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约莫六点。汤姆还没回来，他的书稿令人信服地摊在打字机旁，等待我们的是一夜欢愉。我洗了个洒满香水的澡。浴室长五英尺宽四英尺（我们量过），其中最显眼的就是一个很节省空间的坐浴盆，你可以像米开朗琪罗的雕塑《沉思者》那样，俯身浸入水中，坐在或者蹲在一个壁架上。我就蹲在那里，昏昏然，浮想联翩。如果运气好，如果那位叫汉密尔顿的编辑真像汤姆所说的那样敏锐，那他就会把这两篇都退稿，并且说出像样的理由。如果是这样，那我就应该什么都不说，只管等。整个计划本来就是这样，给他钱让他自由，不插手，指望最好的结局。可是……可是，我相信自己是一个好读者。我相信他错了，如此单调乏味的悲观主义作品跟他的才华不相称，也让他难以展示机智的逆转，就好比那个假牧师的故事，或者那个能做出多重解释的故事——男人明知老婆是骗子，还跟她在床上爱得死去活来。我想汤姆那么爱我，应该能听听我的意见。然而，话说回来，我接受到的指令是清清楚楚的。我应该把自己想对他指手画脚的冲动压下去。
“跟我一样。”
我说，“这样你选中装津贴的盒子的可能性仍然维持在三分之一。所有概率之和必须是一。那么它在另外两只盒子里的可能性就一定是三分之二。三号已经打开，是空的，所以就有三分之二的概率在二号里。”他满怀悲悯地看着我，就好像我是某个极端宗教派别里的狂热信徒。“蒙蒂打开那个盒子就给了我更多的信息。我的概率本来是三分之一。现在成了二分之一。”
《来自萨默塞特平原》描写了一个男人带着九岁的女儿踏上一段旅程，他们所到之处，触目皆为废墟，村庄和小镇被焚毁，鼠患成灾，霍乱与鼠疫肆虐，水源受到污染，为了争一罐陈年果汁，邻里之间不惜你死我活，当地人一旦受邀参加名流晚宴就会深感荣幸，因为届时会有一条狗和几只骨瘦如柴的猫给架到篝火上烤熟。当父女俩抵达伦敦时，眼前景象甚至更加破败荒芜。在朽烂的摩天大楼、生锈的车辆和房屋成排却杳无人迹的街道之间，老鼠野狗遍地，军阀恶棍横行，他们脸上用三原色画满条纹，让穷困潦倒的市民愈发胆战心惊。电已经成了遥远的回忆。唯一还在运转——尽管只是聊胜于无——的是政府。一栋供内阁办公的塔楼耸立在一大块残破不堪、杂草丛生的混凝土平地上。黎明时分，父女俩站在一个政府办公室门外排队，随着队伍穿过那块平地，故意不去看那些腐烂的、被人踩坏的蔬菜，压扁了以后大半埋进地里的纸板箱，焚烧后的遗迹，还有烤熟的鸽子的骨架，生锈的铁皮罐，呕吐物，残破的轮胎，流着绿色化学液体的小水坑，以及人类和动物的排泄物。那个陈年旧梦——地平线上麇集着朝气蓬勃的钢筋玻璃大楼——如今已遥不可及。
二十分钟之后，我在坐浴盆边把自己擦干，什么问题都没解决，我还在绞尽脑汁，此时我听见楼梯上响起了脚步声。他先敲了门，然后走进我这水汽蒸腾的“闺房”，我们默默地拥抱在一起。我能在他外衣的褶皱上感觉到街上的空气是凉飕飕的。时机完美。我一丝不挂，香气袭人，满心期待。他引着我走进卧室，一切都很好，所有的麻烦事烟消云散。约莫一小时之后，我们穿好衣服共度良宵，一边喝我们的夏布利酒一边听切特·贝克的《我那风趣的情人》，这个男人唱歌就像女人一样。如果说他的那段小号独奏里有点博普爵士乐的味道，那也得算是轻微柔和的那种。我想我甚至可能已经开始喜欢上爵士乐了。我们碰杯，亲吻，然后汤姆转过身，拿着酒杯站到牌桌边，低头盯着他的稿子看了几分钟。他一页接着一页地拿起来，在这堆稿子里查到一段话，拿起一支铅笔做了个标记。他缓缓地、意味深长地鼓捣了一通支架，发出咔哒咔哒的声响，他要看看打字机上的那页纸。等他再抬起头来看我时，我一阵紧张。
“这样说吧，”我说，“只有当你在一开始就选对、你的津贴确实在一号盒子里时，从一号换到二号才是个糟糕的选择。而你当时选对的概率是三分之一。所以，改错的概率是三分之一，那也就意味着，改对的概率达到三分之二。”
于是我们聊了点别的事，一回到公寓倒头就睡。可是，礼拜天一大早，汤姆就激动地把我从混乱的梦中摇醒。
菜单来了，我们要了多佛鳎鱼，配的不是白酒，而是红酒——重口味的西班牙里奥哈酒，好显摆显摆我们都是自由不羁的精灵。汤姆又补充了几句，关于他的小说，关于他的新编辑，那位出过海勒、罗斯和马尔克斯作品的出版人。我在寻思该怎样把这个消息告诉马克斯。一部既反资本主义也反乌托邦的小说。而“甜牙行动”的其他作家拿出来的却是“非虚构版”的《动物农场》。不过，至少我的男人是一个富有创意、我行我素的人。我也会是这样的人，一旦我遭到解雇的话。
“真棒。”
“是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没出过书？”
“还可以换一种说法，”我说，“假设我们有一百万个盒子。规则相同。比方说你选第七十万号。蒙蒂一个接一个地打开盒子，都是空的。他一直故意不打开那个放着你的奖品的盒子。最后只剩下两个关着的盒子，一个是你选的，一个是，比方说，第九十五号。现在的概率是多少？”
“美女给你一份丰厚的津贴。”
我们猛喝一口。他说，“这篇有点黑色。背景是不远的将来，一切分崩离析。有点像巴拉德。不过我想你会喜欢的。”
我们的侍应端来一只装着账单的银盘子。汤姆刚伸出手摸钱包，很快又改变了主意。尽管喝了这么多葡萄酒和香槟，听他说话的样子头脑倒还算清醒。我们都想让对方看看，自己的酒量不错。
“我学得不怎么样，”我说，“我早忘光了。”
小说的核心情节都发生在这个广场上，这里是一个新的悲惨世界的巨大的缩影。在一个废弃的喷泉中央，上方的空气灰蒙蒙的，苍蝇麇集。男人和男孩每天都跑到那里去，蹲在宽阔的水泥边缘拉屎。这些人影看起来就像是没有翅膀的鸟。随着天色渐晚，此地人头攒动状如蚁穴，空气中烟雾腾腾，喧闹声震耳欲聋，人们在彩色毯子上摆满他们那点可怜巴巴的商品，父亲砍了半天价，好歹买下一条用过的陈年肥皂，尽管很难找到新鲜水源。广场上卖的每件商品都是很久以前生产的，如今那些生产工艺已经没人懂了。后来，那男人（恼人的是，自始至终作者都没告诉我们他叫什么名字）碰上一个老朋友，此人恰巧比较走运，好歹有个房间。她是一位收藏家。她屋里的桌上摆着一部电话，电话线在四英寸处断开，再过去一点，有一根阴极射线管挂在墙上。木制电视机柜，玻璃屏幕和按钮早已拆得七零八落，一捆捆发亮的电线缠绕起来，紧靠在色泽晦暗的金属旁边。她喜欢这些物件，她告诉他这是因为它们是人类发挥创意、精心设计的产物。一旦对“物”无所留恋，便会越发远离对“人”情真意切的境界。可在他看来，她这点收藏癖毫无意义。没有了电话线路，电话机不过是毫无价值的垃圾。
“没错。抱歉。我再也不会求你讲啦。我们还是顺着直觉行事吧。”
“而你还在继续约见名单上的人？”
他说，“我有事告诉你。”
“多谢。你尽可以好好守着你的选择。不过你这样可能是错的。如果你转而挑选另一个盒子，你从此再也不需要上班的概率就会是原来的两倍。”
他的故事（我的眼前浮现出纳丁的影子，他继续往下说）从塞缪尔·贝克特那里传承了一种观念，认为人类的状况大抵如是：一个人孤独地躺在万物尽头，茕茕孑立，毫无希望，独自咂摸一块石头的滋味。这个人对民主政权的公共管理有多大的难度，对如何统治数百万要求严苛、有天赋人权且能自由思考的个体一无所知，对我们在短短五百年里就从一个残忍且赤贫的过去进步到现在，其间取得了多大的成就也漠不关心。
我们喝完那瓶酒，优雅地沿着女王路散步，经过钟楼，走进巷道商业区，我们在那里停留片刻，只是因为汤姆要给一对带着一个兔唇宝宝的印度夫妇指路。狭窄的街道上有一种孤寂清冷、与这个季节不相符的气息，咸湿而荒凉，地上的鹅卵石靠不住，老是打滑。此时，汤姆正在用一种幽默的、打情骂俏的口吻盘问我，基金会还资助哪些“别的”作家。这事儿我们谈过好几次，几乎成了例行公事。他在尽情释放一腔醋意，不仅关乎性，也关乎作家之间互相竞争的那点心眼。
我盯着房间那一头他的打字机和它边上的咖啡杯，琢磨了一会儿。这个和我正在风花雪月的男人，会不会像那个背上趴着猿猴的女人那样，根本无力完成他最初的宏愿？如果这就是他最好的作品，那我就是判断失误，这真让人尴尬啊。我得担下这罪名，可是实际上，他当初是被人塞进一份档案，搁在盘子上端到我面前的。我先是爱上了那些故事，然后爱上了这个男人。这是一场包办婚姻，是六楼那些大佬们一手安排的，现在为时已晚，我成了没法逃跑的新娘。哪怕我对他大失所望，我也得维护他、支持他，而且这并非仅仅出于私心。因为，毫无疑问，我仍然相信他。几个不够出色的短篇不会动摇我的信念，我相信他风格独特，才华横溢——是我妙不可言的情人。他是我的项目，我的案子，我的使命。他的才华，我的工作和我们的情事已经融为一体。如果他失败了，我也就失败了。这样事情就简单了——我们得荣辱与共。
汤姆说，“现在到了该告诉你的时候啦。”他举起酒杯，于是我也顺从地举起自己的酒杯。“你知道我一直在给伊恩·汉密尔顿写东西。结果有一篇越写越多，于是我发觉我一不小心滑进了一部小长篇，而这正是我考虑了一年左右的计划。我太兴奋了，真想告诉你，真想给你看看。可我不敢，生怕写不成。上周我写完了初稿，复印了一部分，寄给那位人人都跟我说起的出版人。汤姆·米奇勒。不，是汤姆·麦奇勒。今天上午他的信来了。我没想到他回得这么快。直到下午出门，我才把信打开。塞丽娜，他要这小说！迫不及待。他想让我在圣诞节前拿出定稿。”
既然他不喜欢在小说写完之前谈论它，我就寻思，趁他在周六下午到图书馆查资料的时候偷看一眼，是件既合情合理又是我必须恪尽职守的事。我让门一直开着，这样万一他上楼我也能听见。一个刚在十一月底完成初稿的短篇，叙述者是一只会说话的猿，总是在焦虑地琢磨他的情人——一个正苦于创作她第二部小说的女作家。她的处女作广受好评。她有没有能力把第二部写得同样出色？她开始怀疑自己。这只猿愤愤不平地在她背后徘徊，她忙于写作，对他大为冷落，让他深受伤害。直到最后一页我才发现我正在读的这个故事实际上就是那女人正在写的作品。那只猿并不存在，它只是个幻象，是她在焦躁中想象出来的。不。还是不对。不能这么说。即便撇开扭曲而荒诞的“人兽交”问题不谈，出于本能，我也对这类凭空虚构的玩意缺乏信任。我希望能感知脚下的土地。在我看来，作者必须尊重他与读者之间的那个不成文的契约。在一个想象的世界里，不应该允许任何一种元素或者任何一个人物出于作者心血来潮的臆想。虚构的东西必须像客观实在一样坚实可靠，一样首尾连贯。这是一个以互相信任为基础的契约。
“我懂了！塞丽娜，这里头的道理我懂了。你说的每句话我都懂了，太简单了。那个念头突然就冒出来，就好像，你知道，那个图，叫什么立方体来着？”
他笑起来，一把将我拽到一家珠宝店门口，吻我。有种男人喜欢时不时地想象他的情人跟另一个男人做爱，这个念头会让他兴奋起来，他就是这样的男人。虽然，搁到现实生活中，一旦戴上绿帽，他肯定会既恶心又伤心外加火冒三丈，可是，若处在特定的情绪中，做做这样的白日梦，反而会让他“性”致勃发。显然，卡德关于他那个人体模型的幻想，就来源于此。我完全不懂其中奥妙，但我学会了该怎么一起玩。有时候，做爱做到要紧处，他会轻声催促我，我就帮他一把，跟他说我正在约会哪个男人，我会为他做什么。汤姆喜欢把他想成一个作家，此人不像汤姆那么富于潜力、有待开掘，而是已然为赫赫声名所累，而且他身上洋溢的那种优雅精致的痛苦要比汤姆更严重。索尔·贝娄，诺曼·梅勒，还有抽烟斗的君特·格拉斯，反正我勾搭的都是最好的作家。毋宁说是他心目中最好的作家。即便在当时，我也意识到，一个刻意共享的白日梦能有效地把我自己不得不说的谎话冲淡一些。跟一个我如此亲近的男人谈论我在基金会的工作绝非易事。保密事业对我的吸引力是一条化解之道，而这种模棱两可、颇具幽默感的情色梦是另一条。不过这两条都不足以彻底化解。这终究是我的幸福生活中的小小污点。
当然，我们很清楚，为什么我们一到惠乐士餐厅就会受到热烈欢迎；为什么他们会点头致意问长问短——塞丽娜小姐的工作，汤姆先生的健康，还有我们的胃口；为什么他们会迅速抽出椅子，在我们的大腿上铺好餐巾，尽管如此，这些举动还是让我们特别高兴，差点相信他们对我们的欣赏和尊敬，要远远超过其他那些无聊的长者。那年头，除了几个明星之外，年轻人手头都没什么钱。所以每当有食客皱着眉头目送我们走到餐桌边时，我们都会格外兴奋。我们是多么特别啊。如果他们知道我们这一顿是用他们交的税付账，那该多好。如果汤姆能知道这一点，那该多好。不到一分钟，比我们先到的人面前还空空如也，我们的香槟倒已经上了，很快那只盛满冰的银盘子也端了上来，一只只贝壳里躺着一团团闪闪发亮、既腥且咸的肉体，我们一向假装喜欢吃这玩意，现在也不敢不装。诀窍是不要多咂摸滋味，只管囫囵吃下去。我们把香槟也一饮而尽，再叫人再加两杯。照例，我们又提醒自己，下回直接叫一瓶。这样能省很多钱。
直到最后几页，读者才发现这个男人和这个小女孩要往何处去。他们原来一直在寻找他的妻子，女孩的母亲。没有通讯系统或者官僚机构帮助他们。他们手里只有一张她儿时的照片。他们只能靠口述来打听，在走完很多弯路之后，尤其是当鼠疫渐渐将他们压垮时，他们注定难逃失败的结局。在一个当年名噪一时的银行总部的废墟中，在它臭气熏天的地窖里，父女俩依偎着死在一起。
“塞丽娜。你怎么弄不明白呢，真让我吃惊。”
“好啊，干吗不呢……”
不聊自己的时候，我们对政治话题无所不谈——国内危机，中东，越南。按理说，对一场意图遏制共产主义的战争，我们的态度理应犹疑不定，可是我们到底还是随了我们这代人的大流。这场争端屠戮众生，极度残忍，而且显然败局已定。我们也追看了那出充斥着职权僭越和愚蠢行为的肥皂剧——水门事件，不过，汤姆就像大多数男人一样，对这出戏的演员阵容、具体时间以及故事里每一道历史性转折、每一点微小而重大的指涉都太熟悉了，以至于他觉得我在谈起这个问题时只是个义愤有余、见识毫无价值的人。我们本来应该对文学话题也无所不谈。他给我看过他喜欢的诗，这个没问题——我也喜欢。可他没法让我对约翰·霍克斯、巴里·汉纳或者威廉·加迪斯的小说感兴趣，而他也没法喜欢我中意的女作家——玛格丽特·德拉布尔，费·韦尔登以及我最近迷上的詹妮弗·约翰斯顿。我觉得他那堆人太干巴巴，他觉得我这一拨太黏糊糊，尽管对于伊丽莎白·鲍恩，他愿意网开一面，先不做结论。在那段日子里，我们只对一个短篇达成共识，威廉·考兹温克尔的《秘密海洋里的游泳者》，他对这篇是敢打包票的。他觉得它的结构十分精美，而我认为它写得既聪明又忧伤。
“晚餐时告诉你。”
“跟你一样。”
餐馆里潮湿温暖，汤姆便脱掉外套。他的手从桌对面伸过来握住我的手。烛光映得他的双眸愈显浓绿，还在他原本苍白的脸色上添了一抹淡而健康、略带棕褐的粉红。头总是微微侧向一边，嘴唇照例微张且绷紧，并不想侃侃而谈的样子，反而更希望听我说，抑或跟我一起说。那一刻，我已略感醉意，只觉得从来没见过比他更好看的男人了。我原谅了他那件定做的高仿衬衫。爱情并非匀速增长，而是波浪式前进，时而疾奔，时而飞跃，这回便是其中之一。第一次是在白塔餐厅。这一回要比上次猛烈得多。我就像“逢‘床’做戏”的塞巴斯蒂安·莫雷尔那样，魂灵在失真的幻想空间里跌撞翻滚，尽管此时我的肉身明明坐在布莱顿的一家海鲜餐厅里端庄地微笑。不过，一如既往，在思维无远弗届处，总有那么一小块污点。平时我会尽力对它视而不见，而且通常能做到，这一点曾让我颇为兴奋。此刻，如同一个女人失足滑落悬崖时猛地扑向一丛压根承受不了她重量的野草，我又想起汤姆还不知道我是什么身份，我到底干了什么，我觉得我现在应该告诉他。最后的机会！说啊，现在就告诉他。太迟了。真相太沉重，它会把我们摧毁的。他会恨我一辈子。我已经翻过悬崖，再也回不去了。我可以提醒自己，我给他的人生带来了多少实惠，我让他得以衣食无忧地专事创作，然而，事实上，如果我还要跟他继续约会，那就只能不断地跟他说这些并非无伤大雅的谎言。
在午后昏暗的光线中，汤姆陪我走向车站。在月台上拥抱时我几乎热泪盈眶，可我并没有当众表演，而且我想他压根浑然不觉。
“大都长生不老。”
荒唐。还是庆祝庆祝吧，反正我对汤姆的小说——现在我们管它叫“中篇”——也施加不了什么影响。于是我们吃吃喝喝聊聊，为了这件或那件好事举起酒杯。夜色渐浓，只有几张桌还在吃，我们的侍应生都在一边打着哈欠转来转去，汤姆用佯装责备的口吻说，“我一直在跟你讲诗歌和小说，可你从来没跟我聊起数学。该轮到你啦。”
“好吧。人人拿的都一样啦。”
他摇晃着站起身，从侍应身边匆匆走过，顾不上道别。我跑到门外追上他，他斜靠在一辆汽车边，低头盯着自己的鞋子看。冷飕飕的空气让他精神一振，他一点儿都不想吐了。我们挽着胳膊往家里走去。
“塞丽娜，亲爱的，够了。如果再去想这个问题，我就真的要吐了。”
“你跟他们哪个人上过床吗？”
“塞丽娜！”
他到隔壁去，我在他敲击打字机的声音中堕入梦乡，又过了三个小时才醒来。礼拜天剩下的那点时间里，我们几乎没提过蒙蒂·霍尔。他写作的时候我烤了点东西当午餐。也许宿醉之后难免情绪低落，不过，想起就要回到圣奥古斯丁街上我那形影相吊的房间，想到要打开我那只单管电热炉，在水槽里洗头，熨烫上班穿的衬衫，我比平时更加黯然神伤。
我举起酒杯，只觉得胳膊发痛。我说，“汤姆，这消息太妙了。祝贺！祝贺你！”
某种明明白白而且非同寻常的愉悦涌上我的心头，我觉得自己终于被释放了。在心智空间里，有一部分，没准还是很大一部分，我确实比汤姆更聪明。这看起来是多么奇怪啊。在我看来那么简单的事情，他却显然难以理解。
“完全正确。蒙蒂知道你的津贴在哪个盒子里，而你不知道。你选一个。比方说你选一号，可我们不会当即打开。然后，很清楚津贴在哪个盒子里的蒙蒂打开了一个他知道是空着的盒子。比方是三号。于是，你知道你那份丰厚的津贴要么在你已经选过的一号里，要么在二号里。现在蒙蒂再给你选择一次，你可以换成二号，也可以维持原来的决定。那么，你那份丰厚的津贴更可能在哪个盒子里？你该不该换？”
一张给推到角落里的绿色台面呢牌桌上搁着一台奥利维蒂便携式打字机，他就在那里工作。他会在半夜或者黎明起床，一直干到九点左右，然后回到床上跟我做爱，一口气睡到中午，此时我就出门到集市附近喝杯咖啡，吃块羊角面包。当时羊角面包在英国还是个新鲜事物，所以我在布莱顿的住处就显得愈发具有异国情调。我一版一版地看报，只有体育版除外，然后买点吃的，煎成一锅，权充早午餐。
“我只能说这么多啦。”
“好事？”
卧室只比床大了一丁点儿。在这点空间里，衣橱门最多只能开九英寸左右。你得钻进去摸索一通，才能找到自己的衣服。有时候，大清早我会在隔壁汤姆打字的声音中醒来。他工作的房间原本是用来做厨房和起居室用的，感觉更宽敞一些。顶上没有天花板，直接露出屋椽，可见汤姆的房东真是个野心勃勃的建筑师。打字键轻重不均的敲击声，银鸥的鸣叫——这些声响将我唤醒，但我闭着眼睛不愿睁开，我的生活状态焕然一新，我要尽情咀嚼个中滋味。当初待在卡姆登的时候我是多么孤单啊，尤其是在雪莉离开以后。多么惬意啊，经过一周辛勤劳作，我能在周五七点抵达，在街灯下步行不到一百码上山，闻着海风的气味，觉得布莱顿就像尼斯或者那不勒斯一样离伦敦好远好远，我知道，汤姆会在迷你冰箱里藏好一瓶白葡萄酒，在厨桌上摆好酒杯。我们的周末过得很简单。我们做爱，我们读书，我们在海边散步，有时候也在南丘上走走，我们会到餐馆吃饭——通常在巷道商业区里。汤姆还会写作。
他皱起眉头，冥思苦想。倏忽间他仿佛瞥到了真相，然后他眨眨眼睛，真相就溜走了。
十月底迎来一年一度回拨时钟的仪式，黑夜的罩子愈发向我们的傍晚逼近，整个国家的情绪愈发低落。十一月始于又一个寒意凛冽的日子，此后大半时光都在下雨。人人都在谈论“那场危机”。官方在印刷汽油配给券。战后这样的东西还是第一次出现。人们普遍觉得我们正在朝着某种糟糕的、难以预计却又无法避免的方向前进。有人怀疑“社会结构”即将崩解，可是谁也不清楚这会导致什么后果。可我倒是既开心又忙碌，我毕竟有了一个情人，而且我在竭力摆脱关于托尼的思虑。我对他的愤怒已经让位于——或者至少是掺杂了——内疚，当初我不该那样严酷地谴责他。不该忘记远方的田园诗，不该忘记我们那些在萨福克郡度过的、宛若置身于爱德华时代的夏天。现在我的身边有了汤姆，我觉得我有了保护伞，可以带着怀旧而非悲剧心态回想我们在一起的时光。托尼也许背叛了他的国家，可我的人生是他开启的。
“结局如何？情况有没有好转？”
“上过好几个呢。”
我花了一个小时外加一刻钟读完。我把稿子放回到打字机边，小心翼翼地把它恢复成刚才我找到它时的那副乱糟糟的样子，然后挪掉绳子，关上房门。我坐在厨桌边，试图梳理一下我的困惑。我轻易就能想象彼得·纳丁和同事们会提出怎样的异议。这种带着末日情结的反乌托邦作品不是我们想要的东西，时下这类“世界末日说”大行其道，对我们曾设计、建造或者热爱的一切都大加鞭挞、全盘抛弃，津津乐道于“大厦将倾、尽归尘土”。这是饱食终日者独享的奢侈和特权：对别人所有谋求发展的希望均嗤之以鼻。T·H·黑利并不觉得对这个世界有所亏欠——这个世界满怀善意地养育了他，让他免费而自由地接受教育，他用不着打仗，也用不着在可怕的宗教礼制或者饥荒或者对神祇复仇的恐惧中长大成人，这个世界还在他二十多岁时赐给他一笔丰厚的津贴，却并不限制他自由地表达思想。这不过是一种偷懒的虚无主义罢了：深信我们曾经创造的一切都已腐朽，从不考虑寻找出路的可能，从不认为能在友谊、爱情、自由市场、工业、技术、贸易及一切艺术与科学中得到希望。
基金会给汤姆的资助已经到位——否则我们怎么可能有钱在惠乐士餐厅吃饭，往冰箱里塞夏布利白葡萄酒？在那年的十一月和十二月，他既要完成教学工作的收尾阶段，又在忙着写两个短篇。他刚见过伦敦的一位诗人兼编辑伊恩·汉密尔顿，此人正在创办一份文学杂志——《新评论》，希望汤姆能在前几期里登一个长篇。他读过汤姆所有发表过的作品，在索霍区一边喝酒一边说他写得“相当好”，或者“不坏”——显然，在这个圈里，这是很高的评价。
反过来……这样写会有什么好处呢？这样写会把他们都给惹恼的，尤其是马克斯，不过单就这一点而言，倒是让我与有荣焉。马克斯本来就认为吸纳小说家是个错误，这样一来便愈发坐实了这个观点，他的火气就会更大。吊诡的是，此事能表明这位作家丝毫不受他的金主的掌控，反过来能让甜牙行动更不易为人诟病。《来自萨默塞特平原》是那个出没在每一条新闻标题里的幽灵的化身，是趴在地狱边缘的窥探，是戏剧化的极端局面——伦敦成了赫拉特、德里、圣保罗。可是，我自己到底是什么看法呢？这部小说让我格外压抑，它是那么黑暗，那么万念俱灰。他至少应该放过那个孩子，让读者对未来多少有一点信心。我猜，我想象中的纳丁也许说得没错——这样的悲观主义里包含着某种时髦玩意，充其量只具有美学意义，不过是一副文学面具或者一种态度而已。这其实并不是汤姆，或者这只是他的一小部分，所以实在有失真诚。我一点都不喜欢。他们会把T·H·黑利看成是我挑选的人，所以我必须为此负责。又是一个污点。
在我看来，事关数学，似乎从来没有什么是跟直觉相反的。我要么懂，要么不懂，自从上剑桥以后，几乎都属于后者。可我喜欢接受挑战。我说，“给我几分钟。”于是汤姆说起他新买的电动打字机，他可以打得多么快。然后我就想起来了。
他朝我微笑，表情里满含着对我幼稚言辞的宽容。“当然没有。”
他的手往上移，握住我的手腕，攥紧。侍者过来给我们续杯。
“是你自己想要听一点跟直觉相反的东西。”
“奈克立方体。”
“我到剑桥时，这个正好在那儿的数学圈里广为流传。我想还没人写过。跟概率有关，以一个问题的形式出现。来自一个名叫‘做个交易’的美国游戏节目。几年前这节目的主持是个叫蒙蒂·霍尔的男人。不妨设想你是蒙蒂这个节目的一名参赛者。你面前放着三只关着的盒子，一号，二号和三号，某只盒子——你不知道是哪只——里面是一份大奖。比方说……”
等到发觉他彻底恢复过来时，我说，“如果管用的话，我们可以本着经验主义原则，用玩纸牌的方式做个实验。我们可以……”
我又恢复了读报的习惯。我喜欢看言论版，业内人士管那些叫“投诉抱怨”，依我看，这不过是一堆“为什么啊为什么”。比如，为什么啊为什么，高等学府里的知识分子要对爱尔兰共和军临时派发动的屠杀欢呼雀跃，要把“愤怒旅”和“红军团”浪漫化？我们的帝国和我们在二战中的胜利总是萦绕在我们心头，对我们横加指责，可是，究竟为什么啊为什么，守着前人伟大的废墟，我们现在的日子过得如此死水一潭？犯罪率飙升，礼崩乐坏，街道肮脏不堪，我们的经济和伦理都垮了，我们的生活水准比共产主义东德还不如，我们互相疏离、争端频发、彼此漠不关心。那些煽动叛乱、制造麻烦的家伙在摧毁我们的民主传统，流行电视节目傻得离谱，彩色电视机带来太多的问题，大家众口一词：没有希望了，这个国家要完蛋了，属于我们的历史时刻已经过去。为什么啊为什么？
“你说的只有在一种条件下才能成立：在他打开那个盒子之后，你才走进房间，然后按照要求在另两个盒子中挑选。如果是这样，那你选中的概率就是二分之一。”
我努力克制自己的口吻，不要显得像是在跟一个孩子说话。“汤姆，在你盒子里的可能性只有百万分之一，而在另一个的可能性几乎是确凿无疑。”
“胡说八道。”
“得了吧。你可以告诉我的。他们都是很有名的老头子吧？安东尼·伯吉斯？约翰·布雷恩？有女人吗？”
我也追看每天见报的惨淡新闻。月中，石油进口直线下降，煤炭委员会许诺给矿工加薪百分之十六点五，然而，后者抓住石油输出国组织制裁的机会，咬定百分之三十五不松口，而且开始拒绝加班。孩子们给送回了家，因为学校里不供应暖气，为了节约能源路灯也没法开，人们在谣传，因为电力不足，以后每周人人都只能上三天班。政府第五次宣告进入紧急状态。有人说应该付钱给矿工，有人说不能让流氓行径和敲诈勒索得逞。这些我都看，我发觉我对经济有点兴趣。我知道那些人物，而且我对这场危机的来龙去脉清清楚楚。可我并不怎么关心。“黑桃”和“氦气”让我着迷，我想努力忘记“伏特”，而我的心属于“甜牙”——这一份是属于我自己的。它意味着每个周末我都要到布莱顿出趟公差，汤姆在那里有一套两居室的公寓房，就在火车站附近的一栋白房子顶上。克里夫顿街看起来就像是一排挂着糖霜的圣诞节蛋糕，空气清新，环境私密，屋里有张摩登的松木床，床垫结结实实，不会发出声响。没过几个礼拜，我就把这里当成家了。
他朝我走过来，我们又吻在一起。罩上外套之前，他得先在杰明街定做的三件衬衫里拿一件穿上。这三件衬衫一模一样，料子都是上好的白色埃及棉，肩膀和胳膊剪裁宽大，好让他看起来显得粗犷强壮一点。他跟我讲过，每个男人都应该有“一图书馆”的白衬衫。我拿不准时装潮流是怎么回事，但我喜欢他的身体穿在棉布底下的感觉，而且我也喜欢他已经那么习惯花钱。高保真音响，餐馆，环球旅行箱，还有一台即将运来的电动打字机——他正在轻轻甩掉自己的学生气，甩得优雅漂亮，毫无负罪感。在圣诞节前，他每个月同时也领着教师的那份薪水。他出手大方，容易相处。他给我买礼物——一件丝绸外套，香水，一只上班用的软皮公文包，西尔维娅·普拉斯的诗歌，福特·马多克斯·福特的小说，都是精装本。我的来回车票也是他付的，正好超过一英镑。每到周末，我就把自己在伦敦精打细算的日子抛在脑后，忘记我藏在冰箱一角的那些可怜巴巴的食物，忘记每天早上数出一枚又一枚零钱，用来买地铁车票和午饭。
“女人对我有什么用？”
“我还能用这个概念鼓捣点东西出来。”
刹那间他又出现了那种洞悉真谛的眼神，然后一闪而过。“呃，不，我想这不对，我是说……我觉得我快吐了。”
刚刚陷入热恋的情人难免要给自己打气，我们渐渐形成了一堆自鸣得意的程序以及夸张炫目的词藻和信物，还建立起一套周六夜晚的固定模式。我们通常在傍晚做爱——那是我们的“当日正餐”。清早的“搂搂抱抱”其实是不作数的。趁着做完爱之后满心欢喜、神清气爽的那股劲头，我们穿好衣服出门，走之前灌下大半瓶夏布利酒。在家里我们不喝别的，尽管我们根本就不懂酒。夏布利酒也是玩笑之选，因为很显然，詹姆斯·邦德喜欢这种酒。汤姆会打开他的新音响，通常放博普爵士乐，我觉得那不过就是毫无节律可言、随性弹奏的一连串音符而已，不过它听起来老于世故，具有蛊惑人心的都市感。于是我们便迎着清凉的海风出门去，漫步下山，走进巷道商业区，通常是到惠乐士海鲜餐厅。汤姆喝得半醉时常常会给侍者大把小费，所以我们在那里颇受欢迎，总是被人手舞足蹈地带到专属于“我们的”座位上，那个位子缩在角落里，我们可以观察别的客人，嘲笑他们几句。我猜我们的态度很嚣张。我们的保留节目是告诉侍者，前菜按“老规矩”上——两杯香槟加一打牡蛎。我不敢肯定我们是不是真的喜欢吃这些，可我们喜欢那样的感觉：在欧芹和切成两半的柠檬的环绕中，那些壳上粘着藤壶的古老生命围成椭圆躺在冰床上，奢华地在烛光下闪闪发亮，盘子是银色的，装着辣椒酱的调味瓶给擦得锃亮。
我看着他掏出钱包付了账。将近三十镑。他甩下一张二十镑的小费，看他的手势这么豪爽放荡，就知道他醉得不轻。这数目比我一周的薪水还多。他这是在作茧自缚。
“这是明摆着的事嘛。开始挑一号的时候是三选一。等到三号打开以后我的概率就成了二选一。这对二号也是完全一样的。我那份丰厚的津贴在两只盒子里的概率是完全一样的。不管我改不改，都没有任何区别。塞丽娜，你看起来真是美得让人难以忍受。”
“你知道我确实在忙这个呀。”
“机会均等，”他含含糊糊地说，“每个盒子百分之五十。”
如果说第一篇让我失望的话，那么第二篇还没等我开始读就已经让我大吃一惊。居然长达一百五十页，最后一句下面还用手写体标记了上周的日期。这是一个小长篇的初稿，他对我守口如瓶。我正打算读，冷不防，通往外面平台的那扇门砰地关上了，吹动它的是一阵从窗缝里漏进来的风。我站起身，用一卷油乎乎的绳子——汤姆以前用这绳子单手把衣橱拖上楼——卡住门不让它关上。然后我打开从屋椽上悬下来的灯，坐定，怀着负罪感一目十行地看起来。
工业文明及其体系与文化正渐渐淡出记忆。人类倒退到了蛮荒时代，人们总是在为稀缺贫乏的资源争夺不休，善意或创意全无容身之地。旧日好时光一去不复返。一切都变化得如此剧烈，我简直无法相信我们是打那时候过来的，说起他们的过去，那女人向他发出了这样的感叹。我们一直都在往这个方向走，有位没穿鞋的颇具哲学家风范的人对那位父亲说。从别处可以明显看出，文明的崩塌始于二十世纪的种种不公和矛盾冲突。
“我知道我是对的，”他说，“我只是解释得不太好。这位蒙蒂随机挑了个盒子，把我的津贴放进去。它只可能在两个盒子里，所以选哪个都是机会均等。”他正欲起身，又往后倒在椅子上。“一想这事儿我头就晕。”
“他们每个人拿的至少是你两倍。”
“就告诉我这个吧。他们是不是大都挺年轻？”
“这可不够好。我想让你告诉我一点……一点好玩的，不，是与直觉相反的，反常的那种。你欠我一个关于数学的好故事。”
“他们拿的钱要比我多吧？这个你总能告诉我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