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重要的是，他有他的一套关于国家的理念。
根据《法国革命史》一书的记载，成千上万围观的民众霎时肃静。
第一共和国将国王和王后斩首的做法，使整个欧洲震惊。这反而激怒了保王党残余势力，在英国等外国干涉军的支持之下，各地保王党纠集残军，发动暴乱，对革命实行血腥报复。并且，他们决定攻占巴黎。而共和国的军队中，也一再有高级将领叛变或预谋叛变。在巴黎，执政的一派叫“吉伦特派”，他们多由资产阶级人士和贵族民主人士组成。他们对于激进的革命开始心生厌烦，打算里应外合。于是巴黎民众发动了第三次起义，推翻了“吉伦特派”，将自己更信任的雅各宾派选举为“领导核心”。这是由平民知识分子组成的政治派别，他们倒是对民众的一次次暴力色彩的起义习以为常了。
西穆尔登曾是郭文的思想导师。他们之间曾有思想上的父子般的亲情。但是西穆尔登作为共和国的一位最高执法者，必须依照共和国的军事法律判处郭文死刑。
因为他认为革命是“绝对正确的”，所以也不可能不是保王党阵营的敌人。因为他居然认为人道主义原则高于革命原则，后来的革命家们一致将他视为一个仅仅同情革命的同路人而已。
在《九三年》中，人物之间精彩的对话比比皆是。而郭文与西穆尔登的对话之精彩，在我看来简直是无有其上的。是一位革命的现实主义思想家和一位革命的理想主义思想家之间的“高峰辩论”。
这就是法国的1793年。这就是雨果的《九三年》的大背景。
正是这样的一个朗德纳克，居然在从共和国联队的包围圈中逃脱以后，为了救出三个陷于火海中的穷人的孩子，竟又自投罗网地回到了包围圈里……
于是一切企图背叛《人权宣言》的人，也都必然成为他的敌人。
另一方的口号是：“共和国万岁！”
朱丽叶——雨果终生的“红颜知己”。雨果对流亡的回答是——拒绝一切赦免。
郭文——他既是共和国联军的总司令官，也是一个有贵族血统的人。他是卓越的年轻将军，是共和国的忠诚保卫者。他的使命就是捉到朗德纳克，审判后者，绞死后者。消灭了朗德纳克，共和国就多了一分安全。他捉住了敌方阵营的最高将领，却又放了。因为，将一个不惜牺牲自己生命而拯救三个穷人的孩子的生命的人送上断头台，那是他根本做不到的。同样的事朗德纳克做起来会毫不犹豫。怎样对待三个孩子和怎样对待死敌，在朗德纳克的头脑中是两码事。在郭文看来却是同样的事——都是人应该怎样对待人的问题……
雨果终生不悔的，乃是他与法兰西共和国那一种唇亡齿寒、一荣俱荣一毁俱毁的关系；是与他的《人权宣言》休戚与共的关系；是与底层民众同呼吸共命运的关系。
郭文选择了被杀。西穆尔登选择了自杀。雨果是幸运的——因为他既不是共和国的联军总司令官，也不是共和国的最高法官。所以实际上被夹住的只不过是他的思想……革命是血流成河、尸横遍野的事。所以它既是某些知识分子的正义感所预言、所同情，甚至声援的事，也往往是令他们双手遮眼的事。知识分子要成为彻底的革命家，仅仅自己不怕死是不够的，还必须成为习惯于看到别人身首异处的人。许多知识分子过不了这一关。革命家便讥嘲他们天生怯懦。其实，大多数的他们，只不过是心软。所以，后来的列宁教诲高尔基：“把怜悯丢掉吧，高尔基同志！……”在我读过的小说中，如果由我指出哪一部的对话和议论是最棒的，那么当然是《九三年》。在这一部长篇小说中，连普通士兵们、水手和流浪汉的话语，都是值得人咀嚼再三的。至于那些议论，许多早已成为格言。
法国是全世界的第一革命摇篮。在1789年，世界发生了两桩大事件。美利坚合众国诞生，于是有了《独立宣言》。巴黎的起义人民攻占了象征封建专制王朝最后堡垒的巴士底狱，于是有了《人权宣言》。这两份宣言的基本内容和精神是一致的，那就是——民主的国家原则加上自由、平等、博爱的人权和人道义务。雨果对于这两桩大事件的评论是——“赶走民族的敌人只需十五天，而推翻一个封建王朝却得用一千五百年。”
《九三年》中的三个主要人物是两个相互仇恨的阵营的代表，而且是那两个阵营的高级代表人物。故他们更具有代表性。两个阵营之间的深仇大恨，被他们“代表”得淋漓尽致。
保卫共和国的阵营说：“一个也不宽大！”要复辟王权的阵营说：“一个也不饶恕！”前一个阵营提醒自己：“不睡觉，也不怜悯。”后一个阵营勉励自己：“利用一切，提防一切，拼命杀人。”前一个阵营意识到，自己必须流更多的血，牺牲更多的生命，必须在所不惜。后一个阵营意识到，他们“需要一个领袖和火药”。而那个领袖，“只要有利嘴和爪子就行”——总而言之，需要“一个铁腕人物，一个掌刀的，真正的刽子手”——电影《列宁在十月》中资产阶级政客们的话语。
但雨果的不同在于，从法兰西诞生了共和国那一天起，他所爱的便只有以《人权宣言》为国家信条的法国了。
由此可见，只要一个社会它是害怕和仇恨思想的，它骨子里就必是迷恋封建专制的。
意思是——取得美国独立战争决定性胜利的一役，是一场历时十五天的战役；而在一千五百余年中，法国人民发动了大大小小无数次起义，才彻底推翻了封建王朝。
而《我的命运》，画的是一只被海浪拱起的帆船；看起来，它随时都会“粉身碎骨”。雨果是早有准备接受更凶险的命运的……“革命”是有潜伏期的；法国大革命之前的欧洲动荡不安……闵采尔在德国领导了农民起义，因此遭受酷刑之后被砍头……相应地，革命国人民斩下了查理一世的头……而美国独立了。《独立宣言》的基本思想，其实便是伏尔泰和卢梭“天赋人权”的思想……正是——我家长花他家开。这对于饱受封建专制之苦的法国人，是一种刺激……于是——1789年7月14日，法国巴黎的起义人民推翻了王权的专制统治。但大资产阶级和自由派贵族们暗中庇护着国王……1792年8月9日，巴黎民众又举行了起义，掠走了路易十六国王，并将其囚禁……9月21日，由普选产生的国民公会开幕，通过了废除君主立宪制的议案，宣布法西兰第一共和国成立……其后，路易十六国王和他的王后被推上了断头台……先后被断头台斩下头颅的还有王室的其他成员，以及企图营救国王和王后的保王党勇士。
他是比沙威“高级”得多的沙威。
古今中外名垂史册的诗人们和作家们几乎都是如此这般的爱国者。
朗德纳克——一个保王党阵营所需要的，“有着利嘴和爪子”的人物；一个本身即是亲王的人物；一个身负使命并且极具使命感的人物；一个十分明白自己在干什么的人物。为了完成自己的使命他一往无前，可以做到不动声色地杀死任何一个人，以及成千上万的人。可以做到连正在哺乳着的母亲也不放过。当然，他不需要亲自动手。他只下达命令。在他的命令下，敌人不但应被杀死，而且任由部下去肢解。他冷静、果敢、意志坚定，自己也可以做到从容赴死。
勇敢是不分阶级的。
没有确凿的根据可以证明——没有《人权宣言》，就没有后来的《共产党宣言》……但有确凿的根据可以证明——没有巴黎公社，就没有后来在世界各地不胫而走的一个惊心动魄的词汇——“革命”……但有确凿的根据可以证明——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罗伯斯庇尔、马拉、巴贝夫这样一些法国知识分子，与“革命”有着生死与共的关系。在伏尔泰、卢梭之前，人类历史上没有什么“革命”，只有起义、造反、暴动而已。在孟德斯鸠之前，王权即国家。在罗伯斯庇尔、马拉、巴贝夫之前，世上没有“革命者”……
偏偏，雨果正是这样的一个人。共和制度——雨果所要也。人道主义——雨果所要也。于是，雨果被钳在一把巨钳的齿口间了。他在忍着他所感受到的思想疼痛的同时，带着呻吟般的声调高喊着他自己的口号：“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是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
前一个阵营说：“如果共和国不存在了，我们的命运又将如何？”后一个阵营说：“弑君者们斩下了路易十六的头，我们要把弑君的人肢解……”雨果在《九三年》中，通过人物的对话，将阶级与阶级，“豺狼与豺狼”之间不可媾和的，你死我活的仇恨，呈现得令读者不寒而栗。如果一个人不但是一个坚决拥护共和制度的人，而且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人道主义至上的人，那么他将拿自己怎么办呢？
每一个阶级都有自己的勇士。
一方的口号是：“国王万岁！”
倘秦始皇地下有灵，肯定会为朗德纳克大鼓其掌。因为后者替他“焚书坑儒”的暴行做了“精彩绝伦”的辩护。
是的，那些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保王党分子，他们也是完全当得起“勇士”二字的。他们站立在断头台上视死如归，一齐高呼“国王万岁”……
雨果一生和宗教的关系怨怨和和。在他还是一个青年的时候，他的第一部长篇《巴黎圣母院》，使他成为宗教咬牙切齿的文化敌人。
雨果在流亡时期依然是坚定不移地反对封建王朝的战士。他写下了《侏儒拿破仑》、《惩罚集》、《静观集》等一系列讨伐共和国“共和”原则之敌的战斗檄文……
西穆尔登确信必须而且只能用同一种方法巩固不一样的政权。他为共和国而实行恐怖。“他享有冷酷无情的人的权威。他是一个自认为不会犯错误，无懈可击的人。他是社会法则的化身。是不能靠近的，冰冷的。是一个可怕的正直的人。”他是共和国阵营中的朗德纳克。他的思想“像箭一样直射目标”。而雨果的结论是——在社会发展中，“直线是可怕的”。而郭文在思想上背叛了西穆尔登，正如亚里士多德后来在哲学上否定自己的老师柏拉图。郭文的头被斩下了。西穆尔登在那同时开枪自杀了。因为经由与郭文的一番思想辩论，他不得不承认——他的学生，他的思想的儿子，“走到他前边去了”。甚至简直也可以说，他的思想的儿子，反过来变成他的思想之父了。但导致他自杀的绝不是嫉妒，而是悲哀。他因为自己的处境而悲哀。一个思想者，他的眼一旦看清了将来必是怎样的，他的理智就难以面对现实了。将来引导他成为仁者，现在要求他继续杀人。他、郭文和雨果一样，被夹在巨钳的齿口了。他或者成为一对钳柄中的一柄，或者在巨钳的齿口被夹碎。
从此他不能爱另一种法国。也不能认为，法国再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跟他是毫无关系的事情。
在欧洲，像雨果和薄伽丘一样，与宗教发生怨怨和和之关系的文化人物不在少数。他们与宗教的关系最终皆以和而告终——这是特别耐人寻味的西方文化现象……
在《九三年》中，雨果通过郭文这一共和国联军司令官之口，说出了他对“革命”的感受——病朽的大树将在风暴中倒下，常青之树将在风暴中生长。新世界诞生以前，清扫是必要的。这是一种要靠流血和牺牲来进行的“工作”，一种伟大的“工作”……
《九三年》是雨果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它在1873年出版时，雨果已经七十一岁了。十二年后的5月8日，雨果患肺炎，身体开始虚弱。他在病中说：“欢迎死神来临！”5月22日，雨果从昏迷中醒来，又说：“大幕降落，我看见了黑色的光明……”只有他的孙儿和孙女听到了此话；那是他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生前，他在遗嘱中添加了如下内容：
雨果是他们的信徒。是诗人和作家的雨果，也具有绘画的天分。他曾创作过两幅油画——《风暴中的大树》和《我的命运》。
理想主义者有时难免像一厢情愿的好孩子。
于是，他的人性的“复归”，也似乎比沙威“高级”得多。
他认为：“假使伏尔泰被吊死，卢梭被送去当苦工囚犯，这一切(革命)就不至于发生了！有思想的人是怎样的灾祸啊！一切都是那些烂文人和坏诗人引起的！还有百科全书！狄德罗！达朗贝尔！这些可恶的无赖！我们这一帮人都是执法者。你可以看见这里(牢狱)墙上分尸轮的痕迹。我们并不开玩笑，我们不要舞文弄墨的人！只要有烂文人在东涂西抹，就会产生颠覆秩序的人！只要有墨水，就永远有污点。只要有人拿着笔，那些毫无价值的言论就会变成造反的暴行！书籍传播罪恶！人权！人民的权利！都是十分空洞、可笑、虚妄而该死的胡扯！……”
当局还下达过对他的通缉令，宣布：“捉住或打死雨果的人，可获二点五万法郎赏金。”
西穆尔登是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是共和国的思想之父。他确信，在社会的结构里，只有用极端的办法才能巩固政权。仅就此点而言，他与朗德纳克要巩固的政权和他所要巩固的政权是不一样的政权。
一个在东方，一个在西方，相隔一千几百年，理念却是那么一致。
复辟势力获胜以后，路易·波拿巴在登基典礼刚一结束时便迫不及待地单独召见雨果，希望雨果能转变立场成为他的支持者。而雨果即使在王权主动向自己示好的情况之下，也并没有受宠若惊。他当面坚持他的共和思想。他在日记中记述那一次谈话时，用“愚蠢透顶”形容新的国王……正因为雨果是这样的，在他逝世以后，法国政府决定将他的遗体停放在巴黎凯旋门供民众瞻仰，然后举行国葬。
雨果曾满怀深情地在日记中写道：“我之所以没有被逮捕，没有被枪杀，能活到今天，全凭了朱丽叶·德鲁埃夫人。是她冒着失去个人自由乃至生命的危险，为我排除一个个陷阱，丝毫不松懈地保护我，为我不断寻找安全的避难所。”
另一方用猛烈的暴力摧毁了这一种国家秩序。他们认为那是他们的权利，是“天赋”之“人权”。是绝对正当的。他们有自己的思想家，便是伏尔泰和卢梭。伏尔泰告诉他们——反对平等就是反对道德；只有高贵的心灵，没有高贵的阶级。而卢梭告诉他们，国家必须体现人民的意志，政治的职责仅仅是执行“公意”，而不是人民的主人。如果政府无视人民的“公意”，人民就有权利推翻它……
当时是记者的罗曼·罗兰这样描写那些民众夜里守灵的情景：“在协和广场，在法国的所有城市，人们都在哀悼……在一束束鲜花一堆堆花圈中，显现穷人的黑色柩车，上面只放着两个玫瑰花环。那是最后的一次对照了。二百万人跟随灵车，从星形广场将诗翁穷酸的棺材送进了先贤祠……”此种宏大场面使维持治安的骑警们深感震撼。
在他中年的时候，他却又用他的笔塑造了一位与《巴黎圣母院》中虚伪丑恶至极的教士福娄洛截然相反的教会人物——《悲惨世界》中的米里哀主教，其无私和仁慈几近完美，简直就如同上帝本人的人间化身。米里哀主教是欧洲文学史上最高尚的教会人物。
没有确凿的根据可以证明——没有法国的革命，就一定没有后来俄国的革命，就一定没有后来中国的革命，就一定没有后来发生在许多国家里的无产阶级革命……
《九三年》——它既是一部小说，也是一部文学化了的世界近代史。其后在俄国，在中国，在许多国家爆发的革命，都上演过法国《九三年》的那一种血雨腥风，都产生过西穆尔登或朗德纳克式的人物……
将五万法郎送给穷苦人，希望躺在他们的柩车里去墓地……拒绝任何教堂的祈愿，而要求为所有的灵魂祷告……我相信上帝。
一个事实乃是，在他和他的敌人之间，他从未妥协过。
双方都不乏喊着口号的英雄，喊着口号慷慨就义的“勇士”——或者，用鲁迅的说法——“猛人”。
“我相信上帝”一句话中的“上帝”，对于雨果这一位全欧洲最具有哲学家和思想家气质的诗人、作家，究竟意味着什么呢？他所言的“上帝”是一位神，抑或是一条“真理”？除了他自己，没有人清楚。
雨果是一个满怀政治正义感的激情和深情的爱国者。
雅各宾派临危受命号召人民，任派将领，指挥军队，击退敌人，肃清内奸，挽救和保卫共和国……
雨果塑造了一个他希望看到的人。因为他在现实中所见的那样的人太少了。尤其是在两个阵营你死我活地进行搏斗的情况之下，那样的人更少。
郭文明知自己将会因此而被共和国的军事法庭处死，事实上也是那么一种结果，但是他无怨无悔。他不但从容镇定，而且几乎是心甘情愿、充满快意地赴死。他认为——革命所实现了的共和国，其实并不是他最终想要的共和国。他想要的共和国是更理想的一种共和国。那样的共和国不是把人变为它的“兵蚁”，而是要把人变成公民，使每一个人都变成有思想的人，仁慈的人……
正是这一种关系，令他的人生起伏跌宕。他曾在共和国的普选中成为得票率第二多的国民公会的议员；也曾被复辟了的波拿巴王朝驱逐出境，度过了近二十年的流亡岁月。
他在拒绝书上写道：“如果只剩下十个人(不忏悔者)，我将是第十名。如果唯余最后一人，那就是我。”
一方要恢复一种国家秩序。那种秩序将人分成高低贵贱的等级，靠法来实行所谓“高贵”的人对“低贱”的人的专制。其专制权力的象征是国王。这一种专制已经持续了千百年，这本身似乎便意味着是一种理所当然的理由。“钟表匠的儿子做议员，贵族的看门人居然成了将军”——这样的事也发生了，在他们看来是一个国家的奇耻大辱……
偶尔，也产生郭文式的悲剧……即使到了今天，在世界的某些地方，某些国家，仍有他们的幽灵在呼风唤雨。在中国还有没有，我就委实说不准了……
雨果和宗教的关系，与薄伽丘和宗教的关系相似。后者在四十岁那一年完成了《十日谈》，于是受到宗教审判。其晚年不但皈依上帝，而且干脆想去做一名教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