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跟大会唱反调的战役大获成功，因为它抓住了媒体的叙事策略，登上了报纸标题。所有该提的问题都在会议进行的过程中一一抛出，含沙射影，旁敲侧击。有人问肖斯塔科维奇是否赞同《真理报》对斯特拉文斯基、亨德米特和勋伯格的严厉谴责，将他们称为“颓废堕落的资产阶级形式主义者”。这位伟大的苏联作曲家缓缓站起身，低声嗫嚅着表示赞同此文的观点，在众目睽睽之下，他既受困于良心的折磨，又怕触怒克格勃当局，同时担忧他回国以后斯大林会如何对待他，表情格外悲惨。
我轻声告诉他，这一刻我期盼已久。我们分开，他接过我的包。
从父母家里回到卡姆登时，有一封汤姆的信在等着我。他打算从他父亲那里借辆车载着劳拉回布里斯托尔。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她跟家里人说她想把孩子也带回去。围着圣诞火鸡，一家子互相嚷嚷。可是收容客栈照例只能接待劳拉与其他成年人，他们无法替她照管孩子。
对于流程问题他也颇有顾虑。谁先来——艾米斯还是黑利？他们会怎么定？
“记住，我的见识趣味也就中等而已。”
“饭店里，”皮埃尔的说法极富戏剧性，一边说一边摊开一只手，“我目睹了一场即将改变我人生的辩论。”
“我们自己的项目摊子铺得太大，数量太多，种类太杂，野心太大，资金也给得太足。我们已经没什么方向了，而且我们的情报经过长长的传送路径失去了‘新鲜度’。我们无处不在，我们出手越来越阔绰，我们也招人怨恨。我知道你们这里也要尝试点新计划。祝你们好运，不过，说真的，先生们，规模还是小点好。”
我们接着又往下走到海滩上，这样汤姆就能把石头扔到海里去。他的精力出奇地旺盛。我又感觉到他的躁动或者被压抑的兴奋。我靠着砂石堤岸坐着，而他把脚下的鹅卵石踢来踢去，想找一块重量和形状都合适的。他在水边助跑了几次，把石头远远地扔进薄雾，无声地溅起一团淡淡的白光。十分钟之后他走过来，坐到我身边，气喘吁吁，大汗淋漓，他的吻里带着咸味。我们越吻越认真，简直忘了自己身在何处。
“我有个想法，”汤姆说，“只有得到你的允许，我才会去做。”朗读会结束以后，次日他会坐火车从剑桥赶到我的家乡，去跟我妹妹谈谈。“我在设计一个人物，非主流，收入菲薄，但过得还不错，相信塔罗牌、星象命盘之类的玩意，喜欢嗑药，不过没到太过分的地步，相信好多阴谋论。你知道，就是那种认为登月照片是在一个实验室里摆拍出来的玩意。与此同时，在别的方面她又很明白事理，在年幼的儿子眼里她是个好母亲，参加反越战游行，也是个挺靠谱的朋友，诸如此类。”
第三幅画面也发生在一九五〇年。彼时的皮埃尔，曾在摩洛哥及突尼斯战役、诺曼底登陆、许特根森林战役以及解放达豪的战役中立下战功，在布朗大学担任希腊语副教授，正沿着公园大道向沃尔多夫·阿斯托利亚饭店的大门走去，路上经过一群示威游行者，其中既有美国的爱国人士，又有天主教修女和右翼疯子。
“不，我是说，站在一群人跟前，把人们完全可以自己读的玩意念出来。我不知道这有什么意义。想起来半夜里都会出汗。”
他把我的脸夹在他的手掌之间，一边用力按一边说，“听着，无论发生什么事，你得知道，我有多么喜欢和你在一起。”
我说，“你看起来不一样了。”
“这听起来不太像露西，”我的话刚一出口，就觉得这样讲显得小气，想找补两句。“不过她确实很善良，也应该乐意跟你聊聊。有一个条件。你们不能谈论我。”
可他自有打算。他仰面躺下，解开裤子拉链，我踢掉鞋子，像削果皮似的褪下连裤袜和短衬裤，塞进外套口袋里。我坐在他身上，用裙子和外套遮在我们周围，每一次我轻轻摇晃，他都会呻吟。在我们看来，任何一个从豪富镇海滨大道上走过的路人，都会觉得我们清白无辜。
于是我们去克里夫顿街，在那里，夏布利酒正躺在一只汤姆从阿斯普雷专卖店买来的银冰桶里等着我们。一月份喝酒用冰块委实有点古怪。其实如果存在冰箱里，酒会更冷一些，不过谁在乎呢？我们一边喝酒一边替对方宽衣解带。没错，离别挑起了我们的情欲，夏布利酒照例让火愈烧愈旺，可这两条都不足以解释接下来发生的事。我们成了一对完全知道该干什么的陌生人。汤姆浑身散发着某种饥渴的温存，把我整个人都融化了。这简直宛若忧伤。它在我内心深处激起了一股如此强烈的保护欲，以至于当我们一起躺在床上、他亲吻我的乳头时，我忍不住怀疑，有朝一日也许我会问他，我要不要停掉避孕药。不过其实我要的并不是孩子，而是他。当我抚摸着、用力抱着他那小小的、紧实而浑圆的臀部，拉着他往我身上压过来时，我觉得他是一个孩子，我要占有他、爱护他，再也不让他离开我的视线。很久以前，在剑桥跟杰瑞米上床时我有过这种感觉，可那一回我受了骗。如今这种想把他关起来、将他据为己有的感觉近乎痛楚，就好像我平生经历过的所有最美好的感觉聚拢在一起，强烈到了一种让人无法忍受的地步。
“成交。”
“应该是艾米斯先来。最棒的压轴。”我忠心耿耿地说。
“老派思维。”
事后，我们的胳膊挽在一起，并排躺着，像两个孩子，一想到我们的秘密，一想到我们成功完成的恶作剧，就忍不住在黑夜里咯咯直笑。我们笑自己刚才说的话那么宏大。别人都得受制于规则，而我们是自由的。我们可以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里做爱，我们的爱无处不在。我们坐起来，分享一支香烟。然后我们都开始冷得发抖，于是径直回家。
十分钟之后，塑料椅子上终于座无虚席。马克斯进来，在中间一排就坐。我坐在他后面，这样他就不会马上看见我了。接着，他转过身，环视整个房间，他在找我，我确信。我们的视线瞬间交织，他随即转过头去，继续往前看，同时掏出一支钢笔。我的视角不太有利，可我想他的手确实在颤抖。我认出有几个人是从六楼下来的。可是处长不在——甜牙并不是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接着，塔普和纳丁回来了，身边还有一个身材矮小、肌肉健硕、戴着一副仿角质框眼镜的人，头发灰白，理成极短的平头，身穿剪裁合体的蓝色正装，丝绸领带上缀着深蓝色圆点花纹。塔普走到他的桌边，另两位耐心地站在我们面前，等着整个房间安静下来。
“你能告诉我吗？”
辞旧迎新，每周三天工作制随之开始，可是我们被官方定义为重要服务部门，必须上满五天班。一月二日，我给叫到三楼哈利·塔普的办公室开会。事先并没有预告，也没指明会议主题。我在十点到达，本杰明·特雷斯考特站在门口，对着一份名单逐一打钩。我惊讶地发现房间里有二十多个人，有两个来自我们那组新人，所有与会者资历都太浅了，没人敢在塔普办公桌边围上的那圈塑料椅子上就坐。彼得·纳丁进来，将整个房间扫了一眼，又出去了。哈利·塔普站起身，也跟着他出去。所以我猜想这个会应该与“甜牙”有关。人人都在抽烟，低语，等待。我挤进档案柜和保险柜之间十八英寸的空隙里。没人跟我说话，以前这种情形会让我心烦，现在不会了。我冲着对面的希拉里和布兰达微笑。她们耸耸肩，眼珠一转，向我示意她们觉得这真是条妙计。她们显然有自己的“甜牙”作家，那些抵挡不住基金会金钱攻势的学者或者御用文人。不过，毫无疑问，没有人会像T·H·黑利那样光芒四射。
我挺喜欢皮埃尔。一开场，他就说想要告诉我们“冷战中最柔软、最甜美的部分，也是唯一真正算得上有趣的部分——理念之战”。他想给我们讲三个画面。第一个，他要我们想象战前的曼哈顿，并且引用了一首著名的奥登诗歌的开头几行，托尼曾把这首诗念给我听过，而且我知道汤姆也很喜欢它。在此之前，我并不觉得这首诗很出名，对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可是，听到一个美国人面对我们引用一个英国人的句子，还是相当动人的。“我在一间下等酒吧坐着/就在第五十二号街/心神不定且忧惧……”一九四〇年的皮埃尔就是这样，年方十九，跑到市中心探望一位叔父，想到就要上大学便倍感无聊，于是在酒吧里醉倒。不过他并不像奥登那样“心神不定”。他渴望自己的国家能加入欧洲的战局，然后给他分配一个角色。他想当兵。
我试图用相同的话来回应他，可我的喉咙口收缩得太紧了，只能喘气。他的话把我们俩同时送上了高潮，我们快乐的叫声淹没在车流掀起的噪音中。这句话是我们一直在回避的。这话太隆重了，它标志着那条我们不敢轻易跨过的界线，意味着从一桩快活的风流韵事转变成了某种沉重而未知的东西，简直像一个负担。可现在这种感觉荡然无存。我捧着他的脸贴上我的脸，我吻他，重复他的话。多么容易啊。接着，我转过身背对着他，跪在砂石上把我的衣裙整理好。我一边忙活，一边想，在这段爱情开始发展之前，我得把我自己的情形告诉他。可我一说这段爱情就要完结了。所以我不能告诉他。可我只能告诉他啊。
这不是那种小别重逢后挥汗如雨、大声叫床的老套戏码。如果有个窥阴癖碰巧路过，有机会透过卧室窗帘的缝隙向里面张望，他会看到一对毫无冒险精神的情侣在用传教士姿势做爱，几乎没发出一点声响。我们俩心醉神迷，不由得屏住了呼吸。我们几乎一动不动，生怕一动就没了。那种特殊的感觉——无论他是否愿意，反正此刻他完全属于我、永远属于我——是那么轻巧，那么空灵，好像我随时都会失去它。我一点都不怕。他在轻轻地吻我，一遍又一遍低声喊我的名字。也许现在就该告诉他，趁他没法溜走的时候。现在就告诉他，我不停地这样想。告诉他你是干什么的。
他亲亲我的脸，推着我往那些不太舒服的石块上靠。“我是说，我永远也不会改变主意的。你非常非常特别。”
“我会给她写信，告诉她你是我的好朋友，没钱，要在她那里借宿一晚。”
接着，皮埃尔向我们绘声绘色地说起一九四九年，当时欧洲大陆以及日本、中国都满目疮痍、羸弱不堪，英国已经被一场英勇而漫长的战争压得穷困潦倒，苏联在统计几千万具尸体——而美国的经济却因为这场战争飞速膨胀、生机勃勃，他们刚刚醒悟过来，捍卫全球人类自由的主要职责已经落到了他们肩上，这项新任务真是太棒了。即便在他说这话时，他还是摊开双手，仿佛深感遗憾，聊致歉意。事情本来是可以往别的方向发展的。
“回家吧。十一天啦。太长了！”
纳丁说，“皮埃尔在伦敦工作，他友好地接受邀请，来说说如何在他的工作跟你们的工作之间建立联系。”
我稍感宽慰。我们离海滩五十码远，上方是加了护栏的人行道，看起来我们就要做爱了。我跟他一样想要。
“结尾已经蕴含在开头中。塞丽娜，没什么情节可言。这是一种沉思。”
我很担忧。如果哪部电影里的男主角说出这种滥俗的台词来，那他接着就是要到哪里去送死了。
皮埃尔在楼上的套房里有自己的电话和打字机，摆在一间盥洗室旁边的角落里，在会议间歇，他就在那里跟几个即将改变他一生的情报联络人接上了头，正是在他们的推动下，他才辞去了教职，将毕生精力都献给了中央情报局和“理念之战”。因为反对这次会议的行动当然是由中情局资助的，在此过程中，他们发现，借助于作家、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力量，这一仗完全可以打得有声有色。这些人里有很多都是左翼人士，他们往往受过共产主义的引诱，得到过未能兑现的承诺，这些苦涩的经历是他们现在秉持的强大观念的源泉。他们需要的——尽管他们自己也未必清楚——正是中央情报局可以提供的：组织，架构，以及最重要的因素：资金。当这些行动推广到伦敦、巴黎和柏林时，这一点尤为关键。“在五〇年代早期，对我们十分有利的因素是：欧洲一贫如洗。”
我问他到底有了什么新想法，可他言辞闪烁。不过他跟我说贝德福德广场那边传来了新消息。麦奇勒喜欢《来自萨默塞特平原》，计划三月底出版，这样的速度在出版界是创纪录的，只有在编辑影响力巨大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实现。这样做的目的是赶上简·奥斯丁小说奖（其声望不在新近炙手可热的布克奖之下）的报名截止期。现在谈是否能进入短名单还为时过早，不过好像麦奇勒如今逢人就要念叨他的新作家，而且这本书被紧急付印专供评委会审阅的新闻也已经见报。通常你是可以用这一套来替一本书制造话题的。我不知道，如果皮埃尔知道军情五处资助一部反对资本主义的中篇小说，会如何评说。务必保持小规模。我一言不发，在汤姆胳膊上掐了一把。
他看起来是那么俊美，他的头往后仰，头发披散在石头上。我们互相凝视。我们听见车辆从海滨车道上驶过，偶尔有一朵浪花打在岩石上，响声清脆。
皮埃尔——如果这是他的真名的话——没有安排问答环节，一说完就匆匆在掌声中点点头，然后跟着彼得·纳丁朝门口走去。
在我们这个拥挤的房间里，这话顿时让经费严重短缺的五处雇员发出了赞赏的低语。
过了一小会儿，他那平静的嗓音仿佛从远处传来，“塞丽娜，我们不能让这事停下来。别无选择，我得告诉你，就这么简单。我爱你。”
“先别动，保持一会儿，”他飞快地说，“要不就全结束了。”
“哦，上帝。半夜里醒来，一想到这场朗读会，我就睡不着。”
那天晚上我们没有去餐馆。近来天气转暖，也许这让政府松了一口气，却让矿工们很恼火。汤姆躁动不安，想到海边走走。于是我们就穿过西街，步入宽阔的、人烟稀少的海滨大道，向豪富镇方向走去，到一家酒吧门前拐离海滨，然后在另一家餐馆买炸鱼配薯条。就连海边都没什么风。为了节能，街灯给调得很暗，可灯光仍然在厚而低的云团上涂了一抹胆汁似的橘黄色。我说不清汤姆身上到底有什么不对劲。他已经算得上柔情似水了，紧紧抓住我的手，显得格外上心，要不就是伸出胳膊揽住我，让我靠他更近些。我们飞快地走，他飞快地说。我们讲起各自过的圣诞节。他描述了当时场景，说他姐姐跟孩子分别时如何乱成一团，她又是如何试图把她那年幼的、装着假足的女儿拽上车，想带她一起走。还说劳拉在去布里斯托尔的路上如何从头哭到尾，如何数落家里的种种不是，尤其是父母的。而我复述了我在主教大人怀里大哭的那一刻。汤姆要我把那一幕细细说来。他想更深入地了解我从车站走回家的路上，情感如何跌宕起伏，他想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是不是觉得自己又成了孩子，当时是不是突然意识到我有多么想家？我过了多久才缓过神来？为什么过后不到我父亲那里，把这些感觉都告诉他？我跟他说，我因为哭了所以哭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是不一样了！”他几乎嚷起来，然后狂笑，“我有了个绝妙的主意。”
我说，“出什么事了吗？”
简而言之，皮埃尔告诉我们，整场会议就是一次替克里姆林宫大肆宣传的特别行动。它在资本主义的首都为自己打造了一个世界性的舞台，在台上，即便与自由无涉，它至少充当和平与理性的喉舌，站在它这边的有数十位德高望重的美国人。
这场集会的标题没什么特别：文化科学领域的世界和平大会，名义上由一家美国的专业委员会组织，实际上却是苏联共产党及工人党情报局策划的。千余名代表来自世界各地，他们对共产主义理想的信念并没有被虚张声势的公审、苏德互不侵犯条约、镇压、清洗、酷刑、谋杀以及劳改营摧毁，至少没有被完全摧毁。伟大的苏联作曲家迪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受斯大林委派，违心地出席。代表美国方面的是阿瑟·米勒、李奥纳多·伯恩斯坦和克利福德·奥德兹。上述以及其他名人都对美国政府持批判及不信任的态度，因为它居然要求美国公民把曾经无与伦比的同盟军当成一个危险的敌人。许多人相信，不管他们把多少事情搞得一团糟，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还是站得住脚的。而且这些事件遭到了贪得无厌、利益一致的美国新闻界极大的歪曲。如果说苏联的政策看起来乖戾阴郁或者充满攻击性，如果说他们多少有点倚靠内乱来牟取利益的话，那也是本着自我保护的精神，因为从创立之初，他们就要面对西方的敌视和蓄意破坏。
“这太不可思议了，塞丽娜。”
他在我耳边说，“我刚刚才开始意识到你有多么特别。”
他打算到伦敦来，这样我们就能在新年团聚。可是三十号他又从布里斯托尔发来电报。他还没法离开劳拉。他走不开，得想法把她安顿好。我只好跟另三位房客一起参加莫宁顿新月街的一场派对来迎接一九七四年。在那套拥挤邋遢的公寓房里，只有我不是律师。我在那种临时搭的桌边，将微微发热的白葡萄酒倒进一只用过的纸杯里，此时有人在我屁股上拧了一把，下手可重了。我飞快地转过身发了一通火，没准还发错了对象。我早早告退，回到家，一点钟上床，仰面躺在冰冷的黑暗中好不自怜。睡着之前，我想起汤姆跟我说过，劳拉那家收容客栈里的工作人员是多么能干。既然如此，那他还说需要在布里斯托尔待上整整两天，这是多么奇怪啊。不过这似乎也不是什么特别重要的事，于是我沉沉睡去，就连我那几位律师朋友四点醉醺醺地回来，也没把我吵醒。
我们继续往前走。汤姆以前从来没当众朗读过，所以忐忑不安。他会从小说结尾部分选，那是他写得最得意的地方，那让人不寒而栗的一幕，父女俩互相依偎着死在一起。我说这样会泄露情节的，太可惜了。
为了充当节电表率，莱肯菲尔德宅邸里的温度给调低到华氏六十度，比其他政府部门还要低两度。我们穿着大衣、戴着手套工作，有些家境优渥的姑娘刚度完滑雪假，头上还戴着绒球羊毛帽。我们每个人都分到了一块毛毡，垫在脚底下，抵挡从地板渗上来的寒意。双手保暖的最佳方式是不停打字。如今既然火车司机们为了支持矿工拒绝加班，那么估计发电厂的煤只够用到一月底，到那时国库也该空了。伊迪·阿明在乌干达组织了一场募捐，要给穷困潦倒的前殖民地主子送一卡车蔬菜，但愿皇家空军乐意来接收。
这番介绍如此语焉不详，再加上皮埃尔的口音，我们猜测他来自美国中央情报局。他当然不是法国人。他的嗓子是起伏不定的男高音，说起话来有种教人愉悦的小心翼翼的感觉。他给人这样一种印象：但凡有人不赞同他说的话，他就会根据事实调整自己的观点。我渐渐意识到，在这种严肃而睿智的、近乎略含歉意的态度背后，其实隐藏着无尽的自信。他是我见到的第一位出身高贵的美国人，后来我了解到他来自佛蒙特州一个颇有根基的家庭，写过一本与斯巴达统治有关的书，另一本写的则是阿格西劳斯二世以及波斯的提萨费尼斯被斩首的历史。
我们停下来，他吻了我，说我真是无可救药。我跟他说到那天晚上跟露西和卢克一起在教堂围地上散步，汤姆很不高兴。他要我发誓以后再也不吸大麻了。这种清教徒倾向让我吃了一惊，尽管这样的承诺不难遵守，我也只是耸耸肩而已。我认为他无权要求我承诺什么。
在这一行干了将近二十三年之后，他得出了什么结论？他要说两点。第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冷战没有结束——不管别人怎么说，所以文化自由事业仍然至关重要，永远至高无上。尽管时下并没有很多人高举苏联的火炬，但知识分子中还是有大片冷漠僵硬的地带，人们懒惰地保持着中立态度——说苏联也不见得比美国更糟糕。对这样的人必须加以重视。至于第二点，他引用了一句他在中情局里结识、后来当上广播员的老朋友——汤姆·布拉登的话，大意是：在整个地球上，只有美国还不明白，有些事儿还是在规模较小时运转得更好。
“那告诉我吧。”
两天以后的周五晚上，我高高兴兴地坐上火车去布莱顿，距离上次分别已经将近两周时间。汤姆到车站来接我。火车即将靠站、渐行渐慢时，我们就看到了对方，他一边跟着我的车厢跑一边在说着什么，我看不懂他的口型。一下车我便扑到他怀里，心头骤然升起的甜蜜与兴奋是平生从未有过的。他把我搂得那么紧，我简直要透不过气了。
“那么按字母顺序排列怎么样？”
我说，“不能在这里。”
然而，当我们从梦中醒来，当我们俩身外的世界重新回到我们身边，当我们听见窗外车辆驶过，听到一列火车开进布莱顿站，当我们开始考虑如何打发晚上剩下的时光，我方才意识到，刚才差一点点我就要把自己给毁了。
房间渐渐空下来，资历浅的自觉地让其他人先走，我不由得害怕马克斯会转过头来与我四目相对，怕他走过来告诉我，我们得见个面。当然是工作上的事儿。然而，当我目送着他的背影和那一对大耳朵随着人流涌出门口时，困惑不解与那种熟悉的内疚感夹杂在一起向我袭来。我把他的心伤透了，以至于他压根就不愿意跟我说一句话。这个念头把我吓了一大跳。像往常一样，我试着燃起怒火来抵挡内疚。正是他，跟我说过女人没法把自己的私生活跟工作分开。现在他喜欢我胜过喜欢他的未婚妻，这难道也是我的错？我一边沿着水泥楼梯——之所以走楼梯是因为我不想在电梯里跟同事说话——一边为自己辩护。难道因为他转身离我而去，我就应该大惊小怪，低声下气，泪眼婆娑？没门。既然如此，那我凭什么不跟汤姆在一起？难道我不配得到幸福？
因此，按照皮埃尔的说法，他成了另一种战士，再度投入新战役，它们发生在虽然已经解放但时常受到威胁的欧洲。他一度充当迈克尔·乔塞尔森的助手，后来又跟马尔文·拉斯基过从甚密，直到上述两位之间的关系出现裂痕。皮埃尔参与“文化自由协会”的事务，用德语替声望卓著的杂志《月刊》写稿，而这份杂志正是中情局资助的，他还参与组建《邂逅》，为此做了不少幕后工作。他学会一套微妙的技巧，用来安抚知识分子的敏感自负和喜怒无常。他协助为一家美国芭蕾舞剧团组织巡演，此外还有管弦乐团、当代艺术展以及十几场被他称之为“踩中政治与文学交会的危险地带”的会议。他说，一九六七年《堡垒》杂志曝光中情局资助《邂逅》，实在是小题大做、幼稚至极。对于政府而言，这个反抗极权主义的案例难道不够理性不够优雅，不应该批准实施吗？如今，在英国已经没人会对外交部替BBC对外广播买单的事大惊小怪了，这种做法已经被高度认可。《邂逅》的情况也差不多，尽管总有人大呼小叫，装出大吃一惊的样子，要不就捂住鼻子假清高。既然提到外交部，他倒要表扬一下情报司的工作。他特别欣赏情报司在推广奥威尔的作品上做出的努力，他也喜欢他们在保持一定距离的前提下对几家出版社的资助，比如“安珀桑德”和“贝尔曼书业”。
“然而！”皮埃尔抬起一只胳膊，用僵硬的食指往上指了指，他这个戏剧性十足的停顿让我们困惑不已。接着，他告诉我们，就在这座饭店的十楼有一个高级套房，屋里有一群专程来捣乱的志愿者，这群知识分子是由一位名叫西德尼·霍克的哲学家召集的，他们大多都是非共左翼、具有民主精神的前共产党员或者前托派左翼，他们决心向这次会议发起挑战，关键是，不能让疯狂的右翼独霸对苏联的批判权。他们弓起身子守在打字机、油印机和刚刚装好的多条电话线旁，通宵工作，客房服务慷慨地提供了大量零食和酒，帮他们整晚撑下来。他们打算通过各种方式破坏楼下的会议进程，比如提出一些棘手的问题刁难对方，尤其是关于艺术创作自由的问题，同时还会发出一系列新闻稿。他们也声称得到了重量级支持，这份名单甚至比对方的那份更让人印象深刻。玛丽·麦卡锡、罗伯特·洛威尔、伊丽莎白·哈德威克，还有很多来自远方的国际支持，其中包括T·S·艾略特、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和伯特兰·罗素。
我们坐在一张公共长椅上，像一对老夫妻那样面朝大海。这时节天上应该有一轮下弦月，不过，在厚厚的橘黄色云团的遮蔽之下，一点儿可能都没有。汤姆的胳膊揽住了我的肩，英吉利海峡看起来油汪汪的，格外静默，我缩成一团依偎在情人身边，这些天来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心平如镜。他说他受邀在一场为年轻作家举办的活动中朗读作品。与他同台的是金斯利·艾米斯的儿子马丁，后者也要朗读一段处女作——跟汤姆一样，这部作品也将在今年出版，出版商也是麦奇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