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点点头，宣告我的蛮横粗暴和拒绝信任到此结束。尽管沿着希腊街从“海格力斯柱”走过去有一百码远，我也知道“进屋去”的意思是到我的房间去。
“他是个才华横溢的作家。教人兴奋。”
“如果是这样，那我可以让你带着五十个独立艺术家回去。”
我又点点头。我现在只能想到我有多冷，我喝得有多醉。我听见有辆出租车的引擎在我身后响起，然后感觉到他转过身张开手臂叫车停下来。我们进车坐定，径直往北开，汤姆打开车里的暖气。暖气机隆隆作响，放出一丝凉飕飕的空气。那块把我们跟司机隔开的挡板上贴着一则同类出租车的广告，那些字母看起来就好像在往上面、往侧面飘，我疑心自己要病了。一到家，我发现合租的那几位都不在，便松了一口气。汤姆替我放洗澡水。滚烫的水腾起大团大团的蒸汽，凝集在冰凉的墙面上，一股股往下流，在印花地毡上积成小水坑。我们一起进浴缸，洗脸洗屁股，互相按摩双脚，唱披头士的老歌。在我出来之前，他早就洗完，然后擦干，又去找来好几条毛巾。他也醉了，可他扶我出浴缸时格外轻柔，像对待一个小孩子那样把我擦干，领我到床上。他下楼带了两杯茶回来，爬上床躺在我身边。然后，他悉心服侍，极尽温存。
几个月，乃至几年之后，在一切都发生之后，每当午夜梦回，亟须抚慰，我都会回想起这个初冬的傍晚，我在他怀里，他吻着我的脸，一遍又一遍地告诉我，我有多么傻，他是多么抱歉，他有多么爱我。
“你湿透了，你在发抖，”他在我耳边低语。“我们得进屋去。”
“真让我受不了，我的小可怜，你整个下午都在难过。所以你那么安静。肯定是这样！你一定是看到我握住她的手了。哦，我的甜心，太抱歉了。我爱你，只爱你，太抱歉了……”
我差点再加一句，我们相爱了。不过我和汤姆的事不宜张扬。秉承时代精神，我们不打算拜见双方父母。我们在天空下，在布莱顿与豪富镇之间的砂石道上发布宣言，始终简单而纯粹。
这样倒也不错，因为此时已是周五下午，我和汤姆约好了次日在索霍区的一家酒吧里共进午餐。他要来希腊街的“海格力斯柱”酒吧见伊恩·汉密尔顿。这份杂志的创刊号将在四月出版，大部分资金来自纳税人——是“人文艺术委员会”而非秘密经费。不过新闻界已经有人说三道四，按照一份报纸的说法，这本杂志的预定零售价七十五便士实际上是在收取“我们已经付过的钱”。编辑想要把那个关于会说话的猿猴的短篇稍作修改，最后这篇定名为“她第二部小说”。汤姆觉得他也许会对斯宾塞那篇论文感兴趣，还能为他写点评语。在杂志上登论文是没有稿费的，不过汤姆确信，这份期刊将会成为那种最权威的、只要在上面露个脸就倍感荣耀的杂志。我们约定，汉密尔顿跟他会面一小时后，我再出现，然后按他的说法，一起吃一顿“以薯条为主的酒吧午餐”。
我们在角落里的三张天鹅绒扶手椅上挤作一团。汤姆和伊恩已经喝到了一定境界，谈话越来越琐碎，毫无节制地绕着某个细节转个没完。他们聊起拉金，说到《圣灵降临节的婚礼》，以前汤姆让我读过这首诗。关于那句“看不见从哪里/发出枝枝利箭/落在某处便成了雨”，他们有点分歧，不过争得并不激烈，汉密尔顿认为这两句的字面意思已经相当清晰。火车旅行结束，车上的新婚夫妇们回到伦敦，各奔西东，奔向各自不同的命运。汤姆说得没这么精炼，他说这些诗句很阴暗，洋溢着不祥的预感，充斥着消极情绪——某种下坠的、潮湿的、失落的、不知落在何处的感觉。他用了“液化性”这个词儿，汉密尔顿干巴巴地说，“液化性。呃？”接着，他们又开始兜圈子，换着各种聪明的法子阐述相同的观点，不过我觉得这位长者也许只是为了试探汤姆有没有自己的判断力，在辩论中反应是否机敏。在我看来，不管诗怎么解释，汉密尔顿都无所谓。
“你想喝点什么？”
我的口气听起来是那么伤心，那么孩子气，那么愚蠢，就好像如果是跟一个陌生人偷情，那就什么问题都没了。他惊讶地看着我，那副大惑不解的表情演得格外逼真。我简直想揍他。
一阵沉默。马克斯已经不穿黑正装了——几天前我在食堂里跟他遥遥相对时注意到了这一点——改回质地粗硬的海力斯粗花呢，还加上了一点很不好看的新花样：一条芥末黄针织领带，配一件维耶勒法兰绒格子衬衫。我猜现在没有人，没有女人在引导他的穿着品味。他在办公桌上摊开双手，双眼就凝视着这双手。他深吸一口气，能听见他从鼻孔吹口哨的声音。
“商业计划？”
选战开始三天之后，我收到一条马克斯的指令。我们不可能再避而不见了。彼得·纳丁想要一份关于“甜牙行动”目前所有进展的报告。马克斯别无选择，只能见我。自从那天深夜造访之后我们几乎没说过一句话。我们在走廊里擦肩而过，咕哝一句“早上好”，在食堂里故意坐得远远的。我把他的话思前想后，琢磨许久。那天晚上他说的也许是真的。可能五处之所以招我这个成绩乏善可陈的学生，只因为我是托尼的人，可能他们跟踪了我一段时间，后来就没兴趣了。托尼之所以要把我这么个没什么害处的人送过去，以此向五处挥手作别，也许是为了向他的老东家表明，他本人也没什么害处。抑或，正如我希望的那样，他爱我，把我当成他献给五处的礼物，那是他弥补过失的方式。
于是我们三个就站在吧台边喝了很久。两个男人在谈书，聊作家圈里的八卦，尤其是罗伯特·洛威尔的事，他是汉密尔顿的朋友，现在可能已经疯了。他们还说到足球，汤姆并不在行，可他很善于把他知道的那点事添油加醋，尽情发挥。他们谁都没想到应该坐下来。汤姆叫了猪肉派，外加每人一份酒，可汉密尔顿没有碰他那份，稍后，他先是用自己的盘子，接着干脆直接用猪肉派当托盘。我估计汤姆跟我一样，害怕一旦这场谈话停下来，我们就会吵架。喝下第二杯之后，我偶尔也插几句，不过大部分时间我假装在听，其实心里在想着雪莉。变化这么大！她已经成了一个作家，这么说来，她跟汤姆在“海格力斯柱”见面并不是什么巧合——他以前跟我讲过，《新评论》的办公室已决定要扩建，辟出休息室和食堂，以便在创刊时招待几十位作家。她在甩掉脂肪的同时也甩掉了懂事得体的脾气。在这里撞见我，她没有流露出一丁点惊讶，所以她肯定知道我跟汤姆之间的关系。轮到我发火的时候，她就赚到了。我要让她见鬼去。
我非但没走，而且挑开了这场戏的幕布，我疲倦地叹了一口气。“你在跟我的朋友偷情。”
我一直希望马克斯能回到他未婚妻身边，这样我们就能像以前一样相处了。头一刻钟的情形确实跟以前没什么两样，我走进去站到办公桌后面，汇报了黑利的中篇小说、罗马尼亚诗人、《新评论》、《香蕉》以及关于斯宾塞的论文。
我说，“这太明显了，汤姆。你怎么敢！”
伊恩·汉密尔顿把我的饮料端过来，很大一杯浅黄色的白葡萄酒。这正是我现在需要的。“喝这个。”
六点，我们喝完酒，步入街区，在冰冷的雨里向索霍广场走。汉密尔顿当天晚上要在伯爵宫出席一场朗读会。他握握汤姆的手，拥抱我，然后我们看着他匆匆走远，步态矫健，压根看不出他刚刚度过了怎样的下午。现在只剩下我和汤姆了，我们也拿不准该往什么方向去。终于开始了，我想，就在那一刻，打在脸上的冰雨让我清醒过来，意识到我的损失究竟有多大，意识到汤姆是在背叛我，突如其来的孤独感把我压垮了，我根本动弹不了。一大团黑色的重负压在我身上，我的双脚沉重而麻木。我站着，向广场对面的牛津街方向望去。有几个克利须那派教徒，剃光头发，手里拿着铃鼓，看起来就是那种容易受骗的类型，此刻他们正在一边唱着赞美诗一边排着队回自己的驻地。好避开他们的神恩赐的雨。我觉得他们每一个人都很讨厌。
“你说的是……？”接着是一段拙劣的模仿，演一个突然灵机一动的男人。
我们一进门，就听见有人大声说，“中国？去他的，中国！”
他紧紧盯着我。“我记得，这种玩意正是纳丁无法容忍的。哦，顺便说一句，他跟塔普有些话要跟你说。他们接触过你吗？”
“呃，那你为什么那么开心？”
“你们是要给新杂志投资的。我想你来这里就是为了这个吧，给我送现钞。”
他摇摇晃晃地站在我面前，醉醺醺的，演这一套他倒是炉火纯青，脸皱成一团，堆满了戏剧性的关切。
我能感觉到，另一幕可怕的场景正在酝酿。我一定得走。我飞快地步入走廊，他在我身后叫我，于是我加快脚步，不仅想逃开他那团情感的乱麻，也想逃开我自己那点莫名其妙的内疚。我乘上嘎吱作响的电梯，还没等抵达楼下我的办公桌，我已经在提醒自己，我过得挺好，有人爱我，现在马克斯不管说什么都不会打动我了，而且我什么都不欠他。几分钟之后，查斯·芒特办公室里洋溢着的那种忧伤而自责的氛围成功地让我沉浸于其中，我在这位文官准备提交给上级的一份悲观的备忘录上反复核对时间与事实。“关于近期几次失利的说明”。在这一天剩下的时间，我几乎没想过马克斯。
“你还是没告诉我这小说到底写什么。”
“她也是个作家。写商业作品。不过其实写得也不错。他也不错。她的父亲刚刚去世。”
“跟我讲讲他的小说。”
我说，“也许我可以看看你的商业计划。”
我走进去，一路上闻着从男厕所里散发出来的薄荷香，直到推开另一扇门。有个男人独自站在吧台离我较近的那一头，一只手里夹着一根烟，另一只手里握着一杯苏格兰威士忌。他转身看着我，我一下子就反应过来，这是伊恩·汉密尔顿。我从报上某些颇有敌意的日志专栏上看过他的照片。可他不是应该和汤姆待在一起吗？汉密尔顿正在用一种平和的、近乎友好的目光打量我，抿着嘴唇歪向一边浮出一抹微笑。正如汤姆描述的那样，他下巴线条硬朗，看起来像一位老派的电影明星，就是那种出现在黑白言情片里的、内心像金子一般高贵的流氓。他好像在等着我靠近。透过蓝色烟雾，我朝窗户边上凸起的角落里的座椅看了一眼。汤姆和一个背对着我的女人坐在一起。她看起来很眼熟。他的手正伸过桌子握住她的手，脑袋歪向一边，听她说话时几乎就要碰到她的头。不可能。我瞪大眼睛，试图弄懂这一幕，找到什么能证明他们清白的东西。可是我能想到的只有马克斯那句既愚蠢又荒唐的陈词滥调——风流剑客。这个词儿就像一条早就钻进我皮肤的寄生虫，在我的血管里注入神经毒素。它改变了我的行为，推着我早早来到这里亲眼目击。汉密尔顿走过来，站在我身边，顺着我的视线往那边看。
我说我们只资助独立艺术家。
“不，没有。可是，马克斯，我们说好不干涉我们的作家的。”
“我听说他社交活动频繁啊。有点风流剑客的腔调嘛。”
“那么，除了这些我们知道且赞赏的项目之外，你的T·H·黑利和他那个小小的幻想世界，到底他妈的增加了什么成果？”
我能清清楚楚地看见我们俩的样子，就好像透过一扇相隔两层楼的玻璃窗往下俯瞰，画面被镶着黑边的雨滴扭曲。几个索霍区的醉汉站在脏兮兮滑溜溜的人行道上，眼看着就要吵起来。我恨不能掉头就走，因为结局已经显而易见。可我就是动不了。
汉密尔顿朝汤姆的方向点点头。“你的男人在这里。”
他说得轻描淡写，他完全清楚我不会相信他。这是哥们之间的默契，一个男人替另一个男人打掩护。
对我而言，眼前最大的忧虑是本周末没法去布莱顿，因为汤姆会去剑桥，然后去找我的妹妹。他不想让我来听他朗读。如果知道我在观众席上，他会“垮掉”的。接下来那周的礼拜一，我收到他的信。他用的称呼让我回味许久——我亲爱的唯一。他说他很高兴我没在场。那场活动真是场灾难。马丁·艾米斯很讨人喜欢，而且对流程问题压根就不关心。于是汤姆就得到了压轴的位置，让马丁先上，类似于暖场表演。这是个错误。艾米斯读的是他的长篇《雷切尔文件》选段。这小说既色情，又刻毒，还非常风趣——实在太风趣了，以至于他只能不时停顿，好让读者从狂笑中缓过来。他读完之后轮到汤姆上台，可此时掌声还经久不息，汤姆只好转身退回到昏暗的台侧。人们还在平复笑岔的气，抹着笑出的眼泪。他终于走到讲桌前，介绍“我这三千词的恶疾、脓血与死亡”。他念到一半，甚至父女俩还来不及陷入昏迷状态时，有些观众就退场了。没准人们需要赶最后一班火车，可是汤姆觉得自信心受到了打击，他的嗓音变得单薄，在几个简单的词儿上磕磕巴巴，念着念着还漏了一句，只好回过来重读。他觉得一屋子的人都讨厌他把刚才兴高采烈的气氛给破坏了。最后听众也鼓了掌，因为他们很高兴这场折磨终于结束了。之后，在酒吧里，他向艾米斯表示祝贺，后者并未报以同样的赞美。不过，他给汤姆买了三倍分量的苏格兰威士忌。
这只是个我听来的词儿，我猜得没错，这个词儿一出口，我们俩就话不投机半句多了。
也有好消息。一月份他收获良多。他写的关于受迫害的罗马尼亚诗人的文章已经被《审查索引》录用，关于斯宾塞和城市规划的专论也写完了初稿。那个我助过一臂之力的短篇——《可能通奸》被《新评论》退稿，却被《香蕉》杂志录用。另外，当然还有那部新长篇，不过他不肯透露具体情况。
周六上午我打扫房间，去自助洗衣店，熨好下周要穿的衬衫，再洗净吹干头发。我迫不及待地想见汤姆，早早离开家，走上莱切斯特广场地铁站通往地面的楼梯时，比约定时间几乎早到一小时。我以为我可以在查令十字街的二手书店先翻翻书。可我太烦躁了。我站在书架前，什么也看不进去，然后我转到另一家店，又把这过程重复了一遍。我拐进弗伊尔斯书店时，隐约揣着要在新平装本书架上替汤姆挑一样礼物的念头，可我就是集中不了思想。我太想见他了。我在弗伊尔斯书店北侧横穿过马涅特街，这条街从一栋建筑底下走，而“海格力斯柱”酒吧就在建筑的左侧。这条临时隧道也许是一家旧驿站天井的残迹，出口在希腊街上。街角上正巧有一扇窗，围着看起来分量沉重、闪闪发光的木栅栏。透过窗户我从一个斜角瞥见汤姆欠身向前，在跟一个处于我视野之外的人说话。我可以走过去敲敲窗户。不过，当然啦，我不想在他进行重要会谈时分他的神。到得那么早挺傻的。我应该再逛一会儿的。退一万步讲，我至少应该从开在希腊街上的大门进去。这样他就会看见我，而我就什么也看不到了。可我还是转过身，从开在走廊上的边门进去。
我一言不发。
马克斯的脸一沉，“但愿你们俩之间的事儿已经了结了。”
然而，此刻我什么感觉都没有。酒吧打烊了，我们跟着汉密尔顿在昏暗阴郁的午后转到“穆雷尔”，这是一家狭小阴暗的饮酒俱乐部，里面坐着年纪相仿的男人，一张张肌肉松弛下垂、衰老丑陋的脸，他们坐在吧凳上，大声对国际事务发表意见。
他把我拉近。“听着，”他说，“我们在海滩上说过了。我们相爱。就这么简单。”
我喝酒的时候他皱起脸关切地看着我，然后问我是干什么工作的。我说我替一家人文基金会工作。刹那间，他的眼皮似乎无聊地垂了一下。不过他还是听我把话说完，然后想到一件事。
我说，“他们好像是老相识。”
“人们都在议论他，”我总结说，“他要红了。”
我说我想来杯柠檬汁，他似乎皱了下眉头。他往吧台走，而我退到挡板背后，这种半截式的挡板也算这家酒吧的特色，保证客人谈话的私密性。我很想偷偷从边门出去，整个周末都让汤姆找不到我，我只管去平复躁动的情绪，就让他吓出一身冷汗好了。人就在边上，汤姆真会这么明目张胆吗？我的目光绕过挡板窥视他们，那个公然背叛的造型依然没有变，她还在说，而他还在攥着他的手，一边温柔地聆听，一边把头往她那边凑。这造型太诡异了，简直滑稽。我什么感觉都没有，没有愤怒没有恐慌没有悲伤，连麻木都感觉不到。我可以确认的，唯有可怕的清晰。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自己的“家门口”指的是从赫德斯菲尔德到利兹之间的这段M62公路。我听到有人在办公室里说，如果没有火车司机罢工，五处的职员及其家人就不用坐夜车了。可是，工会里的人并没有杀人。那枚二十五磅重的炸弹给安置在巴士后面存放行李的地方，刹那间就让睡在后座上的整整一家人死于非命，其中有一个是军人，另外还有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一个五岁，一个两岁。他们的尸体给炸成很多块，散落在公路上，距离长达两百码——这是一份剪报上的说法，芒特坚持要把它钉在告示板上。他自己也有两个孩子，只是年纪稍大一点而已，正因为如此，我们部门就必须对这件事感同身受。不过，“防止爱尔兰共和军临时派的恐怖主义在内陆蔓延”的任务是不是主要由五处来负责，这一点并不清楚。我们认为，如果当初就定下让五处负责，那这样的事情就不会发生——这样一想，我们就能高兴点。
整个过程我都没在听。两个男人压根就没拿我当回事，我开始觉得自己不过是一个作家带来的婊子加傻子。我心里给自己放在布莱顿公寓里的东西列了一张清单——也许我不会再去了。一只电吹风，内裤，几件夏天穿的连衣裙，一件游泳衣，没有一样是我特别惦记的。我说服自己，离开汤姆能让我卸掉是否该说实话的心理负担。这样我就能守口如瓶，全身而退。我们一边喝白兰地，一边喝咖啡。跟汤姆分手，我不在乎。我很快就能忘记他，找到别人，更好的人。这样没什么问题，我能照顾好自己，我可以合理利用时间，积极投身工作，读一读奥莉维亚·曼宁的《巴尔干三部曲》——我已经把这三本依次排在床边，我还要用主教大人给的二十英镑去度一周的春假，在一家地中海的小客栈里当个有趣的单身女人。
他不停地申辩，不停地抚慰，我却一直拉长着脸。就算相信他，我也不会少生一点气。我生气是因为他让我觉得自己很傻，他也许在偷偷地笑话我，他还会把这件事儿编成一个滑稽的短篇小说。我打定主意，一定要让他费尽力气才能把我哄回来。到现在这个份上，我也很清楚我只是在假装怀疑他。也许，这要比刚才浑身冒傻气要好一点，而且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跳出困局，怎么把刚才已经钉牢的位置换一换，让自己显得义正词严。所以我沉默不语，可是，当他握住我的手时，我没有挣脱，当他拉着我靠近他时，我不太情愿地顺从了，由着他亲吻我的头顶。
他把手搁在我肩膀上，我甩开。我不喜欢被人同情。我觉得我从他嘴边看见了他拿我取乐的痕迹。
于是我告诉他出版社很兴奋，忙着组织报纸评论，好赶上奥斯丁奖的截止期，传说设计封面的将是大卫·霍克尼。
二月，我的部门里阴云密布、情绪低落。闲聊遭到禁止，或者说，是大家自觉禁止了闲聊。我们在晨衣或者羊毛衫外面套上大衣，茶歇和午饭时间也忙着工作，就好像是在替我们的失败赎罪。那位叫查斯·芒特的文官，平时还算是个乐观沉着的人，在这个月里居然抓起一份档案就往墙上砸，害得我和另一个姑娘跪在地上，花了一个小时才把文件重新归档。我们小组把所有本行业里出现的失误——比如“黑桃”和“氦气”——都算在自己头上。也许他们听了太多反复强调的关于“谨防特工身份暴露”的指令，也许他们一无所知。不管是哪一种情况，正如芒特反复用各种方式重申的那样，既然我们将在自家门口迎来惨无人道的暴行，那么做如此极度危险且代价高昂的安排，是毫无意义的。处在我们的位置，我们没必要把他已经心知肚明的事情再跟他说一遍：我们正在对付的这些“小分队”，彼此都没有联系，并不知道对方的存在，按照一篇《泰晤士报》社论的说法，我们面对的是“全世界组织最严密、手段最无情的恐怖组织”。而且，即便在这样的日子里，行业竞争依然激烈。平时芒特嘴里总是嘟嘟囔囔，指天骂地，矛头针对伦敦警察厅和皇家北爱尔兰警队，在五处这些说辞就跟《主祷文》一样流行，大意是：对于情报收集或分析一丁点概念都没有的土包子警察，实在是太多了，不过通常他们骂出来的时候，言辞可没那么客气。
“马克斯，”我平静地说，“我们还是专心谈公事吧。”
我从来没听他骂过人，于是我往后缩了一下，就好像他往我脸上扔了什么东西。我以前根本就不喜欢《来自萨默塞特平原》，可我现在偏要喜欢。平时我总是等他打发我走才会离开。此刻，我站起身，把椅子往桌底下一塞，开始侧过身往屋外走。分别前我挺想扔下一句漂亮话，可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几乎就要出门的当口，我回头朝他瞥了一眼，他直挺挺地坐在桌前，一脸痛苦或悲伤，表情匪夷所思，像戴着一副面具，我听见他低声说，“塞丽娜，请别走。”
我从挡板后面走出来。那个角落里，汤姆已经站起身，那女人也在伸手从身边的椅子上抓起她的外套。她站起身，转过头。她轻了好几十斤，头发拉直，几乎垂到肩膀，黑色紧身牛仔裤塞进长靴里，她的脸变长了，变瘦了，确实相当漂亮，不过我还是一下就认了出来。雪莉·先令，我的老朋友。我刚看到她，她便看到了我。四目相对的一刹那，她先是想举起手打个招呼，举到一半又任凭它绝望地垂下来，好像在说，需要解释的事情太多了，她现在没这个情绪。于是她飞快地从大门出去了。汤姆迎着我走过来，诡异地微笑着，而我像个白痴一样挤出一丝笑容回应他，我知道汉密尔顿就在边上，他又点燃了一根烟，正在观察着我们俩。他的举止神态里有种隐忍克制的腔调。他很淡定，所以我们也必须淡定。我只好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起初我只是困惑不解，在相信他与憎恨他之间摇摆。接着，当我开始怀疑自己时，我反而乐于沉溺在阴郁的固执中不肯自拔，我就是要执迷不悟，就是不愿放开那个给我洗脑的念头：他跟雪莉上床了。
在这次与马克斯的短暂会面中，有一件事情越来越清楚：某种倾斜，或者转变。那个圣诞前夜，除了自尊之外，他还失去了某种权威，我能感觉到他对此心知肚明，而且他也知道我知道这一点。我压不住声调里的傲气，而他也把持不住自己，语气一会儿凄苦无助，一会儿又过分强势。我想问问那个被他求过婚的、在医疗界工作的女人，他是为了我才抛弃她的。现在她是跟他破镜重圆，还是另觅新欢？无论走哪条路，这件事总是一场羞辱，尽管我目前有点趾高气扬，这一点分寸感还是有的，所以忍住没问。
“现在我知道这些情况。包括黑利在内，我们一共有十个项目。都是些可敬的新闻记者和学术界人士。名字我不太清楚。可我知道他们投入大量时间写出来的书，大致是什么样子。有一本讲英美植物学界正致力于在那些种植稻米的第三世界国家推动绿色革命，另一本是汤姆·潘恩的传记，即将出炉的一篇报道首次披露东柏林的一个羁押营——三号特营，战后一度由苏联人控制，他们在那里把社会民主人士、孩子和纳粹放在一起杀戮，如今东德政府又将其扩建，用来羁押持不同政见者，反正他们想关谁就关谁，关进去以后还要从心理上折磨他们。还会有一本书叙述非洲后殖民时期的政治灾难，一个阿赫玛托娃诗歌的新译本，一部十七世纪欧洲乌托邦的概述。我们会拿到一部关于托洛茨基担任红军领导人时期的专著，还有几本我记不清了。”
“塞丽娜，亲爱的，出什么事了？”
“雪莉·先令！哦，上帝，塞丽娜。你真这么想？我应该解释一下的。我在剑桥的朗读会上碰到她。她当时跟马丁·艾米斯在一起。直到今天我才知道她以前跟你在什么地方的同一个办公室里工作。后来我们俩跟伊恩一起聊天，我就把这事儿忘得精光。她的父亲刚去世，她整个人都崩溃了。她应该过来打个招呼的，不过她心情太烦躁了……”
几天之后，首相被尚未确诊的甲状腺疾病弄得气火攻心、精疲力竭，上电视发表全国讲话，解释为何要召集一次临时选举。爱德华·希思需要一次全新的委任，他告诉我们，目前我们人人都要面对的问题是——谁来主宰英国？究竟是我们自己选出的代表，还是一小撮全国矿工联盟里的极端分子？全国都知道，这个问题的实质是，究竟让希思再来，还是让威尔逊再来？应该选被各种事件压垮的首相，还是选反对党领袖（就连我们这些姑娘都听到传闻，说他不时显露出患有精神疾病的迹象）？这是一场“比谁更不受待见的竞赛”，有个巧舌如簧的家伙在评论版上这样写。每周三天工作制已经延续到了第二个月。天太冷，太暗，我们实在太沮丧了，根本想不明白民主问责制是怎么回事。
我跟他一样想得到楼上的表扬。可是马克斯如此羞辱汤姆，所以我现在更想回击他。“这是我读过的最悲伤的故事。后核时代，从文明退回野蛮，父女俩从西部乡间到伦敦，去寻找女孩的母亲，他们非但找不到她，还染上鼠疫。写得非常优美。”
“她写了一本假模假式的言情小说。可我倒挺喜欢她的。事情就是这样。她父亲开了一个家具店，她跟他很亲近，还在他店里帮忙。我真替她难过。真的，亲爱的。”
最后，他的视线离开他的手，往上抬，目光既惨淡又严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