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感谢弗兰西斯·斯托纳·桑德斯所著的《谁付钱给风笛手？——中央情报局和文化冷战》；同时感谢保罗·拉什玛和奥利弗·詹姆斯的《英国秘密宣传战：1948—1977》和休·威尔福德的《中央情报局，英国左翼和冷战：定调？》。从以下作品中我也获益匪浅：卡罗尔·布莱特曼的《在危险中写作：玛丽·麦卡锡和她的世界》；R·N·卡鲁亨特的《共产主义理论及实践》；本·马克因特尔的《绞肉行动》；乔佛里·罗伯特森的《不情愿的犹大》；斯黛拉·利明顿的《公开的秘密：军情五处前处长自述》；克里斯托弗·安德鲁《帝国防线：军情五处官方史略》；托马斯·赫尼西和克莱尔·托马斯的《暗探：军情五处非官方史略》；彼得·莱特的《追捕间谍的人：一名高级情报军官的自白》；多米尼克·桑德布鲁克的《紧急状态——我们曾经这样生活：英国1970—1974》；安迪·贝克特的《熄灯时分：七〇年代的英国》；阿尔文·W·特纳的《危机？什么危机？——一九七〇年代的英国》；弗朗西斯·韦恩的《那些委实古怪的日子》。
感谢蒂姆·加顿·阿什经过深思熟虑后提出的意见；感谢大卫·康维尔极具魅力的回忆；感谢格里米·米奇森和卡尔·弗里斯顿为我详细讲解“蒙蒂·霍尔问题”；感谢阿历克斯·伯勒，并且，一如既往地，感谢我妻子安娜莱娜·麦卡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