却因此而大受伤害，或者说，我以为它必定大受伤害"。在总结这一事件的时候，卡夫卡"怨毒"的言词直指父母双亲(也许更多地指向母亲)，对他自己命运的逻辑作出了某种阐述：……至于您在结婚以前可能也会给自己出过类似的主意，这在我看来是完全不能想象的。就这样，您身上几乎没有一丁点儿尘世的污秽。而您却用几句赤裸裸的话语，将我推入了这种污秽的泥潭，仿佛我命中注定活该如此似的。倘若世界上只由您和我组成(我很容易这样想象)，那么，这个世界的纯洁便以您而告终，而由于您的劝告，污秽便随我而开始。《卡夫卡小说选》第549页。
然而，人虽非野兽，但也并非天使。每个人的天性中既有纯真的东西，也有着相反的东西。尤其是，卡夫卡早年的不幸使他容易为"肮脏"所污染，而在一个"肮脏"的世界上，他更是难以避免遭受污染的命运。在他的青少年时代，欧洲正蔓延着世纪末的颓废情绪，资本主义正在走入全面的大规模消费时代；人们对性与爱的问题也越来越具有消费眼光。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上，尤其在当时像熟过了头的苹果一样正在走向腐烂的中欧，尤其在布拉格这纷乱、冷漠、而又潮热的"童床"上，一位正值青春期的男孩，不管怎样都会受到重大的冲击，他自谓的纯洁也值得打上某种问号。
不管怎样，"人间的污秽"早晚要毁掉卡夫卡的纯洁。也许就象他自己所说，通向爱的道路总是要穿过污秽，舍此不能到达目的地。青春是一所大学校，知识、观念、文学和创作、爱情和性爱……都是这所学校的实习课程。1903年夏天，这位刚过20岁生日不久的二年级大学生经历了他生平第一次性关系，并显示了他身上复杂的气质。那正是大学阶段考试前夕，卡夫卡在家中楼上进行填鸭式的复习。楼下服装店门后总是站着一位年轻的售货小姐，炎热的气候和枯燥的复习驱使他跟那位小姐眉目传情，并终于通过手势约定了时间地点。可是当我晚上下去时，另一个男人已经等在那儿了。不过事情并没有因此而有所不同。我本来就害怕每一个人，他不过是又一个让我害怕的人罢了。即便当时他没在那儿，我照样会害怕他。姑娘虽然挽着他的手，却示意让我跟在后面……那家伙离开了，姑娘跑进房子，我等她出来，便一道向……一家旅馆走去。还没到旅馆，一切就已经是那么诱人、令人激动，同时又叫人厌恶；到了旅馆还是如此。黎明时——天气还是那么热，那么美——我们走回家去，走过查尔斯大桥；我自然很愉快，但愉快仅仅在于，我那老是抱怨不停的身体终于获得了某种平静。愉快首先在于，一切经过没有更龌龊，更叫人厌恶。后来，我又同这位姑娘聚过一次，我想是在两天以后，一切都像第一次那样令人满意。然而，没多久我就度暑假去了，在那儿与一位姑娘小有纠葛；等回到布拉格，我再也不敢看服装店那姑娘的眼光了，在我看来，她变成了我不堪面对的敌人，虽然她实际上是位友好和善的姑娘……我不想说，旅馆里那姑娘全然无意识地做了一点什么令人厌恶的事情(不值一提)、有过一点什么猥亵的言行(不值一提)，并因而成为我敌意的唯一由来(当然不是那么回事)。但是记忆无法抹去——记忆已经铭记下了那个时刻，那个我知道自己永远不会忘记的时刻；而且，当时我就知道(或以为自己知道)，整个说来，就外部而言，那猥亵的言行并无存在的必要；就内部而言，它们却是整个那场经历不可分割的部分，正是这猥亵的言行(它仅有的标志不过是她小小的一点动作和言语)以它如此疯狂的力量把我拖进这家旅馆，要不然我会用最后一点力气努力去避免。转引自Ernst Pawel,The Nightmareof Reason：A Life of Franz Kafka,p.84-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