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2001年6月《纽约时报》有一则关于布什总统参加二次大战盟军诺曼底登陆周年纪念活动的报道,共有10个段落,前面8段是历史事实的真实报道,第9段转入布什的讲话演说,第10段开头一句是:"布什先生是在利用这类公开露面的机会——最近一段时间里这种机会很多,以提醒选民们总统负有支持美国军方的义务。"舒德森认为这种动机分析可以理解为,报道想"借机削弱总统此行的庄重、严肃,以及总统演说的诚实与真挚"。这位记者"识破总统先生自私自利的政治动因",表明自己"对政治的专门知识与感悟"。作为他自己的看法,这当然没有什么不可以。但是,正是由于记者是在新闻中加入了这种动机揣测的说法,他所表明的对政治动机的普遍看法——哪怕看上去再无私,也一定是自私的——已经成为一种公开表述出来的,看似深刻其实不妥的犬儒主义。
这两种观点虽然看似对立,但却都犯了同一个毛病——"人身攻击"（Ad hominem）,揣度不良或自私的动机、目的、意图均属此类。它的谬误逻辑是,"因为这个人或他的动机不好,所以他说的话是错的"。其实,一件事对不对,撇开动机也是可以讨论的。良好的动机造成错误的言行,是经常有的事。在说理课上也会碰到这种情况,老师会告诉学生:在公共说理中,应该对事不对人,一旦把个人动机（其实是无法确证的）牵扯进去,那就难免会对人不对事了。
传媒学者迈克尔·舒德森在《为什么民主需要不可爱的新闻界》一书中指出,在新闻报道中经常会有这样的"动机推定"或"动机分析",不仅会削弱报道的客观性和说服力,而且还会造成更严重的负面效果,即对整个社会有害的政治犬儒主义。
在说理中,指责或暗示对方是"口是心非的瘾君子"或"浅薄迂腐的道德冬烘",都是从反感情绪"推定"出来的"动机指责"。它会引起对方的反感,造成对立和敌视情绪,使得说理无法继续下去。
在我的公共说理（Persuasion and Argument）课上,经常会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有的学生在支持自己看法的理由中不知不觉地添加了不必要的"动机指责",结果反而削弱了论证的说服力。例如,在论证"抽大麻"是否应该合法化的时候,持反对意见的学生有的会说,"主张大麻合法化的人士中,有不少是吸毒成瘾者,他们是为了便于满足自己的不法需要。"而持赞同意见的学生有的则会说,"反对大麻合法化是道德保守主义的僵化思维,就像1920年代美国的‘禁酒令’一样,终究会被现代社会的发展所抛弃。"
像《纽约时报》这样的动机分析,它的语气还是比较平和的。它暗示多于直言,且避免有强烈情绪色彩的用词。但是,我们某些报刊上常见的动机推定,其语气则远为激烈火爆、尖酸刻薄,明显带有羞辱、贬低、挖苦、讽刺和仇恨的意味。例如,有文章说,这些年有这样一群人,国家一出事,他们就特别兴奋,国家出了成就,他们也一定要鸡蛋里挑点骨头。"他们的名声和影响力总是要以国家倒霉出事做垫背,他们捞取个人好处的方式就是猛戳国家的伤口,让国家的各种痛苦更痛更苦。他们的影响力就是靠挖公众对国家信心的墙脚挖出来的。"这样的"深挖动机"已不再是分析和陈述,而类似训斥和责骂;说话者也不再是平等地对待对方,而根本就是把对方当成了敌人。这样的说辞也因此成为"动机指责"中最极端和最有害的一种。
这种说理的错误并非只是出现在少不更事的学生们那里,在成年人的公共辩论里也经常可以碰到。例如,潘石屹向美国哈佛大学捐款1500万美元,引起是否应该将此款更妥善地捐给国内教育事业的争论。这本来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公共议题。可是,有的讨论却偏离了议题本身,添加了不必要的"动机指责"。有批评潘石屹的人说,捐款"本质就是为他孩子买门票,这是毋庸置疑的。不信?你就等着瞧吧";有赞成潘石屹的人说,"质问（潘石屹）的逻辑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流露的情绪是嫉恨、阴毒与恶意,与建立在私权与自负其责基础上的现代道德格格不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