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里同时保持清醒的头脑和不灭的希望,这是人类的生存需要,也是一种智慧。这种智慧经常来自那些经历过巨大的苦难,有理由因灾难经验而犬儒,但终于没有成为犬儒的人们。奥地利神经学家、精神病学家、犹太人大屠杀幸存者维克多·弗兰克（Viktor Emil Frankl）就是其中之一。弗兰克在探讨人生意义和人道主义的《意义的沉默呼唤》（The Unheard Cry for Meaning : Psychotherapy and Humanism）一书中写道:\"如果我们要实现人类最好的可能,就首先必须相信这种可能是存在的,而且现在就存在。不然的话,我们就会‘随波逐流’,朝坏的方向漂去,因为人类也有最坏的可能。我们相信人类好的可能,但不能因此无视这样的事实,那就是,真正称得上是人道的人可能只是少数,或许永远只是少数。但是,这正是挑战我们每个人努力去加入这个少数。事情很糟糕,但如果我们不尽力去改善,事情还会变得更糟。\"
许多说理谬误和歪理都是因为说话者对他人不尊重而造成的,反过来也加深了说话者的成见和对他人的排斥和歧视,习惯性犬儒主义都是与某种成见联系在一起的。因人废言（ad hominem,反对那个人）因为不喜欢一个人,所以就反对他的看法——是一种常见的习惯性犬儒主义说理。\"文革\"中最常引述的一条语录就是\"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人被划分成\"我们\"和\"敌人\",被预设为敌对的\"他们\"如果提出批评意见,那就一定是存心不良、别有用心或指手画脚地干涉\"我们\"的内政。
在讨论犬儒主义时,有必要区分犬儒的行为和犬儒的言论。虽然这样的行为和言论都与犬儒\"心理倾向\"（disposition）——思考方式、个人气质、表达习惯、情绪和性格（统称为\"心理倾向\"）有关,但在公共领域里的表现并不相同。有的行为虽然可能伴有一些言语,但主要是怎么做,而不是怎么说。例如,有的人以犬儒主义的态度对待民主和公民责任,会因为觉得民主无效或伪善而不去投票,对政治参与不感兴趣,冷漠地对待公共事务。他们虽然未必有犬儒的言论,但却有犬儒的行为。
犬儒主义经常是在人们觉得事情很糟糕,看到坏事频频发生的时候才出现的。亚乃特和亚勒森称犬儒主义是人们用来应对坏事的\"生存工具\"（survival tool）,\"犬儒开始的时候都是有原因的,犬儒并不是从真空里冒出来的\"。同样的现实环境中可能出现两种不同的犬儒主义:一种是肯定有害的,另一种是可能有益的。
对民主、自由、法治的否定往往借助于某种习惯性的歪曲说理,也诉诸一些民众对这种歪曲说理的条件反射作用。习惯性的歪曲说理是,在说到这些政治观念时,几乎无例外地会冠以\"西方\"和\"资产阶级\"一类的属性定语,要么明言,要么暗示。这些属性定语引起的是对\"非我族类\"的联想、恐惧和排斥。在这样的歪理逻辑作用下,民主、自由、法治便被当作了是对\"我们\"的危险和阴谋。久而久之,不必细究问题本身,只要一说起或一听到这些观念名词,根本不用理性考虑,就会条件反射地做出否定和拒绝的结论。
我在说理写作课上,曾从这本书里选了几个章节给学生们阅读和讨论,因为他们日常交谈中常会出现类似于\"用脚后跟想\"的说法。这些说法起到的是终止交谈,而不是持续交谈的作用,青少年常用语\"whatever\"就是其中之一。这是一个表示满不在乎或鄙夷不屑的言语行为（speech act）,而不是真的有什么实质性的语义内容,表示的是,\"不管你说什么,都与我无关\",\"不要来烦我\"。根据马利斯特学院（Marist College）2009和2010的一项民意调查,\"whatever\"被评为\"交谈中最惹人生气的用语\",也被普遍视为不礼貌、有冒犯性的公共用语。
\"因人废言\"的变化形式是\"动机论\"和\"阴谋论\",它们都是以敌我两分、非友即敌的偏见为出发点的习惯性犬儒主义。犬儒式的动机论和阴谋论有时候可以达到荒唐可笑的程度,但犬儒者自己却照样振振有词。例如,美国驻华大使馆发表北京空气质量低劣的报告,为此有发言人予驳斥道:\"根据国际公约,众所周知美国使馆区是美国领土,他们在那里监测到的数据只能说明美国空气质量不好。\"这么说的人自己并不会真的相信这就是\"理\",但却照说不误,这已经超出了普通歪理的范围,而成为一种极端的习惯性犬儒主义。
但是,如果用言论来表达这种犬儒主义,就不能只是凭印象和直觉情绪,而是必须从道理上说明为什么民主是无效和伪善的。犬儒的言论经常是犬儒行为的合理辩白,例如,是不想捐款在先,反过来却说慈善机构中饱私囊；或者是见到乞丐不愿意施舍（这本身并没有什么）,但却反过来说当乞丐能发财,所以不想助长乞讨欺骗的歪风。犬儒主义存在于人的头脑里的时候,是他自己的事情。但是,当它进入了公共言论空间的时候,它便成为可以分析,也值得关注的事情。分析公共领域里犬儒主义不是在某人的言语里\"挑错\",而是把这样的犬儒主义看作每个人都有可能对文明话语造成的伤害。美国传媒学教授亚乃特（RonaW C. Arnett）和亚勒森（Pat Ameson）在他们合著的《犬儒时代的对话文明》（Dialogic Civility in A Cynical Age）一书中提出,公共领域的话语文明基础是人际交往必需的相互尊重,缺乏这种尊重的犬儒主义是对文明公共生活的一个严重威胁。
强词夺理不仅仅是理屈词穷的问题,而且是对别人的一种傲慢无礼和不尊重。强词夺理无理强辩,没理硬说成有理,经常言辞嚣张,是一种公然藐视对方智商的回应。马云的一番强词夺理,一副盛气凌人的架势,用讥讽来堵人家的嘴,根本不把淘宝网顾客放在眼里,也根本不是真心诚意考虑他们的消费者权益要求并做出的善意反应。强词夺理经常是在\"你不能拿我怎么样\"的心态下所故意说的歪理,虽然不像谩骂那样明显粗鲁,但也有违文明话语的诚意和尊重要求。
亚乃特和亚勒森更明确地肯定了\"情境适宜的犬儒主义\",他们认为,\"情境适宜的犬儒主义\"可以对希望形成有效限制,使希望更加能成为符合现实的\"有限度的希望\"（limited hope）。人们在希望的时候,经常受乐观精神（过分乐观）的鼓舞,顾不得什么限度不限度,\"限度很难让人接受,在感觉上,限度像是在向不良的现实投降。但是,接受限度,并不削弱我们的信念:改善这个世界是人类的一个重要任务\"。如果我们承认限度（当然是来自现实条件的限度）是必要的,那么,什么才是符合现实的限度呢?什么样的希望才是适宜的呢?在一个不民主的国家,对民主的希望往往显得超出了现实的限度范围,是不是因此就变得\"不现实\",就应该知难而退或者干脆放弃呢?这并不是亚乃特和亚勒森所指的\"有限度希望\",就民主而言,有限度希望指的是,要朝民主的方向变革,但不能期待一蹴而就,即使实现了民主,也不要期待那就是完美无缺的民主。
习惯性犬儒主义是一种\"我说的都对,不对的一定是别人\"的思维定势,经常会在民族主义的说理中出现。例如,2009年3月8日《羊城晚报》报道,近年来有人批评中国人出游时的不文明行为\"丢了中国人的脸\"。可是有官员却为之辩护道:\"这是一种习惯而已。例如喜欢聚众、喜欢大声说话。你看,在机场里、餐厅里,大家聚一块说话的,都是中国人。可这就是一种习惯,我们还看不惯外国人那种小声喃喃咕咕、当着面还要相互咬耳朵呢。\"在说到中国人到美国华尔街\"骑铜牛\"的时候,这位领导说:\"如果那个铜牛不让骑,就应该立一块牌子,上面写着:‘禁止攀爬’。……这些是文化差异,外国人有他们的礼节习惯,我们也有自己的礼节习惯,并不能说谁对谁错。\"只要是我做的,错误的也要坚持,别人批评,一定有险恶的用心,所以就算我错了也绝不能承认,否则就是我输了。习惯性犬儒主义的思考逻辑就是这么荒唐。
习惯性犬儒是一种大众性的犬儒,它有反智的倾向。但是,它并不是天生的,而是经验性定型的结果。许多人是因为不断被\"头脑灵光\"的高人愚弄、欺骗、误导,才选择或自称\"用脚后跟\"来想的。在我们的生活里,确实有不少专家在用\"学术\"说假话,用貌似高深、精致的理论包装普通人用常识就能看穿的谎言。但是,越是这样也就越需要人们能理性、逻辑地思考,而不是转向犬儒。犬儒一旦成为习惯,变成自动而不加思考的反应,那么再有根据的说服,想影响它也都很难。在这发生之前,说理可以帮助愿意动脑筋的犬儒变得不那么犬儒,对尚未顽固的习惯性犬儒应该也有教育的作用。
在民主问题上抱犬儒主义,正是因为在要么实现完美民主,要么就完全放弃民主这两个极端之间摇摆,而最终倒向了后一个极端。有一位政治学教授写了一本《民主四讲》,书里旁征博引,为的是证明所有存在过的和现有的民主都是弊病丛生,所以民主的价值言过其实,不值得效仿,也不值得实行。主导这种论证的便是典型的犬儒逻辑,它可能导致一个更有害、更危险的结论:既然没有必要提倡民主,那么实行其他任何的政治制度,包括与民主背道而驰的制度又有何不可?这种结论往往都是暗示的,因为它不能理直气壮地明说。这种暗示也是很犬儒的,因为它明明知道自己是在行骗（因此才难以启齿）,但又照做不误。这就是斯洛特迪克在《犬儒理性批判》一书里所说的,\"他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一清二楚,但他们依旧坦然为之\"。
犬儒主义的特点之一是玩世不恭、语带嘲讽、轻蔑鄙视。它经常是某些个人的\"性情\"（disposition）特征——性格、习性、思想习惯、情绪心情、说话腔调。习惯性犬儒主义指的主要不是这类个人性情特征,而是在公共生活中的那种\"习惯性、平庸、不考虑的犬儒主义\"。这样的犬儒者对讨论问题根本不感兴趣,他抱定自己的成见,对什么都早已有了现成不变的想法。这个想法经常是三种\"看穿\"的结果:看穿一切人性的自私自利,看穿一切制度的不公正（总是为某些人的私利服务）,看穿一切价值的矫饰和虚伪（无非是被某些人利用来掩盖他们的私利）。
亚乃特和亚勒森在《犬儒时代的话语文明》中强调,公共交际领域中的任何意见都是公共行为,都应该以避免仇恨和伤害为基本要求,都应该平等和善意地对待对方。任何公共话语行为都必须以尊重不同的声音、知识、经验为基础。\"尊重\"是人际交流和公共文明的最低标准,也就是说,即使对犬儒我们也不能以犬儒的方式来对待。这就需要把说理中出现的谬误和歪理当作有害于公共交际机制和人际尊重关系的\"不文明\"行为,而不仅仅是一些个人\"失误\"或\"歪理\"来对待。
习惯性犬儒主义之所以有害,不在于\"看穿\",而在于\"看穿一切\"。不加分辨、不分青红皂白地否定,而自己又提不出正面的建议。这就变成了一种不加思考、没有判断,只凭条件反射说不的犬儒主义。\"判断力\"（judgment）是一种实践理性。一是理性,不思考、不思想就无从谈理性。二是行动,思想引导行动,否则便是自娱自乐的游戏。判断力的主要功能就是区分不同的情况,判断什么情况下需要怀疑,什么情况下需要守护信仰,并有所相应的行动。美国科学史学家斯蒂芬·杰·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说:如果不学会运用判断力的工具,而只是一味地听从自己的希望,这就撒下了在政治上受人摆布的种子。\"也就是说,唯有依靠判断力,我们才能知道什么是该希望的和可希望的,什么是不该希望的和不可希望的。
在一个缺乏话语文明诚意和尊重的社会里,说理谬误和歪理经常发生,人们往往对此见怪不怪,习以为常。有说话权的人习惯于要怎么说就怎么说,而没有说话权的人则习惯于\"听听而已,管他怎么说,反正都一样\"。这两种都是习惯性犬儒主义,它们经常以多种形式交织在一起。这种或那种习惯性犬儒主义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有权的和没权的、有知识的和没知识的都不例外。如果社会中大多数人因为\"习惯了\"就对习惯性犬儒主义抱\"平常心\"的态度,那么便会在整个社会中形成一种大家都满不在乎的犬儒文化氛围。这是一种由无数个人习惯积累而成的国民集体习惯,这种习惯本身就是一种最可怕最顽固的犬儒主义。墨西哥裔美国音乐家卡洛斯·桑塔纳（Carlos Santana）说过,\"大多数人都没有摆脱坏习惯的意愿,他们有太多的借口,都把自己说成是受害者\"。习惯性的犬儒主义是一种顽固的习惯,只有习惯者自己才有可能将之打破。要学会说理,不仅要打破坏习惯,还要养成好习惯,其实摆脱坏习惯的最佳方式就是培养好习惯,而这需要我们每一个人都从自己做起。
第一种,绝对有害的犬儒主义是习惯性犬儒,它一概否定事情有任何往好处变化的可能。这可能是因为事情确实非常糟糕,无论怎么看都像是到了绝望的境地,完全没有出路和希望。这也可能是因为当事人对事情的变化有不切实际的期待,\"过高的期待使人无法实现希望和梦想\"。
亚乃特和亚勒森对犬儒的看法是相当正面的（尽管是有条件的）,与大多数批判者对犬儒主义的态度有所不同。一般对犬儒主义的批判也并不总是不留余地的,但在涉及\"情境适宜的犬儒主义\"的时候,往往会用\"合理怀疑\"或\"理性怀疑\"的说法,而避免将它直接称为犬儒主义。例如,澳大利亚政治家林德纳（Robert Lindner）说:\"权威有一百个理由害怕怀疑者,在怀疑面前,权威很难生存。\"他说的那种针对权威的\"怀疑\"就是情境适宜的犬儒主义。
第二种,可能有益的犬儒主义是一种没有放弃希望的怀疑与不相信。这是一种能对具体情况审时度势,而非一概而论的犬儒主义,亚乃特和亚勒森称此为\"情境适宜的犬儒主义\"（situationally appropriate cynicism ）。这是一种\"对‘人类可能会是怎样’的看法。它认识到,人对人经常是不人道的,我们对人不能太乐观。但我们不能因此犯另一个错误,不再相信人能往好的方向变化\"。如果犬儒主义能够审时度势,那么,它就能与希望相互平衡,\"犬儒与希望并非是对立的,而是可以相互纠正。单独来看,犬儒和希望都是对人类的保护\",因此犬儒在人的处世方式中应该有它的一席之地。
不尊重话题经常是跟不尊重他人或不同意见一起发生的。在这些不尊重中,亚乃特和亚勒森洞察到一种想不加考虑就否定或拒绝的\"习惯性犬儒\",它又叫\"不思考犬儒\"（unthinking cynicism）或\"永动型犬儒\"（perpetual cynicism）。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对\"公共人际关系\"有损害作用的犬儒主义。
常有人说,\"用脚后跟想\"就知道某件事是对的或错的,可能的或不可能的,等等。\"用脚后跟想\"是一个有不同语义的说法。有的人拿它当一个俏皮的比喻,意思是不需要专业知识,只凭常识就能知道；有的是挖苦讽刺,意思是根本没用脑子,根本就是瞎说胡想。后一种情况经常是鄙夷不屑、武断、自以为是的,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斥责和拒绝,意思是明摆着的事,完全没有多谈的必要。亚乃特和亚勒森在《犬儒时代的对话文明》里把后面这种用法的\"用脚后跟想\"称为\"习惯性犬儒\"（routine cynicism）,也就是一种不加思考,只凭直觉和条件反射的拒绝和否定。
如何在公共讨论中避免因有意无意的不礼貌而伤害到他人?如何让交谈有效地继续下去,而不是一谈就崩?亚乃特和亚勒森的回答是,可以通过\"对话的文明\"来实现,这不仅需要尊重他人或不同意见,而且还要\"尊重话题\"（respect topic）,那就是,不要随便把一个话题断定为\"不值一谈\"、\"不值一驳\"。\"用脚后跟想\"就是表示这类\"不值\"的一个说法。
美国作家杰斯·欧尼尔（Jayce O\'Neal）说:\"犬儒主义是一个狭隘的头脑和一颗受伤的心在拒绝希望、爱和仁慈的上帝真理的时候,才产生的东西。\"人是因为失去了希望才变得什么都不相信,包括不再相信给予生命基本意义的希望、爱、真实和信仰。尽管犬儒主义与希望看上去是互悖的,但亚乃特和亚勒森在《犬儒时代的对话文明》里还是提出让\"犬儒与希望联姻\"（the wedding of cynicism and hope）的主张。他们认为,犬儒与希望并不一定非要相互排斥不可,相反,犬儒与希望的并存和正反联系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这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并不完美的世界里,人性也不完美,我们必须把希望限制在切合实际的范围内,需要有一定程度的怀疑和不盲,这就是犬儒主义可以派上用场的地方。
\"认错就是输\",为了绝不认输而强词夺理,这会让本来不傻甚至非常聪明的人自己把自己弄傻,这种人本来是想要用歪理来驳斥别人,结果非但无法把歪理说通,而且还把自己变成公众的笑柄。例如,2014年11月22日有报道说,电子商务集团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将互联网上假货泛滥归咎于易受骗和\"贪心\"的消费者。他说:\"25块钱就想买一个劳力士手表,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你自己太贪了。\"马云使的是转移话题的伎俩,问题本来是淘宝网上有没有假货损害消费者,却被偷换成消费者既想省钱又要买真货,太贪心。事实上并没有哪位顾客说要花25块钱买一个真的劳力士手表,哪里会有这样的傻瓜呢?这不是故意用瞎话在损人吗?所以有网友说,25块钱的劳力士表肯定是假的,但你能保证25000块钱的劳力士表就一定是真的吗?还有网友写道:\"你说,假货无处不在,普通的商场里面假货更多,只不过是淘宝网上的假货更容易被发现而已。难道普通商场里面有假货,你马云的淘宝网上面就可以有假货吗?难道别人能杀人,你马云应该也可以杀人吗?典型的强词夺理嘛！同时,你马云明知道淘宝网上的假货更容易被发现,按道理来说,你就更应该采取更积极、更有效的措施来整治你淘宝网上面的假货啊。你做了吗?\"
以这种方式说理的人必然会以犬儒主义的态度对待在这些问题上的不同的意见,在根本不考虑反方意见的情况下,先已经把不同意见者确定为西方或美国的代言人和思想异类,甚至潜在的敌人。这种先入为主、死活反对的犬儒主义影响甚广。本应该是严肃、深入的讨论变成了敌对阵营的互相叫骂。谁只要提倡民主、自由、法治,就会被咒骂为\"美狗\"\"西崽\"\"带路党\"\"臭公知\"。这种咒骂也经常招来\"五毛\"\"脑残\"的回骂。咒骂充斥在网络和其他公共语言中,这种习惯性犬儒语言成为一种\"仇恨语言\",它违反了公共交际要求的最起码的话语文明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