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不免胡思乱想，倘哪一个外国阔佬，别出心裁，在天安门广场大摆案条，置种种外国货于案上，大呼：“嗨，你们中国人来随便拿吧！”会不会有千人万众，蜂拥而抢，挤翻案条，打破脑袋呢？
他说：“岂止是买电冰箱啊！”
我说：“我们中国有句话——‘君子之交淡如水’，我不愿在我们的友谊之中，掺入任何一点杂质。”
我依旧默然而已。
从那天以后，我牢牢记住了麦克的话——“你是我结识的中国人中，唯一没向我提出过任何请求的。”
学习伟大的领袖毛泽东……
不怕艰难不怕担子重，
连老父亲也说：“我看麦克会帮这个忙的，你开一次口，求求看。”我想，只要我开口请求，麦克是肯定会答应的。我向自己发誓，绝不对麦克提出这样的请求，以及类似的请求。因为有一天，晚饭后，喝茶时，麦克望着我在地板上搭积木的儿子，忽然说：“我第一次到你们家，小梁爽还不会单独玩耍，如今小梁爽已经会叫我‘麦克叔叔’了，可我连一只玩具还没送给他过。”面有愧色。
下一个星期六，麦克又来时，果然给儿子带来一个玩具，是一只黄色的、毛茸茸的、会叫的小狗。说是在“友谊商店”买的。妻问：“那里有电冰箱吗？”麦克回答：“有啊。有双开门的日立牌电冰箱，你们要买？”我瞪了妻一眼，妻立刻回答：“不，我们已经托别人买了。”麦克说：“要是买不到，我给你们买。”我说：“能买得到。”儿子从床底下拖出一个纸板箱，把里面的玩具一样样摆在地板上：飞机、火车、大炮、坦克、小狗、小猫等，摆了一长溜。
让他自己去选择吧！他那一代的精神和思想，应比我们这一代获得更大的自由。而精神和思想，它所代表的全部人类社会的文明，其实只用两个字就可以概括——自由。没有精神的自由和思想的自由，所谓社会文明，不过是写在布满灰尘的桌面上的词句，在擦桌子的时候便被抹布一块儿擦掉了。儿子受到我那一句喝骂，又见我欲打他，吓哭了，哭得十分之委屈。妻便将他抱往邻居家去。麦克见我沉思，问：“你想什么呢？”我说：“我在想崇拜这个问题。”麦克又问：“你至今仍崇拜毛主席？”我沉思良久，说：“崇拜是人类的童年心理，我们这一代人的崇拜季节已经过去了。”于是我们的话题很自然地谈到了毛主席的功过方面。我说：“我依然认为毛主席是中国历史上从古至今十分伟大的人物，也是世界历史上十分伟大的人物。”
父亲还说：“我告诉你，以后你写文章，只许说共产党好，不许说共产党不好，一句不好都不许说！一篇文章一百多元的稿费，再好的党也不肯花钱雇你骂它的！”
他告诉我，有一位什么什么局长，通过什么什么关系认识了他，然后便多次主动请他到家中做客，并把自己的两位女儿介绍给他。再后来通过第三者向他暗示，希望他这位年轻的瑞典博士成为那局长“同志”的大女婿或二女婿。
我相信他的话。
“如果你我不是复旦同窗，你我就根本不会结识。因为以你的性格，你不太可能进入我所结识的那些中国人的社会圈子。”——这是他对我说的话。
妻子说：“他的玩具可不少啦！”
麦克看我一眼，说：“晓声，你是我结识的中国人中，唯一没向我提出过任何请求的。”
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
但为了向父亲表示，我铭记了他的话，我就将儿子从地板上抱起，亲了一下，说：“爸爸是绝不会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今天的共产党已经不是过去的共产党了！爷爷的担心是不必要的。”
有这样一位老父亲，我常感到在家中的言论颇不自由。别说我脑后并无“反骨”，即便生着所谓“反骨”，有老父亲天天对我“警钟长鸣”，“反骨”也会渐渐变成软骨的。何况我对我们的党，没理由怀什么刻骨仇恨，不过是希望它更伟大、更纯洁、更光明、更正确罢了。
我们新少年的先锋，
对于父亲的怒斥，我只有低头默然而已。
麦克用一串钥匙从儿子手中哄过主席像章，一边欣赏一边说：“只听说中国‘文革’时期有这么大的毛主席像章，今天头一次见了！”欣赏一会儿，拿着问儿子，“知道这是谁吗？”
两岁半的儿子回答：“大胖子！”从麦克手中夺过像章，就在地板上滚着玩。我非常生气，从地上捡起像章，举手就欲打儿子。妻子赶快将儿子抱起，说：“你打孩子干什么？他出生的时候，毛主席已经逝世五年了，他不知道毛主席是什么人就成过错了？”我举起的手，缓缓地放下了。我暗想：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崇拜。这就是历史。历史有它自己的法则，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将来儿子长大了，当然会知道毛泽东是一位什么样的历史人物的。但是会不会崇拜毛主席，那就很难说了。也许他会崇拜一位足球名将、电影明星、哲学家、艺术家、作家、歌星、音乐家，或者一位时装模特，或者一位改革者，或者是位非常非常有钱的什么什么人……
我说：“你何必这么认真呢？”
那天，麦克分明也是怀着一种不佳的心情告辞的。我没料到父亲在门外偷听到了我与麦克的那番谈话。麦克走后，父亲进屋来，指着我狠狠地大声训斥：“你小子别烧包！你从北大荒到了上海念大学，又从上海分配到北京，每个月六十多元的工资拿着，连奖金算上起码七十元，比我当四级泥水工时的工资少不了几元，老婆也有了，儿子也有了，你还对这不满那不满，你还怂恿一个外国人去骂共产党的干部！我要是共产党，我要有权，也坐地打你一个现行反革命！再把你发配到北大荒去劳改一辈子！看你还烧包不烧包！……”
儿子不知从哪儿翻出一个小盘大的毛主席像章，还挺新的。
“可你刚才还说你们这一代人的崇拜季节已经过去了……”麦克表示不解。我一时不知如何才能向他解释清楚。我又陷入了沉思，在沉思之中回顾我们这一代人的心理历程和思想历程。我耳畔仿佛有千百万童声在齐唱着这样一首歌：
他的这些话，使我为某些中国人自豪，亦为某些中国人悲哀。
他感到又失口了，连忙看着我说：“请原谅。”我说：“你问得有道理。”也许我的表情过于严肃，麦克的表情也郑重起来。他思考片刻，低声道：“如果你这么认为，我今后再遇到这类事情，当面轻蔑他们不过分吧？”我说：“随你。”妻接着我的话说：“麦克，别听他的！他是存心想当现行反革命，我今年才三十二岁，对这类事连听也不听。我可不想当现行反革命家属！”我说：“如果我说这番话便被打成现行反革命，那中国算是没救了！”妻用恳求的目光瞪着我，我不忍再增加她心中的不安，便换了个话题。但接下来的交谈却显得非常勉强。
妻不免经常对我说：“你就开口求麦克一次吧！咱们就求他一次还不行吗？凭你和麦克的友谊，求他用外汇券替咱们买一台电冰箱，难道他还会拒绝呀？咱们给他人民币……”
有一次我故意问他：“在你结识的中国人中，有请求你帮助他们买电冰箱的吗？”
麦克说：“我下次来，一定送给他一件玩具。”
“我很尊敬你们中国的学者、专家和知识分子们，他们谦虚，普遍事业心强，在外国人面前不卑不亢。对于他们提出的请求，我从来都尽力而为。他们提出的请求，很少涉及个人物质方面，都仅限于事业方面。我能帮助他们做某些事，心里常常感到很高兴。他们的事业，代表着中国的某些事业。事业与个人利益，文化科学知识与物质，这两类截然不同的请求，区别了我所结识的两类截然不同的中国人的素质。”——这是他对我说过的另一番话。
我不甚知道麦克——一位年轻的瑞典博士——在中国结识了多少中国人，也不甚知道这些中国人曾向他提出过怎样的请求。但有一点我是知道的，在他结识的那些中国人中，“政府官员”们是不少的。而我，北京电影制片厂的一名编辑，在全部他结识的那些中国人中，是社会地位最低的一个。
麦克常到我家来，而且次次开着小汽车来，就引起一些人对我格外注意。于是就有人问我：“能不能帮忙换点外汇券？”我总是干干脆脆地回答两个字：“不能。”便被某些人认为太“独”，连点“方便”也不能予自个儿。我自己也不走这个“方便”之门。那时我的家里还没有录音机，没有电冰箱，没有彩电，只有十二英寸的黑白电视机。比较而言，电冰箱对我们的生活，比录音机重要得多。北京的夏季太热了，剩饭剩菜，孩子的牛奶，隔日必坏。电冰箱简直成了我们梦寐以求的东西。而电冰箱又脱销，实在不易买到。但“友谊商店”却是有卖的。可我无一张外汇券。
儿子却从我怀中挣向妻，奶声奶气地说：“妈妈抱，摸咂咂！……”
“无论我爱上哪一个都可以。‘两个之中任你挑’——他们的原话就是这样！”麦克那张英俊的，王子气质的脸上，呈现出极其鄙夷的表情。我说：“那你就挑一个呗！你不希望寻找一个中国姑娘做你的妻子吗？”麦克愤愤地说：“可我是要在中国自己寻找，而不是要别人向我兜售！”我说：“你应该理解他们的心情啊！”麦克说：“我当然理解，简直太理解了！我直言不讳地告诉他们，在那两个姑娘之中，我一个也爱不上！并劝他们死了这条心！我觉得他们是在侮辱我，可你猜他们继而又向我提出什么样的请求？”我说：“猜不到。”麦克说：“你认真猜猜。”我想了一会儿，摇头。麦克说，“他们请求我，将别的外国人介绍给那位局长的两个女儿！我问他们，中国男人那么多，为什么非要替自己的女儿找一个外国人做丈夫？他回答得很坦率：‘在北京，局长一级的干部多得是。而且我这位局长快退休了，女儿们没什么大本事，找个外国人做丈夫，将来可以到国外去，幸福也有个依靠。’你们某些中国人替自己女儿考虑的所谓的幸福，竟是找一个外国人做丈夫？”
继承我们的父兄，
我们新中国的儿童，
团结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