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秀在厅前千奴才万奴才价骂。厅上众人都唬呆了。沈中书听了，沉吟半晌，叫：“取大枷来，且把二人枷了，监放死囚牢里。”吩咐蔡福在意看管，休教有失。蔡福要结识梁山泊好汉，把两个做一处牢里关着，每日好酒好肉与他两个吃，因此不曾吃苦。
皇帝批改奏折中奴才字样
但与陕西巡抚联名上奏时，却是“陕甘总督臣勒尔谨陕西巡抚臣毕沅跪奏”字样。
雍正二年（1724）五月二十九日毛文铨奏折，朱批改奴才“用臣字得体”。
雍正元年（1723）六月九日何天培奏折，朱批改奴才“具职衔臣，如此方得体”。
满洲大臣奏事，向有称臣或奴才者。乾隆戊子下谕：嗣后颁行公事折奏称臣，请安谢恩寻常折奏仍称奴才。所以存满洲旧俗也，乃久之。满臣奏折无论公事私事，俱称奴才，以为媚矣。
雍正元年（1723）六月五日齐苏勒奏折，朱批改奴才“向后写臣字得体”。
杨魁是江苏巡抚。
《水浒传》第六十二回，有这么一段：
汉人之为提督总兵者，称奴才。虽与督抚会街，而称奴才如故，不能与督抚一律称臣也。
可见满洲人用“奴才”，最早见于“儿皇帝”式的自称，是自下于人，尚非人下于己。但是，一旦他们得了天下，他们就不自下于人，而要人下于己了。徐珂说：
一个堂堂“大学士”“两江总督”，短短几行字中，就自称奴才八起之多。人格沦落到这一地步，人还是人么？
另一方面，自称奴才还要密集才能称意。《史料旬刊》中“高朴私鬻玉石案”有一则“附片”，全文说：
然不独满洲也，蒙古汉军亦同此称。唯与汉人会衔之章奏，则一律称臣。
石秀这段话，赛珍珠（Pearl S．Buck）英译《水浒传》（All Men Are Brothers）中译为：“You are a slave，and you are slave of a slave！”不过“奴才”在官式文书中不能这样译。胡适给柳无忌的信中说：“满清一朝，凡旗籍的官吏，无论官多么大，皆自称‘奴才’。若译英文，也必须用Your Majesty’s Obedient Slave，似无法简化的。”（《传记文学》卷三十四第六期，柳无忌《我所认识的胡适》）
雍正元年（1723）五月二十四日何天培奏折，朱批改奴才“具官衔写臣字”。
正因为奴才奴才满天下，正因为奴才在中国已经由骂人而沦落为自称，所以在奴才阶层中，也就分出了谁上谁下。石秀大骂“与奴才做奴才的奴才”，就是这种写照。美国制宪大会时，南卡罗来纳州的一个团体骂州长和其他贵族说：“这些人是州里的土皇帝；逢迎他们左右的马屁精，是他们的尾巴；拍土皇帝与马屁精的马屁，又做他们下贱而又下贱工具的，则是尾巴的尾巴。”（“The nabobs of this state，their servile toadeaters the bobs，and the servilely servile tools and lickspittles of both，the bobbetts.”）这正是修辞学上的对比。而石秀之骂，尤为简明传神。如今，所谓中华帝国时代过去了，但是“中华民国”的封建结构却一仍其旧，虽然名已不存，但是实却未亡。照样父子相传，照样奴才交替，照样“与奴才做奴才的奴才”衙门行走、满街行走。中国的问题不在名号形式改变，而在封建实质未除。国民党的祸国殃民，正在换汤不换药，结果新汤旧药，一切都是“亡国帝王”气象。胡适在五十多年前写文章给少年朋友，就指出：“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不幸的是，国民党多少年来，正妄想用一群奴才建造自由平等的“国家”！幸亏他们失败了，他们若成功了，那又算是什么“国家”呢？
按清朝规矩，奏折有奏事折、密折、请安折、谢恩折等分别。办公归办公，公事奏折称臣；拍马屁归拍马屁、小报告归小报告，私事奏折称奴才。这一分际，做主子的要求至严。在清圣祖康熙的朱批中，就有“知道了，请安折子当另折才是，不合”“所奏知道了，奏事折子与请安折子一处，不合”的字样可证。用密折上奏，康熙是有他的大道理的。他说：“朕令大臣皆奏密折，最有关系，此即明目达聪之意也。其所奏之或公或私，朕无不洞悉。凡一切奏折，皆朕亲批。诸王文武大臣等知有密折，莫测其所言何事，自然各知警惧修省矣！”正因为密折有这么大的神通，所以行之以鬼鬼祟祟，也就至为重要。康熙就有这样的朱批：“朕体安善，尔不必来。明春朕欲南方走走未定，倘有疑难之事，可以密折请旨。凡奏折不可令人写，但有风声，关系匪浅。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做主子的不但要求“奏折不可令人写”，主子自己的批语，也是不假手于人的。康熙有一次右手生了病，但他宁用左手歪七扭八地朱批，也不肯含糊。其左右开弓以驭臣下之态，可想而知。由此看来，“左手的缪思”，真是小焉者也！
话说当时石秀和卢俊义两个在城内走投没路，四下里人马合来，众做公的把挠钩、套索一齐上。可怜寡不敌众，两个当下尽被提了。解到梁中书面前，叫：“押过劫法场的贼来。”石秀押在厅下，睁圆怪眼，高声大骂：“你这与奴才做奴才的奴才！我听着哥哥将令，早晚便引军来打你城子，踏为平地，把你砍做三截！先教老爷来和你们说知！”
乾隆三十五年（1770），西宁、达翎阿、周元理上奏搜捕蝗孽。折内列衔，西宁、达翎阿称奴才，周元理则称臣。皇帝说：“臣仆本属一体，均系奉上之称，字义虽殊，其理则一。满汉臣工自称固有不同，然遇部院章奏，虽满洲大员，亦一例称臣，而满洲督抚奏地方公事亦然，并非以奴才之称为卑而近，称臣为尊而远也。即如满洲大学士在朕前亦自称奴才，而汉人虽丞簿末秩引见亦皆称臣。岂丞簿汉员，因此遂得谓尊于满大学士乎？朕抚御臣民，并无歧视，而朝廷体统，本自尊严，又岂因臣下之称奴才而尊崇有加，称臣而体制有减乎？朕于此等事从不计较，即汉人中间有于召对时称奴才者，亦并无嘉赏之意。而折奏列衔，则不宜参错。止当论首衔何人，或满或汉，皆可以一称贯之……三人会奏之折，西宁名列在前，既称奴才，则达翎阿、周元理自当连名直写，又何事妄生区别于其间耶？若谓周元理不屑随西宁同称，有意立异，是视周元理身份太高，谅彼亦不敢萌此念。但此等节目，必拘泥若此，又何其不达事理耶？可笑之至！将此传谕周元理知之。夫马人龙之随天保称奴才也，即依此旨办理也。”皇帝既以周元理为可笑之至，又以马人龙为随称不合，则听命的，又何去何从？早在乾隆二十三年（1758），就下谕满洲大臣在公事奏折上一律称臣，但西宁在上奏搜捕蝗孽上仍称奴才，足见是西宁犯规，而不是周元理违制。可见对奴才的用法上，也有因皇帝猜忌而变例的。此处皇帝怪周元理“不屑随西宁同称”，就是猜忌。你要叫奴才，我不许你叫；你不要叫奴才，我偏要你叫。对马人龙，就是你要叫，我不准你叫；对周元理，就是你不要叫，我偏要你叫。反正皇帝都有理就是了。
雍正元年（1723）六月二十六日于国壁奏折，朱批改奴才为臣。
正因为你奴才我也奴才，所以尽管规定归规定，大家还是甘于做“奴才小史”中人物，自称奴才还是风起云涌。这个问题直拖到清朝完蛋，还在扯呢！清宣统二年（1910）的正月二十九日，还说“以预备立宪，宜化除成见，悉泯异同，诏嗣后内外文武满汉诸臣，陈奏事件，一律称臣”呢！比照起清初就“一体称臣”的规定来，可见一百多年来，真是听者藐藐了！
不过，宋朝许多骂人的话，其实也不始于宋朝，而是其来有自的。陶宗仪《辍耕录》有“奴材”（奴才）条说：“世之鄙人之不肖者为奴材。郭子仪曰：‘子仪诸子，皆奴材也！’”郭子仪是唐朝人，当时已有用“奴材”骂人的习惯。不过陶宗仪搞考据，最早把骂奴才溯源到出自郭子仪之口，这是错的。事实上，郭子仪当时口出此言，用的乃是S．O．B．式的“外国话”。不但是“外国话”，并且还是早在魏晋时代就传来的“外国话”。这在《晋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少。如《刘元海载记》（刘元海就是刘渊，为了避唐高祖李渊的讳，“故称其字焉”）：
奴才除了用在文书上面外，应对口语上的使用，更是普遍。西太后和慈安太后开始垂帘听政的时候，垂帘是垂下一道黄幔，地点通常是养心殿。两宫太后分坐在黄幔后面，黄幔前面坐的是皇帝。宫内很暗，门外有很厚很宽的大门帘，由宦官很快地揭开，官吏要很快地钻进。动作一定要快，慢了就后脚在门外，被帘子打到，慌乱之中碰歪了帽子上的花翎（孔雀毛），就是不礼貌。进宫后三步，就先跪称“奴才某某，恭请圣安”，然后脱帽，磕头，并且说“奴才叩谢天恩”，再戴上帽子向前走，在前面的垫子上跪下（当时官吏都买一双“护膝盖”的东西扎在腿上，这种东西可以帮助人跪得久，使腿不容易发麻。否则腿一发麻，要站会站不起来）。在主子面前，进退都是奴才奴才的，人还有什么尊严？《初学阶梯》有“满汉官民称呼”一条，说：“大清国朝例：凡居官者，在汉人，则称帝曰皇上，自称曰臣；在满洲，则称帝亦曰皇上，自称曰奴才。”其实在应对口语上，自称奴才，却是极普通的。
雍正元年（1723）三月九日杨宗仁奏折，朱批改奴才“向后称臣得体”。
三和是“内大臣工部左侍郎兼总管内务府大臣革职留任又革职留任”头衔，英廉是“经筵讲官户部左侍郎管理三库事务总管内务府大臣降一级留任又降二级留任又降三级留任”头衔，四格是“厢白旗汉军都统总管内务府大臣革职留任”头衔。
这种“有点乱了”，在满汉大臣联名上奏（“会衔之章奏”）时，最容易弄不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皇帝下谕曰：
奴才高晋跪奏：再奴才于前折缮就，复思奴才此次获戾重大，罪干隐瞒。虽蒙圣恩曲赐矜全，不即革职治罪，但奴才问心惭愧，寝食靡宁。既辜负我皇上平日倚信深恩，何敢再忝纶扉重寄？唯有仰请皇上将奴才解退大学士，暂留两江总督任。容奴才自奋自效，再图上报天恩，庶奴才寸心稍安。谨再叩首沥陈，伏乞圣鉴。奴才不胜惶悚待命之至。谨奏。
注释
这就是胡人用“奴才”骂人的证据。再看《刘曜载记》：
骂奴才，其来有自
杨难敌自汉中还袭仇池，克之，执田崧，立之于前。难敌左右叱崧令拜，崧瞋目叱之曰：“氐狗！安有天子牧伯而向贼拜乎！”难敌曰：“子岱，吾当与子终定大事。子谓刘氏可为尽忠，吾独不可乎！”崧厉色大言曰：“若贼氐奴才，安敢欲希觊非分！吾宁为国家鬼，岂可为汝臣？何不速杀我！”顾排一人，取其剑，前刺难敌，不中，为难敌所杀。
正因为上下之间在正式办公以外要建立另一种管道，所以这种管道就显得亲密，密折、请安折、谢恩折中自称奴才也，就是亲密的一种表示。清世宗雍正朱批中，竟有“灯下乱写来，莫哂字丑”的话，竟有“灯下写的笑话字了”的话，要奴才你别笑皇帝我的字写得蹩脚，这是何等亲密！碰到奴才的毛笔字不行的，皇帝当然也一律曲谅。雍正就批过：“不必拘定楷书，笔画随意，大小俱无阙碍也。”为什么？你又要人打小报告，又要人王羲之，天下有如此完人乎？
王浚使将军祁弘率鲜卑攻邺，颖败，挟天子南奔洛阳。元海曰：“颖不用吾言，逆自奔溃，真奴才也！然吾与其有言矣，不可不救。”
《水浒传》相沿是施耐庵作的，事实上，它是以宋江等三十六人的真人真事为基础，长时间累积起来的。早在南宋时候，就有了《花和尚》《武行者》《青面碧》等话本。到了宋末元初，水浒故事就逐渐扩大。施耐庵把这些扩大的材料做了总整理（又说罗贯中也整理过），最后成为一大名著。不论《水浒传》是谁作的，书中包罗了许多宋朝的口语，却是事实。像石秀这句活泼泼的用奴才骂人的话，就是显明的例子。
称奴才如故
以上这些例子，对照起“朱批谕旨”的成书看，就有文章了。例如“朱批谕旨”成书《朱批黄国材奏折》中，福建巡抚黄国材的奏折，雍正元年（1723）正月十七日是称臣；《朱批杨宗仁奏折》中，湖广总督杨宗仁的奏折，雍正元年（1723）三月九日是称臣、四月五日是称臣、四月二十日也是称臣。其他何天培以下，也都如此。可见称臣比称奴才得体，也算是一般通识了。
1985年5月23日晨
“奴才”既然是胡人的口语，所以它在胡人的用法上也就最富变化，尤其到了满洲人手里，更是花样百出。据徐珂《清稗类钞》里“奴才”条下：
雍正元年（1723）正月十七日黄国材奏折，朱批改奴才“向后奏臣字合体”。
雍正元年（1723）四月五日杨宗仁奏折，朱批改奴才为臣。
相沿成例后，武人不能称臣，不论满汉，都成了规矩。清宣宗道光六年（1826），穆兰岱奏青海蒙古军情，奏折内称了臣，被皇帝严旨申饬，理由是：“道光五年，曾经降旨，督抚藩臬之内，如系旗员，于请安谢恩折，著缮写奴才字样；凡遇一切公事奏折，著写臣字。此特专指文职而言，并未指武职如此。原降谕旨，甚属明晰。穆兰岱前此会同陕甘总督奏事一折，自应缮写臣字。今伊自行陈奏青海蒙古事件，亦写臣字，竟染汉人习气，殊属不合。况此际各省将军都统等奏折，并无一缮写臣字者。穆兰岱身任副都统，兼西宁办事大臣，而仿效文职，殊属非是。穆兰岱著传旨申饬。”特别注意这里“竟染汉人习气”的字眼，可见对汉人称臣，皇帝的根本心态所在。
“武员即官至提督，亦称奴才”
虽说称臣得体，但是奴才却称者自称，一仍其旧。这在《史料旬刊》上可以查出不少。例如《道光朝俄罗斯私人哈萨克边界建房案》中，赫然就有“奴才松筠跪奏”；《道光十一年查禁鸦片烟案》中，赫然就有“奴才保昌跪奏”；《道光朝外洋通商案》中，赫然就有“奴才武隆阿、穆通阿、秀堃、教良跪奏”；《安南夷民拔竹毁栅案》中，赫然就有“广西巡抚奴才定长谨跪奏”；《清乾隆修建各处殿宇工程案》中，赫然就有“奴才三和、英廉、四格谨奏”；《高朴私鬻玉石案》中，赫然就有“陕甘总督奴才勒尔谨跪奏”“奴才杨魁跪奏”；《清道光朝留中密奏专号》中，赫然就有“奴才耆英跪奏”“奴才瑞元跪奏”“云贵总督奴才伊里布跪呈御览”……
徐珂说称奴才是“满洲旧俗”，是“满洲大臣”独享的荣衔，但“汉人之为提督总兵者”（陈守山警备总司令之流），却也“称奴才如故”，这是有趣的。清高宗乾隆二十三年（1758）下谕：“满洲大臣奏事，称臣称奴才，字样不一。著嗣后颁行：公事折奏称臣，在请安谢恩寻常折奏称奴才，以存满洲旧体。”但是，乾隆三十八年（1773），凉州镇总兵乔照于奏谢折中称了臣，就被皇帝严旨申饬。理由是：“武员即官至提督，亦称奴才。此乃向来定例，乔照岂容不知？虽臣仆本属一体，称谓原无重轻，但乔照甫加总兵，即如此妄行无忌，足见其器小易盈，著传旨严行申饬。”照语气上看，总司令之流只许自称奴才而不准称臣，乍看似有屈辱之意。其实不然，“打是喜欢骂是爱”“为卑而近”，格外屈辱其实只是格外垂青。高玉树回忆他被蒋介石召见时，他被赐座，但同时的总司令们却要站在旁边，不准坐。但真正贴身者，是高玉树乎？还是“官至提督”的这些家伙乎？此理还不明白吗？所以清朝规矩，只许满洲人和汉人中的总司令之流称奴才，这才表示真正把你们当自己人看待呢！
雍正元年（1723）十二月二十日高其倬奏折，朱批改奴才“向后书臣字得体，一样的”。
左手的皇帝
正因为有这种“宁我不叫，也不许你叫”的微意存在，再加上正式公文书上奴才奴才的总不算什么好看，所以在清朝的奏折中，就不乏皇帝朱批改“奴才”为“臣”的例子：
雍正元年（1723）四月五日杨宗仁奏折，朱批改奴才“称臣得体”。
以上举的都是雍正时代的例子。到了乾隆时代，为这问题还在闹个没完呢！乾隆三十年（1774）七月二日，为了福建提督甘国宝奏折中称了臣，朱批称臣不合，下旨申饬，并在两天后补充理由如下：“乾隆三十九年七月初四日，奉上谕福建提督甘国宝奏请陛见及请安折内，于书衔处称臣，殊不合体式。向来武职具折，例称奴才。上年因御史天保、马人龙连衔具折奏事，概称奴才，曾降旨，令内外满汉诸臣嗣后陈奏公事均一例称臣。此第就文职而言，并未概及于武臣，且请安谢恩之类亦非公事也。乃外省提镇未能体会前旨，遂尔误称，此皆无知字识所为。若谓甘国宝自图体面，谅亦未必敢也！前此右江镇素尔芳阿奏事称臣，因其身系满洲，尤不应不谙规矩，曾经申饬。今甘国宝又复如此，恐各省相类者尚多。著传谕各该督抚即行知照各提镇，一体恪遵，毋致违舛此者……”
雍正元年（1723）四月二十日杨宗仁奏折，朱批改奴才为臣。
又说：
王公府邸之属员奴仆，对于其主，亦自称奴才。
称臣得体
这样追踪起来，其实愈追愈长呢！《水经注》记李特骂“岂不奴才也”的话，《魏书》记尔朱荣骂“本是奴才”的话，都是显明的例子。
《颜氏家训》中、《五代史》中，也不乏用奴才骂人的记录。
当未入关以前，满洲曾贡献于高丽，其表文自称“后金国奴才”。可见“奴才”二字之来历，实为对于上国所通用。其后遂相沿成习耳。
这里所说称奴才并非表示亲密之意，显然是一派遁词。事实上是事关荣辱的，事实上是汉人求为奴才而不可得的。满洲人为了不愿见到汉人也挤进来跟着自己人一起称奴才，乃弄出这种“一体称臣，以昭画一”的上谕，这显然是以满就汉、我迁就你之意——宁让自己人称臣，也不要汉家郎称奴才啊！
奴才奴才满天下
1758年是戊寅年。徐珂记为戊子年，戊子年是1768。
雍正元年（1723）五月二十五日佟世奏折，朱批改奴才“向后书臣字得体”。
宁我不叫，也不许你叫
因文官有满员汉员之分，所以满人称奴才汉人称臣，用意是严满汉之别。又因武官最早都是满人，所以总司令之流自然全称奴才。不料后来有非满人（非外省人）的陈守山之流也混进来了，满汉在军职人员方面称臣称奴才，就有点乱了。
李鸿藻《霆军纪略》：“故事：武职大臣，单衔具疏，自称奴才，与旗籍臣工一例。而钦定剿定粤匪诸方略，于满汉文武臣工各奏疏，则概以臣字为文。此编所载，鲍公各奏稿，谨遵方略，一例称臣。”对照起乾隆朝的“武职大臣，单衔具疏，自称奴才”的例子，就可看到多么有对比性了。我举乾隆三十四年（1769）三月二十九日的一则和台湾有关的如下：“福建台湾镇总兵官奴才叶相德跪奏：为具奏事。窃奴才仰蒙圣恩，委任收捕贼匪黄教等首从各犯，夙夜悚惶，实力办理，业将多方设法及会合搜捕情形，于三月十七日咨明督臣崔应阶转奏在案。本月二十七日，奴才探知黄教等潜匿在官材珑山内，随会同提臣吴必达，率领文武官兵，连夜密赴该处，当即擒杀黄教等首伙各犯。于二十九日，奴才会同提臣吴必达、臬司余文仪连衔具奏外，伏查此案贼匪，先后擒获一六六名，投首效用六名，临阵剿杀一一四名，此外尚有散逃余党，不便稍有疏漏。奴才复与提臣同心协力，分头查捕，务绝根株。再查台湾地方营伍，均须整顿。奴才现与提臣将善后事宜熟商筹办，约于四月末旬，可以竣事，即当西渡厦门，赶赴滇南，力图报效也。合先恭折由六百里驿递驰奏，伏乞皇上睿鉴，训示施行，谨奏。”
这又是胡人用“奴才”骂人的证据。
本日御史天保、马人龙奏，监考教习查出代债之弊一折，已交部查办。至其折内书衔，因天保在前，遂概称奴才。向来奏折满洲率称奴才，汉官率称臣，此不过相沿旧例，且亦唯请安、谢恩及陈奏己事则然。若因公奏事，则满汉俱应称臣。盖奴才则仆，仆即臣，本属一体，朕从不稍存歧视。不过书臣觉字面冠冕耳！初非称奴才即为亲近而尽敬，称臣即为自疏而失礼也！且为君者，岂系臣下之称臣、称奴才为荣辱乎？今天保、马人龙之折如此，朕所不取。若不即为指斥，恐此后转相效尤。而无知之徒，或因献媚否或窃为后言，不可不防其渐。即如各部院衙门题奏折本，虽至微之笔帖式，无不称臣，又何容强为区别于其间耶？嗣后凡内外满汉诸臣，会奏公事，均著一体称臣，以昭画一。著为令将此通行传谕知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