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串联”时期，我从哈尔滨到了成都，住气象学校，那一年我才十七岁。头一次孤独离家远行，全凭“红卫兵”袖章做“护身符”。我第二天病倒了。接连多日，和衣裹着一床破棉絮，蜷在铺了一张席子的水泥地的一角发高烧。
她沉吟片刻，一只手缓缓地伸进衣兜，掏出五元钱来，惭愧地说：“我是这所学校的学生，‘黑五类’。我父亲刚去世，每月只给我九元生活费，就剩这五元钱了，你收下吧！”她将钱塞在我手里，拿起笤帚，打扫厕所去了。
去年，听说哈尔滨的天鹅雕塑又复雕了，我专程回了一次哈尔滨，在天鹅雕塑旁照了一张相，彩色的。按照那页发黄的小纸片上的地址，给那位铭记在我心中的大姐写了一封信，信中夹着照片。信退回来了。信封上，粗硬的圆珠笔字写的是——“查无此人”。她哪里去了？想到有那么多我的同龄人“消失”在“十年动乱”之中了，我的心便不由得悲哀起来。
高烧初退那天，我睁眼看到一张忧郁而文秀的姑娘的脸，她正俯视我。我知道，她就是在我病中服侍过我的人，又见她戴着“红卫兵”袖章，愈觉她可亲。
我第二天临行时，她又来送我。走到气象学校大门口，她站住了，低声说：“我只能送你到这儿，他们不许我迈出大门。”她从书包里掏出一个柚子给了我：“路上带着，顶一壶水。”空气里弥漫着柚香。我说：“大姐，你给我留个通信地址吧！”她注视了我一会儿，低声问：“你会给我写信吗？”我说：“会的。”她那么高兴，便从她的小笔记本上扯下一页纸，认认真真给我写下了一个地址，交给我时，她说：“你们哈尔滨不是有座天鹅雕塑吗？你在它前边照张相寄给我好吗？”我默默点了一下头。我走出很远，转身看，见她仍呆呆地站在那里，目送着我。路途中缺水，我嘴唇干裂了，却舍不得吃那个柚子。在北京转车时，它被偷走了。回到哈尔滨的第二天，我就到松花江畔去照相。天鹅雕塑已被砸毁了，满地碎片。一片片仿佛都有生命，淌着血。我不愿让她知道天鹅雕塑被砸毁了，就没给她写信……
我说：“谢谢你，大姐。”看去她比我大两三岁。一丝悱然的、淡淡的微笑浮现在她脸上。她问：“你为什么一个人从大北方串联到大南方来呀？”我告诉她，我并不想到这里来和什么人串联，我父亲在乐山工作，我几年没见他的面了，想他。并委托她替我给父亲拍一封电报，要父亲来接我。隔日，我能挣扎着起身了，她又来看望我，交给了我父亲的回电——写着“速回哈”三个字。我失望到顶点，哭了。她劝慰我：“你应该听你父亲的话，别叫他替你担心，乐山正武斗，乱极了！”我这时才发现，她戴的不是“红卫兵”袖章，是黑纱。我说：“怎么回去呢？我只剩几毛钱了！”虽然乘火车是免费的，可千里迢迢，身上总需要带点钱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