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卡夫卡所感受到的东西是事实还是臆测，最终结果，伴随着在父亲面前的不安和恐惧，他内心深处积累起深深的羞愧、内疚和罪感。整个《致父亲的信》中，"内疚"、"罪"、自觉"龌龊"和"污秽"、"羞愧"等表明罪感的陈述和用语出现之频繁，超过任何其他陈述和用语，甚至超过他用以指责父亲专制、粗暴和野蛮的陈述和用语，整封信也就在讨论"有罪"或"无罪"以及"谁之罪"的高潮中结束。
相反，既然是不公正的有名之罪，那就当然可以进行彻底的洗刷，那就是：战斗，那就是：永远不退出战斗而不是相反。也许，与生俱来的命运首先就扼住了我们的咽喉，让我们在生理上那么羸弱，在心理上那么难以"挺住"，让我们"垮掉"，让我们"出师未捷身先死"，……但是，只要我们不向命运低下自己平凡而高贵的头颅，我们就永远不会没有机会去涤荡那失败之"罪"的耻辱，洗刷那铭烙在我们皮肉和心灵上的红字，从而反过来扼住命运的咽喉。肉体能量的弱小是事实，但是，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心灵和智慧的创造性运用，去弥补我们肉体能量的缺憾。我们可以"用理论的死亡代替肉体的死亡"。或许，在相当的时间范围内，我们的身心能量暂时无法成长到能满足战斗需要的程度，但我们可以卧薪尝胆，发愤图强，潜心寻找一条强身健体之路。或者，我们可以展开迂回的自救运动，通过某种自强不息的努力，让生活偿还对我们不公正的剥夺。或者……要做到这些并不十分困难，只要我们坚信自己无罪，只要我们永不抱怨，只要我们永远不说"不行"或"迟了"；只要我们坚信自己生来不是要给生活打败：我们甚至可以在肉体上被消灭，但在精神上却永远不可战胜；只要我们锲而不舍，把努力留给自己，把结果留给上帝；……一句话，只要我们承受住"悬而未决"，只要我们始终挺住、绝不放弃。
在"莫名的罪恶感"这一短语中，正是"莫名"这一修饰词特别地引人注目。其实，仔细分析还可以发现，卡夫卡所谈论的罪感具有着双重的"莫名"。首先，那是一种强加的"莫名"之物，其次，儿时的卡夫卡还并不知道那个词的"真正意思"。在生存论心理学看来，这段刻骨铭心的往事充分表明：从儿童时代开始，卡夫卡的生命的确受到某种严重的损害，其损害的形式表现为生命能量的被封闭。并非偶然的是，生存论心理学的天才人物奥托·兰克刚好对这个问题发表过卓绝的表述。正是兰克，代表精神分析对艺术创造心理学作出了不朽的贡献。在《意志疗法以及真理与现实》一书中，兰克强调指出：罪感是一种束缚。当人被自身不能理解的方式所损害和阻碍，当他被世界封闭在自身能量之内，就会感到罪感的束缚。转引自贝克尔：《反抗死亡》，第279页，并参考原书The Denial of Death。
与此相反，无神的罪感将使卡夫卡不堪痛苦。在生活的诸多烦恼面前，他无法隐忍，相反将充满抱怨。的确，过分残酷的生活压制卡夫卡的成长，"无神"的罪感则格外地销蚀他的生命和能量。这种生命、能量和成长的被剥夺、被封闭，使他永远像一个孩子。这个孩子面对着自己本应拥有的生活和成长，将格外地渴望。的确，卡夫卡的罪感与他在父亲世界面前的不安和恐惧相对应，也与对父亲世界的潜在渴望相对应。在他身上，渴望、罪感、不安和恐惧交相混杂、彼此依存，最终形成"恐惧－渴望－罪感－恐惧－渴望－罪感……"的循环。这种循环正是卡夫卡迟疑不决、揣揣不安、左右摇摆、三心二意、反悔无常、自我分裂等性格表现的最终原因，是他人格结构中"肉体性"的实质。这种循环将使得他什么也不是，而只能永远"是一个孩子"，同时又始终"在成年人中流浪"。他将格外渴望着一份本真、美好、纯洁的生活，同时又始终感觉自己是在龌龊、污秽、肮脏中"打滚"，感觉到生活的"异化"。这种敏感又会反过来强化罪感，并加深"恐惧－渴望－罪感－恐惧－渴望－罪感……"的循环。当然，有必要再一次指出，"洛维家族"气质中的正义感和神经过敏，在这一过程中也起着重要的影响和作用。
跟在其他类似的场合一样，有必要指出，我们并非是在就事论事，也不是要为教育者应负的责任辩解或开脱，更不是在指责卡夫卡自己的过错。在这里，跟在其他场合一样，我们刚好是希望尽可能全面而深刻地理解卡夫卡不幸的根源。正如刚才提到弗洛伊德，我们并非真是要在小学二三年级的卡夫卡与大学时代的弗洛伊德之间作出对比。弗洛伊德那段回忆让我们想到的，主要并非他面对残酷打击时健全、清醒而坚强的身心状态，而是这样一种身心状态得以产生的幸运根源。很显然，两种根源都存在于童年之中。关于弗洛伊德，用他自己的话说：一个已成为母亲爱子的男子汉，终生饱含征服者的情感；这种信心会导致成功，往往成为致胜之本。用我们的话说，弗洛伊德自幼享有非常美好的母爱，享有健全的父母双亲之爱，足以保障他与父母实现正常的同化，成功构建儿童期神化工程，从而谱写出动人的"移情英雄诗"。可怜的卡夫卡却未能如此幸运。相反，他是不幸的牺牲品。正如我们从不同的侧面所反复了解到，他从小就被父亲及其所代表的世界加以程度极深的剥夺和"阉割"，以一个"最瘦的人"的羸弱身心，过早地暴露在那个世界面前。那是一个哥伦布的、雄性的世界，其中盛行着"肉搏"的法则。在那个世界中，对于一个被严重"阉割"的孩子，失败是注定的命运。而失败之"罪"及其内化而成的罪感，则几乎是他得以苟活的前提。
事实上，他所经验和感受的这种罪感，正是生活中各类慢性自我损害中根本的动力机制。正是在这一点上，又是生存论心理学，为我们指出了问题中最为复杂、晦涩、微妙而又意味深长的关键：……［患者］利用自己的罪过感死死抓住移情对象，努力保持自身的处境。他只能这样做，因为他没有能力对移情对象进行分析以摆脱和超越这一对象。比起自由和责任的可怕重担，罪过感要容易承受一点——特别是当那有可能让人重建生活的选择来得太迟的时候。如果你不能惩罚他人，如果你由于他人代表了你所认同的不朽观念因而甚至不敢加以批评指责，那么，你就最好选择罪过感和自我惩罚。如果你的神不可信赖，你的生命也就失去了价值；因而你必须认定恶必在自己内部而非神的身上，这样你才能活下去。罪过感使你失去了某种生活，然而避免了死之大恶。……［患者］之所以夸张他的罪过感，是因为它以最安全和最轻易的方式解决了他的困境。他也设法让旁人对他作出反应，怜悯他，重视他和关照他……贝克尔：《反抗死亡》，第330页。
就这样，关于罪以及罪感的讨论，把我们带到对卡夫卡问题的综合性认识面前。我们看到，卡夫卡的罪感与他"移情英雄诗"的失败相关。移情对象是我们良心的焦点，是我们整个善恶世界的焦点。它不是什么轻易能摆脱的事物，因为它体现了我们整个的英雄主义系统。同样，卡夫卡的罪感体现了他向父亲及其世界移情的失败。
在这一过程中，最重要的事情不是"肉搏"中生理上的失败，那只是外来的挫折；同样，最重要的事情也不是他人强加的"莫名"之罪，那本质上也只是外来的挫折；最重要的事情是他把外来的挫折经验和感受为内在的罪感。实际上，年幼而羸弱的卡夫卡是被生与死的残酷分量压倒了。他羸弱的生理无法承受"肉搏"所需要的"粗暴、专制和野蛮"，敏感而脆弱的心理也没有"挺住"的能力。在那场"肉搏"中"垮掉"，并产生内在的罪感，只是个时间问题。就此而言，厨娘只是一个契机，甚至可以说，厨娘只不过刚好提供了他内心所需要的"莫名"之罪。与其说是厨娘导致了他内在的罪感，不如说是他内在的"罪感动机"与厨娘提供的罪名产生了"匹配"，得到了某种确定的表达。当然，在整个过程中，"洛维家族"气质中的正义感和神经过敏，也不容忽视地产生着某种程度的影响和作用。用一种近乎残酷的逻辑可以说，卡夫卡内在的罪感总会找到自己的表达方式，总有人会向他提供"莫名"之罪，不是厨娘，就是别的什么人。事实上，最初，"ravachol"一词的意思卡夫卡并不知晓，但却让他感到自己遭到"咒语"，从而"成为邪恶、神秘的一部分"，并让他"无端恐惧"。这一细节，刚好是对上述逻辑的有力证明。
在他眼里，人际生活和伦理生活中充满了罪过，而且都归结于那古老的原罪。所有的罪都被他理解为原罪。值得指出的是，他对自己关于罪的认识显然十分自信，有一次他这样说："有时我相信，我比任何人都更理解原罪。"似乎，他确有资格说出这样的话，因为在大约五年前，他已经完成了一部重要的作品《审判》，关于"有罪还是无罪"的主线贯穿了这部长篇小说的始终。《审判》一书对理解卡夫卡与罪感问题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将在后面适当的时候作出必要的进一步考察。然而，对于我们来说，他临终前几年的一段回忆恐怕更能说明问题。前面已经提到过，大约就在写下《致密伦娜情书》的同时，他向一位青年友人回忆起儿童时代一件刻骨铭心的往事。当年，为了证明自己不是所谓的"小犹太软蛋"，他也曾拼死参加孩子们之间的"肉搏"。但常常被"打得半死"。有一天，他鼻青脸肿、又脏又烂、哭哭啼啼回到家里，却被厨娘骂成是"罪犯"。
在生活中，没有人能完全避免失败的残酷打击。在那样的时刻，人不可避免地会感受到"罪"的沉重分量。但是，问题的关键不在这"罪"本身，而在当事人经验和感受这"罪"的方式。他可能把"罪"经验和感受为来自外部的挫折，也可能把它经验和感受为来自内部的挫折。如果是后者，那么，真正的不幸就产生了，因为，如果一个人把失败之"罪"经验和感受为来自内部的挫折，那就意味着：在与这失败之"罪"相应的某种方面和某种程度上，他中断了自身内在生命可能的成长。正是对于这后一种情况而言，兰克以天才的洞察力指出：罪感产生于未被运用的生命，产生于"我们内部未展开的生命"。事实上，在那些悲哀的日子里，在那为捍卫犹太人尊严而展开的"肉搏"中，卡夫卡，这个生来不幸而羸弱的孩子，这个"最瘦的人"，的确难免失败的悲惨命运，继而被沉重的失败之"罪"所压倒。然而，关键在于，他如何去经验和感受这种失败之"罪"。卡夫卡可以把这失败之"罪"经验和感受为来自外部的挫折。要是那样，他就有可能清楚地意识到，作为结果，那沉重的失败之"罪"是不可避免地落到他身上了，但那绝非他本身应得之罪，并非"邪恶、神秘"的"莫名"之罪，从而也不会"令我感到无端的恐惧"。要是那样，他就会意识到，那是生活向他强加的不公正之罪，是"莫须有"的"名教"之"罪"，是"有名"而绝非"莫名"之罪。固然，这有名之罪暂时留在他那"被打得半死"的肉体上了，但它绝不可能"铭烙在心田"。也许，"罪犯"二字可能表现出刻骨铭心的强度，但绝不至于到"无法以任何补赎或悛悔的方式将它剔除"的程度，更不至于让一个人在即将终其悲哀的一生时，仍被"莫名"之罪所压倒，仍噩梦般地感到"至今我仍是个ravachol［罪犯］"。
与他的恐惧一样，他的罪感也是一种悲哀而被动的防御机制。面对强悍的父亲世界，他无法安全演出自己的"移情英雄诗"，也无法成功地掩饰"移情英雄诗"的失败。父亲世界不由分说，没有他的余地。然而另一方面，"失去权威的力量和认可就等于失去自己的生命"。他只好让自己还原到一种与婴儿的孤弱相应的状态，那就是罪感以及相应的抑郁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他放弃了自己的勇气以及相应的防御机制，然而，"人的防御机制的丧失，刚好就是一种防御行动。"在这一过程中，宗教薰染和上帝之爱的缺失，必定产生着一种复杂、微妙然而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及其机制，我们尚不十分明了，也没有条件在此处详加讨论。但是，不难理解，没有宗教的寄托和上帝之爱的慰藉，人会格外感到无路可逃，人会格外有着"死无葬身之地"之感。至少，生命的斫损和罪感的折磨会格外显得无可回旋，人会格外显得像一个孤弱无助、茫然四顾的孩子。与此对称的状态是虚无感。
这双重的刺激竟让他患了一场大病。按卡夫卡自己的说法，厨娘"心肠很好"，并非有意伤害他，后来特地申明是出于玩笑，并向他道了歉，但是，卡夫卡内心却留下了永久性的创伤。生理上的病虽然好了，"罪犯"一词却像荆棘一样扎在他的心理感觉之中，"或者更像一截断了头的针在我体内循环"。卡夫卡退出了战斗："从此我再也没有参加孩子们的街战了。"卡夫卡总结说，从此他产生了深深的罪感，这种罪感不仅刻骨铭心，而且无法忏悔或赎取，因为它是生活强加于他的东西，是"莫名"之物。正是由于这种无法赎取或忏悔的"莫名"之物，他终生成了罪人：没有比莫名的罪恶感更容易铭烙在心田的了——因为这种罪恶感没有真正的根据——无法以任何补赎或悛悔的方式将它剔除。所以至今我仍是个ravachol［罪犯］，即使我早就把过去与厨娘的事遗忘了，而且也知道了那个字的真正意思。《卡夫卡寓言与格言》，第104－105页。
本来，如果父亲世界对他的"阉割"不是那么彻底和令人绝望，他还有可能挽救自己，还有可能通过"肉搏"中的斗智斗勇，去运用、展开和壮大自己内在的生命力，对世界的"阉割"实施漂亮的反击战。遗憾的是，正如前面所指出的，父亲世界和他自身能量的对比太过悬殊了，对于他来说，打击来得既重又早。事实上，并非是通过那场"肉搏"，而是早在父亲及其世界面前，卡夫卡的罪感就已经被内化了。
就这样，莫名地把我划入一群连我自己都不明白的人类当中。她使我成为邪恶、神秘的一部分，令我感到无端恐惧。我是一个ravachol［罪犯］，这个字给我的感受，就像从嘴里唪念出的咒语一般，给人一种难以忍受的压力。为了疏泄这重积郁，有天晚上，趁着我父母亲打牌时，我问他们ravachol是什么东西。父亲眼睛离都没离开纸牌，说道："一个罪犯，杀人者。"顿时，我直直怔住了，……厨娘竟把我叫成了杀人犯，这使得我全身瘫软……卡夫卡：《卡夫卡寓言与格言》，张伯权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03页。
弗洛伊德刚进大学校园时的经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当时他发现，即便大学中那些高雅的知识分子，也对犹太人怀有可怕的偏见。那些人满以为他会因为自己是犹太人而感到自卑，从而自觉地与大家"划清界线"。对于这种公开的侮辱，弗洛伊德感到吃惊，但是"并没有感到太多的遗憾"。相反他认为："对于一个积极进取者来说，再怎么排挤，他还是能在社会的某个角落，寻得一块立身之地。……在大学里的这些最初感受对我的影响，后来证明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年纪轻轻便已处于反对派的地位，尝到了被紧密团结的大多数压制的命运。这为我以后的独立判断力的形成，多少打下了一些基础。"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自传》，顾闻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6页。然而，我们的卡夫卡没有把那痛苦的失败之"罪"经验和感受为来自外部的挫折，而是相反。无论当时是否情愿，他接受了"罪犯"的罪名，带着这失败之"罪"的象征退出了战斗，并把它内化为几乎持续终生的罪感。换句话说，他把失败之"罪"经验和感受为来自内部的挫折，从而在相应的方面和程度上，中断了自己内在生命可能的成长。
值得指出的是，这样一些相关的生存状态，正是生存论(即存在主义)哲学所关注的要点。就此而言，卡夫卡的生存模式有着一种典型的意义。另外一个与此有关的重要问题是，在一种涵义较为模糊的意义上，与有着宗教薰染和上帝之爱的孩子相比，这样的一个孩子将相对难以保持他的童贞。也许正因为如此，卡夫卡始终在抱怨生活的"龌龊"、"污秽"和"肮脏"。在这个问题上，卡夫卡与克尔恺郭尔这两个"绝对单数形式的人格"又一次形成了意味深长的对比。这不仅意指所谓"坚定的童贞"和"永远的、流浪童年"之间的对比。基督徒克尔恺郭尔内心充满坚贞的宗教感，由于这种宗教感，在他眼里，受苦意味着罪，而罪，那是得救的条件。正因为如此，克尔恺郭尔勇敢地面对生活的一切苦难，带着自己特有的罪，殉道一般无条件地站在上帝面前。
单是这封信本身就会让人感到，卡夫卡一生为罪感所压倒，直到致命的打击猝然降临，才振作起"向死而生"的勇气禀笔直书，为拯救自己的生命或良心作最后的挣扎。事实也正是如此，在第一章第五节我们已经大略谈到卡夫卡写作这封信时的处境，后面我们还将更全面地了解到这一点。
的确，与克尔恺郭尔一样，卡夫卡的一生是被罪感所折磨的一生。正如《致父亲的信》所表明，那深深的罪感从儿童时代植入他的身心，在"向死而生"的绝境中像花朵或伤口一样绽放开来，呈现在他自己睨顾不已的痛楚目光之下。在《致父亲的信》不久之后，在几乎同样重要的《致密伦娜情书》中，在无穷无尽地讨论"恐惧"的同时，卡夫卡也反复谈到"罪"、"污秽"、"肮脏"等问题，并对罪感问题作了概括性的表述：在人与人的共同生活中事情只能如此，罪过层层堆积着，无穷无尽地排列着，遥至远古的原罪。《卡夫卡致密伦娜情书》，第213－214页。
从这种意义上说，"肉搏"的背景不过是父亲世界正常的展开和延续。他一直是在父亲世界焦灼而酷烈的日头下恐惧颤栗、苟延残喘。甚至可以说，并非在晚年，而是从一开始，他就处于所谓"向死而生"的绝境——差别仅仅在于，他晚年的"向死而生"是一种自觉的认识和义无反顾的选择，而早年与生俱来的"向死而生"则是生活对他的选择，是他不自觉的运数，是不可抗拒、无法斡旋的天命。在那孤弱无助的绝境中，罪感的产生不仅必然，而且自然。因为，在父亲世界焦灼而酷烈的日头下，罪感反倒提供了一小片哪怕是那么可怜又悲哀的阴凉。可以认为，正像生存论心理学所指出的那样，不是别人，而是卡夫卡自己，把失败之"罪"经验和感受为来自自身内部的挫折，从而让自身能量遭到外部世界封闭，生命力得不到正常的运用，内部的生命力无法向外部世界充分展开，进而产生无法摆脱的罪感。
卡夫卡和克尔恺郭尔之间的比较，并非我们想在这里所涉及的问题。不过，谈到这两个人的异同，却把我们的讨论引向关于罪感的问题。众所周知，在严重的不安和恐惧之外，深深的罪感也始终折磨着这两个人的一生。
仔细研究《致父亲的信》，可以发现，在控诉父亲让他恐惧和不安的同时，卡夫卡也不断谈及他对父亲的罪感，谈及在父亲面前"孩子独有的那种内疚"。他反复谈及这样一种感受：父亲在专制、粗暴和野蛮的同时，总喜欢特别表明、暗示或强调：他一生艰苦奋斗所创造的环境和条件，是卡夫卡受惠的源泉，而他眼下的言行，都是为卡夫卡好，而且，很多时候，他还原谅或饶恕了卡夫卡，所以后者应该懂得感激。卡夫卡专门指出，在这一点上母亲也总是与父亲配合得天衣无缝。父母的做法总的说来是要让他感到罪有应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