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说到他们你知道该怎么聊的吧。”
他以前就讲过这个故事，能有机会添油加醋地再讲一遍，他很得意。
“一家著名出版社说他们喜欢这些短篇小说，不过，要等到他着手写长篇以后，才能替他出版短篇集。短篇卖不好。出版商通常都是把出版这样的短篇集作为特殊优惠，拿去巴结那些著名作家的。他必须写点更长的东西。知道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写长篇需要时间，如果你有一份全职，就会很艰难。而他渴望写长篇，据说已经有了清晰的构思。还有一点，他没有经纪人，想找一个。”
他满怀期望地四下张望。周围响起善解人意的笑声。
彼得·纳丁又坐下来。“我亲爱的姑娘，你这是什么意思呢？”
“排名？”
他们都在看着我。塔普的手肘撑在办公桌上，也用手指搭出了尖塔。接着，他的手掌没有分开，手指却互相敲击出声音来。
“那么怎么排呢？”
本杰明把文件夹递给我。“都在这里了。这点无须强调吧，注意不要到处乱放。”
“人文艺术委员会？”纳丁露出苦笑，仿佛在哑剧中发出一声咆哮。别人也都咧开嘴笑了。“我亲爱的姑娘，我真嫉妒你的天真啊。不过你说得没错。本来是应该有这个可能性的！主管文学部分的是一位小说家，安格斯·威尔逊。听说过他吗？光从文件看他应该是那种可以跟我们合作的人。他是雅典娜神殿俱乐部的会员，战时当过海军专员，在著名的八号棚屋里干过秘密差事，关于，呃，我无权披露。我请他吃午饭，一礼拜之后又到他办公室拜会。我开始解释我想要干什么。你猜怎么着，弗鲁姆小姐，他差点把我从四楼窗户扔下去。”
塔普查了查他的笔记，然后抬起头露出快活的微笑。“跟我做的笔记完全一致。”
“我读的小说大部分都是二手平装书，比它们的精装初版要晚几年。精装书有点超出我的预算。”
“他们是完全不同类型的作家……艾米斯是位喜剧小说家，洞察秋毫，而且他的幽默感里有某种冷峻无情的东西。斯多雷是工人阶级生活的编年史家，在他那一路堪称杰出，还有，呃，戈尔丁更难定义，也许是个天才……”
“对。”
“我们要找的是你的同代人。他们会让我们少花点钱，千真万确。这样我们通过掩护组织支付的薪水就足够供养一个小伙子，他一两年甚至三年都不用上班干活了。我们知道不能着急，我们也不指望下礼拜就能见到成果。我们希望能有十个目标，不过你只需要考虑这一个。有一份计划……”
“或者给什么作家写过信吗，就是那种书迷给偶像的信？”
“这些作家你私底下有认识的吗？”
“所以我们要重新开始。我们想把精力集中在合适的年轻作家身上，主要是学者和记者，事业刚刚起步，亟须资助。典型的情况是，他们想写一本书，需要从一份严苛的工作中解脱出来，这样才能有时间写。我们认为，如果名单上能有一位小说家，那也许会很有意思……”
“有没有哪个剑桥的朋友立志想当作家的？”
哈利·塔普插话进来，异乎寻常地兴奋，“别把这事儿想得太重，你瞧，可以看成那种轻松好玩的事情。没什么大不了的。就是某个会让报纸感兴趣的家伙。”
这过于细致的区分似乎让塔普有点困惑，或者有点恼火。他往椅子上一靠，闭上眼睛歇了几秒，等着困惑消散。直到他的下一个句子说了一半，他才又睁开眼睛。“那么，如果我跟你说起金斯利·艾米斯或者大卫·斯多雷或者……”他低头瞥了一眼下面的一张纸，“威廉·戈尔丁。你完全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吧。”
“刚刚他还待在办公桌后面，穿着上好的白色亚麻正装，淡紫色领结，讲着机智的笑话，转眼间他的脸一下子涨成紫红色，一把抓住我的翻领，把我往室外推。我不能在一位女士面前重复他的话。迂腐得就像一根帐篷桩子似的。天知道他们怎么会让他在一九四二年靠近海军密码的。”
“值得注意的是，那四篇的情节都发生在美国，”本杰明继续说，“他骨子里是个大西洋主义者。我们在他周围打听过，人们说他前程似锦。不过有位了解内情的人告诉我们，这套标准说辞适用于任何年轻作家。他被企鹅出版社的短篇书系退了三次稿。他还被《纽约客》、《伦敦杂志》和《君子》退过稿。”
“完全是另一类人，哈利。把作品卖出去，处理合同，从中抽成。”
塔普说，“哦，塞丽娜。你在这里还适应吗？”
“好，”纳丁冲着本杰明，就是刚才带我进屋的那个小伙子点点头。他把文件夹搁在大腿上摊开。
我没听说过，可我点了点头。
他叹了口气，环视整个房间。我能感觉到大家满腹怨气。
我觉得有必要提出一点聪明的异议。“这样我不就成了你说的那个拿着支票本突然冒出来的某某先生吗？也许他一看到我就逃跑了。”
我说我觉得挺适应，也很喜欢这份工作。我知道马克斯很清楚事情并非如此，可我无所谓。我补充道，“叫我到这里，是不是因为你们认为我踩不上及格线，长官？”
“彼得，”塔普轻声说，“这个问题我们就不要再往下深挖了。”
“你没准听说过外交部的情报司。”
我们都站起来。马克斯正看着我，我觉得他的眼神里含着刮目相看的意思。我耳边仿佛听见歌声，类似于复调合唱曲。我在军情五处只待了九个月，尽管在新来的这一拨里，我属于最后几个得到升职机会的，可我爬到的高度，毕竟跟一般女人能爬到的最高位置不相上下了。如果托尼还在，他会为我骄傲的。他会带我出去，在他的俱乐部里吃顿好的，庆祝庆祝。他的俱乐部不就是纳丁的俱乐部吗？我想，至少，等我们从塔普的办公室里鱼贯而出后，我可以给我妈打个电话，告诉她我在卫生及社会保障部里干得有多出色。
翌日上午，我受到邀请，十一点去哈利·塔普的办公室。我还以为是雪莉在讲座上的鲁莽行为连累我挨批。十点五十分，我进女厕所看看自己仪容是否端正，一边梳头一边想象自己遭到解雇之后坐火车回家，在路上编好故事应付我母亲。主教大人会不会压根就没注意到这些日子我一直住在外面？我上了两层楼，来到这栋大楼里对我而言全然陌生的地方。这里只不过没有别处那么昏暗邋遢罢了——走廊上铺着地毯，墙上乳黄色和绿色的油漆没有剥落。我怯生生地敲门。出来的是一个男人——他看起来甚至比我还年轻——既紧张又和蔼地叫我等着。他指了指那几张散布在办公室里的鲜亮的橙色塑料椅子。一刻钟之后，他又出现了，打开门迎候我。
他脖子上绕着根绳子，绳子上系着一副眼镜，他低头透过镜片往下看。
纳丁手一放开，就露出了他的鹰钩鼻。他的嗓门是音量较轻的男高音——这多少有点惊人。我以为我听到的这个名字应该是一张裸体主义者征求异性朋友的广告单页，可我吃不准。我还没来得及说话，他就接着说道，“你要是没听说过也没关系。这是一份月刊，知识分子的玩意，政治，泛文化之类。还不错，挺有口碑的，或者说，这份杂志覆盖的观点较为广泛。大致覆盖中左到中右，后者更多些。不过重点在下面。它跟大多数知识分子刊物不同，一旦涉及共产主义，尤其是苏联那种，它往往抱着怀疑的态度，或者干脆就是敌意。它支持的是那些如今已经不再时髦的东西——言论自由，民主，诸如此类。实际上，目前它依然如此。还有，在美国外交政策的问题上，它采取的是刻意低调的态度。你有没有一点儿印象？没有？六年前，先是一家不起眼的美国杂志，再是纽约时报，他们先后披露，赞助《邂逅》的金主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当时此事恶名远播，很多人振臂高呼，各类作家都表现得义愤填膺。马尔文·拉斯基这名字你一点儿都没听说过？不过没听说过也很正常。四〇年代以后，中央情报局一直都在支持它那套自以为高级的文化观念。他们通常都通过各种基金会，隔开一段距离间接运作。他们打的算盘是诱导欧洲持中左立场的知识分子远离马克思主义观念，凭着他们在知识界广受尊崇的地位，替自由世界说话。我们的这些美国朋友已经撒下大把大把的现钞，建立起各种各样的政治联盟。有没有听说过‘文化自由协会’？没听说过也不要紧。
“你的任务会比别人的更微妙一点。你和我一样清楚，我们无法直接从一个作家的小说推断出他的观点。所以我们一直在找一个同时也写新闻的小说家。我们在留心寻找的也许是这样一类人，他们愿意匀出时间来替那些在东欧饱受压迫的家伙做点事，肯到那边跑一趟，或许施以援手，或许送点书过去，签请愿书声援那些惨遭迫害的作家，跟他那些撒谎成性的马克思主义同事针锋相对，还会毫无惧色地在公众场合谈论那些在卡斯特罗统治的古巴身陷囹圄的作家。笼统地说，就是逆主流而上。这需要勇气，弗鲁姆小姐。”
周围再次响起低声窃笑。我脸红了，有点恼。纳丁在冲着我微笑，我只好也报以微笑。
塔普满怀期望地抬起头。“彼得？”
“你们继续，”纳丁说，“我得在十一点半上楼。顺便说一句，卡尔沃科雷西跟一个朋友说过，黑利是个讨人喜欢的家伙，装束优雅得体。所以，完全可以成为年轻人的偶像。抱歉，本杰明，你继续。”
纳丁说，“这向来不管用。我们只能相信自己的选择，并且期待黑利以及其余人等能发展顺利，变得越来越，你知道，越来越重要。这是件慢热的事情。我们的目标是让那些美国佬看看事情是怎么做成的。不过，他这一路我们没法架着他走，这没什么道理可讲。你知道，有些人是欠我们一点情的。就黑利的个案而言，我们的人迟早会在那个新成立的布克奖评委会里担任要职。我们也许还会深入研究经纪人行业。可是，就事情本身而言，必须让他们觉得自己是自由的。”
塔普说，“纯属兴趣，我想问问这些你是从哪里弄来的？”
“那你给他们排个名？”
他绝望地转向塔普：“哈利？”
于是我们继续往下说。我正在接受面试，可我不知道通向什么样的终点。我在下意识地努力取悦他们，我越是感觉到自己刚才说得并不成功，就越是努力。我猜想，整件事都是被刻意引导着说给银发男人听的。除了刚才那不满的一瞥，他并没有流露出什么来。他的一双手仍然保持着那种类似祈祷的姿势，只是用食指尖摸了摸鼻子。我努力不去看他。我很想得到他的赞许，这念头让我颇为气恼。不管他怎么看我，我还是希望讨他的欢心。我想让他要我。我不能朝他看，不过，每当我跟另一位说话的人对视前，目光总会在整个房间里扫一遍，顺便往他那里瞥一眼，可我什么也没看出来。
紧接着是一阵教人难堪的沉默，唯有女人才能让满满一屋子男人陷入这样的沉默。然后纳丁咕哝了一句，“呃，好吧，真是……”
我的准确引起一阵赞许的低语。不过我倒不觉得这有多么了不起。说到底，这张榜单一共也就只有六种排法。
“这些作品很有天分，我是说这些玩创意的作品，”塔普说。
“他的名字叫托马斯·黑利，或者T·H·黑利，在刊物发表时他喜欢用后者。在苏塞克斯大学拿到英语本科学位，甲等生，接着他又在该校师从彼得·卡尔沃科雷西，获得国际关系专业的文科硕士，目前正在攻读文学博士。我们偷看了黑利的医疗记录。没什么特别的情况。他发表过几个短篇小说，还有一些新闻报道。他正在找一家出版商。不过，他同时需要给自己找一份合适的工作，这样一毕业就能上班。卡尔沃科雷西对他评价很高，这样的评价无论用在谁身上都足够了。本杰明已经整合了一份文件，我们想听听你的意见。如果你乐意，我们希望你能坐上火车到布莱顿跑一趟，看看他。如果你竖起大拇指，那我们就用他。否则我们就把目标转到别处去。这事儿由你定。当然，在你动身之前，得先给他写封信介绍一下情况。”
塔普将他的金烟盒顺手塞进上衣内袋，同时站起身。“这个容易，彼得。我们俩午饭后下趟楼，跟人事科谈谈。我想不会有人反对的。塞丽娜可以升到文职助理。她也该升职了。”
我在冒险，不过我已经开始觉得我这个角色不可或缺。过分自信了，也许吧。可是在这间屋子里，除了我，还有谁在成人之后，会在闲暇时读上一个短篇？我可不能往后退。我渴望极了。我说，“我的位置有点尴尬，我可没有冒犯马克斯的意思，不过如果我的工作得直接听命于他，那我想，也许先将我的职位界定清晰，会有好处。”
“当代文学，”马克斯补充道。
一直都没有开口的那个苍白的、皱巴巴的、头发油腻且中分的家伙终于说话了，“我们是不是该指望对这些人写的东西至少有那么一丁点影响力？”
“现在马克斯巴不得威尔逊当时就把我从窗口扔下去呢，”纳丁一边说，一边朝我使眼色，这个动作真让我吃惊。“我说的不对吗，马克斯？”
“是的，长官。我是说，是的。”
“你瞧，”塔普说，“我们干这种事就是无耻的宣传洗脑，而他们却跑到阿尔伯特音乐厅听红军合唱团演唱，成为别人的牺牲品。”
“情报司已经没了方向。愚蠢的想法太多，跟军情六处靠得太近——实际上，六处内部有人就在情报司管事。你知道吗，卡尔顿府联排大街上到处都是像你这样努力工作的姑娘，每当军情六处有人来造访，就会有某个傻瓜跑在最前面，穿梭于各个办公室一路高喊，‘脸对着墙，每个人！’你能想象这样的事儿吗？你敢打赌那些姑娘一定会透过指缝偷看的，对吧？”
“单论阅读快感我首推艾米斯，然后是戈尔丁，因为我相信他很深刻，斯多雷排第三。”
“我已经把我要说的都说了，”马克斯说，“现在我们是一条船上的。”
“那你认识什么作家或者出版商，或者任何跟这个行业有瓜葛的人吗？”
我点点头。我想我明白。
塔普说，“没必要动用我们五个人来跟你说这句话吧。”
我谦卑地站在他跟前，就像以前在书房里站在父亲眼前。“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我能接受这样的任务，真够刺激的。黑利的个案虽然激动人心，却也微妙棘手。实际上，您是在要求我调度黑利的行动。我倍感荣幸。不过，调度特工……呃，我希望弄清楚我到底处在什么位置。”
“我想是这样。”
他说，“这笔钱的数额还是很有吸引力的。我们会通过一个独立的、现成的基金会给他。不是什么大型或知名的机构，我们跟他们有一点靠得住的关系。如果黑利或者别的什么人一定要查，那我们也身正不怕影子斜。这事一旦定下来我就会告诉你那机构的名字。显然，你将成为这个基金会的代表。如果有给你的信，他们会告诉我们的。我们还会给你一些印着他们抬头的信纸。”
屋里一阵沉默。塔普把烟盒里的烟发了一圈，先给我，再给别人。我们都抽着烟等纳丁说话。我感觉到马克斯的眼睛在盯着我看。当我与他四目相对时，他的头微微一动，好像在说，“坚持住。”
扶手椅上的男人放下双手，开口说话。“我叫彼得·纳丁。顺便问一句，弗鲁姆小姐，你有没有听说过一本叫‘邂逅’的杂志？”
“没有。”
“是。”
“对，你读得不少，也赶得上趟。”
“对，你懂的，从最好到最糟。”
“就这样吧，弗鲁姆小姐。”
“说来话长。我先是遇上从前的一位……”
我犹豫起来，说，“我平时有空是喜欢读点书，长官。”
我给领到一张硬椅前，我们面向办公桌，围坐成马蹄形。
“这些作家的书我都读过。”
“我们得鼓励合适的人。”
“那么你就该知道这种事情历史悠久。情报司跟我们，还有军情六处都合作了很多年，培养作家、报纸、出版商。乔治·奥威尔临终时给了情报司一份三十八名‘共产主义同路人’的名单。而情报司则帮忙将《动物农场》翻译成十八种语言，同时替《一九八四》做了大量推广工作。这些年他们还培养了几家相当出色的出版企业。有没有听说过‘背景书业’——那是情报司搭的班子，接受财政秘密拨款。真是了不起的玩意。伯特朗德·拉塞尔。盖伊·温特。威克·费伊泽。可是近来……”
“有没有可能做一点善意的推荐，推荐给，你知道，就是那种把钱发给艺术家的政府部门？”
“没有。”
“不认识。”
“没必要叫‘长官’。你对这些当代的新鲜出炉的玩意，都跟得上吧。”
起初略有点困难，但纳丁终于还是从扶手椅上站起来，径直走到塔普桌前，拿起笔记。他翻了几页，直到找到想找的东西为止。
“一看到你就跑？我很怀疑这一点，我亲爱的。”
在某种程度上，这个故事从此时，从我走进办公室听头儿布置任务起，才算拉开帷幕。塔普坐在办公桌后面，面无表情地冲着我点头。屋里除了那个领我进门的家伙之外，还有三个人。有一个显然最年长，满头银丝往后梳，他懒洋洋地张开手脚，坐在一张磨损的皮制扶手椅上，别人则坐在硬实的办公椅上。马克斯也在那里，抿着双唇欢迎我。我看到他并不吃惊，只是笑了笑。有个硕大的暗码锁保险箱放在角落里。空气里烟雾浓重，而且被人们呵出的气弄得湿漉漉的。他们刚才开了好一阵子会。没有互相介绍。
他一边说一边站起身，看着自己的手表。然后又看看我。“如果对于背景知识还有什么疑问，本杰明会负责。在具体的行动上，听马克斯的。行动代号‘甜牙’。行了吧？就这些了。”
“好吧。谢谢你。现在尘埃落定，我们决定推进自己的计划。预算有限，没有国际文化节，没有浩浩荡荡、排场华丽的管弦乐队巡回演出，没有飞机头等舱，没有年会大餐。我们付不起，我们也不想付。我们希望做到定位精准，长期有效且成本不高。所以就把你找来了。听到这里你有什么问题吗？”
“言论自由，集会自由，法定权利，民主进程——如今好多知识分子都不太珍惜这些东西了。”
“这是美国人的方式，基本上，自从《邂逅》东窗事发之后，这股潮流就随之破产。每当有某某先生从一个庞大的基金会里冒出来、愿意拿出六位数时，人人都会尖叫抗议。但这终究还是一场文化战争，而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及军事事件，值得为之努力。苏联人很清楚这一点，他们把钱花在交流计划上，参观，游览，会议，大剧院芭蕾舞团。此外他们还把钱投入全英矿工工会的罢工基金，通过……”
我搜肠刮肚。在纽恩汉姆的英国文学社里倒是有一拨人渴望朝这个方向发展，不过，据我所知，我那些女朋友后来都去忙各种别的事儿了，比如找一份体面的工作，嫁人，怀孕，要不就是出国后没了踪影，或者在一团大麻的烟雾中遁入反文化的残渣中。
四周响起低低的笑声，我小心翼翼地跟着笑。以前我从来没用过“踩上及格线”这种说法。接着是一轮无关紧要的寒暄。有人问我的住处，另一个问我每天上下班的公交线路。大家讨论了几句地铁北线有多么不靠谱。还有人不咸不淡地嘲弄了两句食堂的饭菜。这局面持续得越久，我就越紧张。扶手椅上的那个男人一言不发，他的两只大拇指托住下巴，其余的手指搭成一座塔，他的视线便越过塔尖观察着我。我努力不往他的方向瞧。在塔普的引导下，话题转到了时事上。我们难免要说到首相和矿工。我说自由工会是至关重要的机构。不过他们的职权范围应该仅限于会员的薪酬和待遇。他们不应该政治化，推翻民主选举的政府与他们无关。这是正确答案。他们鼓励我谈谈对英国近来加入欧洲共同市场的看法。我说我赞成，这样对于我们的商业，对于改善我们的闭塞岛国状态、提高我们的食品质量有好处。其实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想，不过我拿定主意，口吻还是决断一点比较好。这一次我知道我跟屋里的其他人有点分歧。我们继续讲到英吉利海峡隧道。已经有了一份白皮书，而且希思刚刚跟法国总理蓬皮杜签署了一份初步协议。我举双手赞成——想象一下坐上从伦敦到巴黎的特快列车！我突然爆发的激情让自己都吓了一跳。又一次，我成了孤家寡人。扶手椅上的男人扮了个鬼脸，视线移到别处。我猜他年轻时曾立志要穷其毕生精力，捍卫联合王国免受欧陆政治激情的侵扰。一条隧道对于安全构成了威胁。
“尤其如果作家很年轻的话。”
“是的。”
“没有。”
纳丁继续说道，“因为你喜欢那些玩意，所以我们觉得你也许乐意参与进来。我们对所谓西方的没落、对于阻碍发展以及其他任何时髦的悲观主义，都不感兴趣。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经纪人？”
“不认识。”
说到一半，我们稍事休息。塔普指指桌上一只漆盒，发了一圈烟。我以为会像以前一样给打发到屋子外面去。然而，那银发男人一定是发了个安静的信号，因为塔普清清嗓子，摆明了要开始讲一个新话题，他说，“是这样，塞丽娜，我们从马克斯那里听说，除了数学之外，你对现代的写作也很在行——就是文学，小说，诸如此类——很赶得上潮流，那个词儿怎么说来着？”
“那你遇上过什么作家，或者跟哪个作家共处一室过吗？”
“多谢。”
“我能确定这是他所有发表过的东西。有些不太容易查到。我提议你先看新闻。我得提醒你注意他替《聆听者》写的一篇文章，谴责报纸将恶棍浪漫化。此文主要与‘列车惊天抢劫案’有关——他反对使用‘惊天’这个词——不过文章里有一处闲笔颇为犀利，他讲到伯吉斯和麦克莱恩，讲到他们应该为死了这么多人承担责任。你瞧，他是‘读者与作者’教育信托基金会的成员，这个组织支持东欧的持不同政见者。他去年替信托基金会写了一篇文章。你还可以看看他替《今日历史》写的一篇长文，关于一九五三年的东德起义。《邂逅》上有一篇写柏林墙的相当不错。基本上，看这些新闻是靠谱的。不过，你给他写信，主要谈的应该是他的短篇小说，那些才是他自己的东西。彼得说过，统共五篇。实际上，一篇发在《邂逅》，其他的都登在你从来没听说过的刊物上——《巴黎评论》，《新美国评论》，《凯尼恩评论》以及《大西洋评论》。”
“没有，从来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