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收到过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一个年轻人的信。他叫乔舒亚·史卓曼，他从来没见到过自己的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母亲和继父就都身患癌症离开人世。后来，他被另外一个家庭收养，那个家庭中的成员都参与犯罪和毒品买卖活动。他曾经也尝试过这样的生活方式，但最终在十八岁那一年被关进了监狱。
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制订出一份详尽的计划，让每个家庭在新型经济时代中都能获得成功。不过，我们也知道，对于那些受经济形势变化影响最严重的家庭来说，在帮助他们获得成功的机会之前，我们先要帮助他们从困境中走出来。在他们可以攀登上通往中产阶层的梯子之前，我们要给予他们可以抓住第一根横杆的力量。这就是为什么我想专门制订一项计划，帮助那些弱势家庭，以保证他们可以找到工作、远离贫穷，并能得到抚养儿女的帮助和支持。
这些举措不会马上就能得以有效实施，而且实施起来定会遇到许多困难。但话又说回来，美国梦的故事不都充满了艰辛和汗水吗？人们冒着风险努力奋斗、克服困难。因为他们知道，这个国家也许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梦想总有可能成真的地方。因为他们明白，追求幸福不仅仅是一个口头宣言，而是我们国家的基本承诺。这个承诺让我们的父母和祖父母勇敢地度过了战争和经济大萧条时期，应对了种族和民族纷争，战胜了苦痛与艰辛。
首先，我们必须保证让每一个想要工作的人都能找到一份工作……当然，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但这是我们国家必须许下的一个承诺。
（南卡罗来纳州，斯巴达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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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从那时起，他想要拥有一种全新的人生。他从宗教信仰中寻求到了安慰，离开监狱后，他搬到了姑姑家。姑姑一直期望他能努力学习，有所作为。而他的确做到了。现在，他正在堪萨斯州的博立顿大学读书，明年就要成为学校的学生会主席。他告诉我们，他最大的梦想就是有一天能和自己的妻子、孩子们一起站在自家的庭院中，孩子们会拥抱着他说：“爸爸，我爱你！”
“对于那些受经济形势变化影响最严重的家庭来说，在帮助他们获得成功的机会之前，我们先要帮助他们从困境中走出来。在他们可以攀登上通往中产阶层的梯子之前，我们要给予他们可以抓住第一根横杆的力量。”
许多美国人都无力承担新增的风险，但毫无疑问，受到打击最大的还要数那些从经济基础一开始就十分薄弱的家庭。这些家庭都位于旧城区或偏远的郊区，而且大多都是非裔和拉丁美裔家庭。
这是一个再简单不过却又无比真挚的梦想。这样的梦想，以某种方式，鼓舞着人们走上被无数的父亲、母亲以及像乔舒亚一样的年轻人一代代延续下去的征程。他彻底改变了自己的人生，因为他坚定地相信这个梦想定能实现。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彻底转变我们这个国家的命运，这样，我们才能向他、向其他人证明，他们一路走来坚持的事情是无比正确的。我期待着能和你们一起，让这个梦想成为现实。
我们还应该和社区组织、企业进行合作，建立职业通道，让工人们掌握多样技术并对他们进行培训。这样他们就能有更高的收入，在通往中产阶层的梯子上越爬越高。工会及各种社区也都成功地进行了实践，而此项目也将会在这个模式的基础上实施下去。
自从1973年以来，美国工人平均每周的收入至少已经下降了20%，而在我们的父母和祖父母那个年代，工人的工资却一直呈稳定上升的趋势。而最低工资标准在过去的十年中却丝毫没有过任何改变，这意味着，现在一个三口之家如果只有一份最低工资的收入，那么他们的家庭收入比贫困线还要少六千美元。
我不必在此回顾经济跌宕起伏的历史，因为想必你们当中有很多人都已经亲眼目睹甚至已经在亲身经历着一切。你们眼睁睁地看着工厂倒闭，搬迁到海外，使得诸多城市和工业城镇失去了许多可以解决就业问题的机会。在20世纪80年代初，当我刚来到芝加哥工作的时候，我就目睹到了这一切。那时许多钢铁厂的倒闭都给周围社区带来了消极的影响，而我的工作就是协助重建这些社区。
当然了，我还会想起我自己的父亲。虽然我并不太了解他，但每年到了父亲节，我还是会想起他。在我只有两岁的时候，他和我的母亲离婚了。在我成长过程中的大部分时间里，我只能从他寄来的信件和母亲、外祖父母给我讲述的故事中了解他。
我们强大家庭的第二步计划是，要保证有工作的美国人都不是贫穷的美国人。
要想让这些家庭都能像前几代人那样拥有同样的生活机会，这将是一个异常严峻的挑战——但无论如何我们也要勇敢面对。
我还想起了我的岳父弗雷泽·罗宾森。从20世纪60年代起，他和妻子玛丽安一直全力抚养着两个孩子。他们也和其他的非裔美国家庭一样，受到过直接或间接的种族歧视的困扰。他们不像别人那样拥有如此多的生活机会，他们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汗水才能取得成功，同时还要面临着更多的困难。弗雷泽在而立之年就被诊断出了“多发性脑硬化”，走路需要双拐支撑，但他依然每天坚持到当地的一家污水净化厂工作，而妻子玛丽安则负责在家里照看孩子。虽然家里只能靠他的一份工资来维持生活，但他却将我的妻子米歇尔和她的哥哥克雷格都送进了普林斯顿大学读书。
我们明白，若想保证这些工作岗位不会空缺，我们要认真地培养、教育适应于21世纪的人才。这就意味着，要让我们的孩子早入学，拥有更多早期幼年教育的机会；这也意味着，要改善我们的公立学校，招募上千名新教师，付给他们可观的薪水，但同时也对他们提出更高的要求；这还意味着，要通过提供更多的贷款和助学金，让每一个想上大学的人都能付得起大学学费。
有些工作依然向工人们支付低工资、低酬劳，因为雇主已经把工会运动镇压了下去，减少了雇员医疗保险和养老金方面的支出。唯有这样，与那些支付给工人们的工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外国公司相比，他们才会更有竞争优势。
我们要采取的第三步措施就是要为他们抚养子女提供帮助和支持。
2007年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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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这个承诺依然支撑着我们这一代。
在当地的摩利亚山浸礼教会中，奥巴马发表了此篇竞选演讲，主题是“在新型经济时代中个人与集体所应承担的责任”：
我们也知道，单靠政府力量应对这一挑战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政府不可能针对我们面对的每个难题都设立援助项目。因此这就需要美国人民自己承担起责任，作出牺牲，对我们的习惯与态度作出改变。我们需要做更多的工作，读更多的书，培训更多的人，思考更多的问题。父母应当不时地督促孩子们关掉电视，将电子游戏机抛到一边，认真读书。而且，如今尚有不少男人的表现不是真正的男子汉，更像是不成熟的小男孩。他们应当意识到，责任意味着必须采取行动；应当认识到，要想成为真正的男子汉，不是拥有生育孩子的能力，而是要有敢于抚育孩子的勇气。
我们并不是一个满足于“适者生存”的国家，我们的人民一直为了国家的繁荣而战。这就是我们为何通过《美国退伍士兵权利法案》，将那一代人送进大学，铸造了历史上最为伟大的中产阶级的原因；这就是我们为何授予工人组织成立工会的权利的原因；这就是我们为何得到了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让美国人可以体面地退休、安享晚年的原因。
我还计划将“子女减税项目”的受益人数增加六十万，以帮助那些需要抚养子女的家庭。每一个孩子都会收到一千美元的补助。对于那些父母都有全职工作的家庭，倘若家中的孩子病了，他们会束手无策，因此我的计划会保证每个人每年会有七天的带薪病假，而无扣薪之忧。
如今，人们失去的已经不再仅仅是工厂中的工作，这是由于在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国家，如今工人们接受教育的时间已经增长，质量也大大提高，而科技与信息革命使得美国企业实现了部分工作自动化，在任何有网络连接的地方都可建厂。
实践证明，许多已经开始试行此项计划的社区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首先，人们得到在社区服务工作的机会，每周都可以得到一定的酬劳，同时学习日后从事有偿工作所需的技术。然后，他们通过递交简历和证明信，几乎都找到了称心如意的工作。
当然，现在的世界风险、不安全因素也在增加。我们知道，无论你是在哪里工作，甚至在你无法找到工作的时候，你都需要一份稳定的医疗保险和退休金。
每年到了父亲节的时候，我们都会回想起曾是我们生活中一部分的父辈们，并深以他们为荣。我们会回忆起他们为我们树立起的榜样、作出的自我牺牲，以及他们成功与奋斗的故事。
因此，对于那些在求职期间屡屡碰壁的人们，我会专门投资五千万美元建立援助项目，把有此意向的工人们安置在暂时的工作岗位上，同时对他们进行培训，以适应未来长期固定的工作。
我们知道，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若想让每一个家庭都能赢得一席之地，过上幸福的生活，我们需要做些什么；我们也知道，我们需要投资发展科技，这样美国在未来才能创造出更多高科技、高酬劳的工作。
历史上最为成功的一项消除贫困的项目就是“工作所得税减免计划”。每年，这一项目都能使五百万美国人脱离贫困。如果我能成功当选总统，我会让享受该优惠的工人数目提高一倍，将赚取最低工资的全职工人们的酬劳提高两倍——从现在的一百七十五美元提高到五百五十五美元。在过去的十年中，人们一直都在等待国会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我会将这一最低工资标准制定成一种灵活的标准，将其永久性地与通货膨胀率挂钩，这样才能真正地让每个家庭支付得起日常开支。
我们已经按照他们的路子走了六年了，也应当到了尝试些新途径的时候了。现在，翻开历史新一页的时刻已经来临。
然而，在这21世纪的黎明之际，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个人承担起责任，集体也要承担起责任。这样我们才能加强社会保障安全网，将可以将攀登到中产阶层的梯子上的横杆再安装回去，让每一个美国家庭都能拥有和我们的先辈们一样的机会。长期以来，华盛顿一直缺乏这种集体责任感，因此倘若我能成为总统，我将会认真对待这一问题。
对于那些刚刚开始承担母亲责任的女性，我们也要给予帮助。目前，一项名为“护士与家庭合作项目”正在广泛开展，训练有素并已经登记在册的护士们会到各个家庭提供上门服务，帮助那些低收入的母亲和即将成为母亲的女性。她们可以向护士们学习如何在产前和产后照顾自己，还可以得到滥用药物方面的咨询意见，知道如何设立并达到个人目标，如何正确地抚养儿女。在已经开展了此项目的地区，儿童伤病率及意外怀孕率都有所下降，父亲参与家庭的比率和妇女就业率都有所提高，依赖政府福利援助和食品救济券的人数普遍减少，越来越多儿童的学前教育都有了质的提高。对于登记在册的遗传病高危家庭，该项目还专门为每个家庭储蓄了两万八千美元以便为他们提供帮助。我当选总统后，一定会将这一项目继续普及下去，争取每年能让五十七万位第一次当母亲的女性享受护士上门服务。
我会想起我的外祖父。“二战”刚刚爆发之际，我的母亲在堪萨斯一处军事基地出生了。初为人父的外祖父却不得不离开祖国，参加反法西斯战争，征战欧洲。同时，我的外祖母则留在了家园，到一条轰炸机组装线上工作。那时，美国依旧在努力摆脱经济大萧条带来的消极影响，因此我能想象得出，当时对于自己家庭的未来到底会走向何方，我的外祖父定是茫然不知。但他返回祖国时，美国政府向公民们承诺，要保障他们的生活机会。也就是在这个国家，根据《美国退伍士兵权利法案》的规定，他得到了进入大学读书的机会，而且还通过联邦房屋管理局买到了房子，后来他带领全家西迁至夏威夷，开始了新的生活。
如果我成功当选了总统，首先我会批准一项我去年起草的计划。对承担家庭责任的父亲，我们会助其一臂之力；对逃避责任的，则会加以惩罚。这项计划会取消强加给已婚夫妇的财务负担，取消那些繁文缛节以确保用来抚养儿童的每一分钱的受益者都是儿童本人，而非少数官僚。我们会奖励抚养孩子的父亲，为他们提供额度更大的“工作所得税减免”；对于那些逃避责任的人，我们则会通过增加抚养费用的手段来对他们进行惩罚。这一举措将使政府新增一百三十亿美元的资金，用于对儿童的抚养、培育和教育方面。
然而时至今日，经历过这种故事的家庭却越来越少了。不像我的外祖父，如果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战场归来的英勇士兵们能够找到一份可以支付生活开销的工作，甚至可以获得退伍士兵所应享受的津贴和保险待遇，就已经是非常幸运的了。而对于今天像弗雷泽·罗宾森那样的蓝领工人们来说，他们的酬劳降低了，工会的作用被减弱，工资没有变化，物价却普遍上涨。想必在你们当中，有很多人都很了解，如今的单身父母不再像我母亲那时那样，可以受到专门的社会保障系统的援助。这样一来，即便许多父母亲想要将孩子抚养成人，却心有余而力不足。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们的工作和生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已经实现了全球化，政府却擅离职守，这使得诸多美国家庭都陷入了这种矛盾的困境之中。在人们可以借助攀登到中等阶层的梯子上，一根根的横杆都被拆除了，而梯子下面用来接住摔下的人们的安全网也已磨损得越来越严重。诸多家庭都面临着无数让人焦虑的问题——或是无法支付日常生活开销，或是难以找到和孩子们共处的时间，或是陷入贫困，眼睁睁地看着工作机会消失，看着父亲们离开自己的家庭。虽然现在在大多数家庭中，包括单身母亲在内的女性都在工作，我们却依然无法为她们提供抚养子女所需的支持。
现在我们要再次行动起来，虽然此次任务更加艰巨，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已经无法阻挡住全球化的脚步，已经不能再恢复失去的工作机会。但我们必须要找到正确的途径，让这种新型经济造福于我们。
无论对于米歇尔还是我，我们家庭的故事都是典型的美国故事，是一个关于机遇、关于希望的故事，是一个满怀希望、不断追求梦想的故事。我的父母和外祖父母自然也和其他人一样，会遭遇失败，会经历苦难。但在他们所处的这个国度中，只要你拥有渴望实现的梦想，并乐于为此努力，承担相应的责任，那么你就可以给自己的家人和孩子们提供同样的机会。
在过去的六年间，有超过三十万从事制造业的黑人男性失业，这使得非裔美国人成为所有种族群体中失业比率最高的群体。在郊区生活的黑人当中，有超过一半的人没有完成高中学业。根据一项调查显示，在“住房拥挤”、“没有医保”和“缺乏食物”这三大问题当中，去年有三分之一的非裔美国家庭都受到其中至少一个问题的困扰。由于没有工作，也没有受过教育，许多黑人甚至都无力养家糊口，因此他们选择了离开家庭。现在正有54%的非裔美国儿童在单亲环境中成长——自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这个比率提高了将近一倍。现在有许多勇敢坚强的单身母亲，包括辛苦抚养我的母亲，都在独自承担着抚养儿女的重任。然而在如今的经济社会中，夫妻二人都得外出工作挣钱已经变成了一种经济上的必须。因此没有父亲的单亲家庭，经济上会蒙受巨大的损失。在缺少父亲的生活环境中长大的孩子，日后生活贫困的可能性是其他孩子的五倍，辍学的可能性是其他人的九倍。
在20世纪70年代，母亲含辛茹苦地用一份工资抚养我和妹妹两个人。由于父亲不在，这一切的重担都压在了母亲身上。我们的生活异常艰难，不时需要借助政府食品救济券才能维持生计。然而，幸好我们得到了外祖父母的全力支持，母亲也从学校获得了数额可观的奖学金，在她的坚持下，我才能进入这个国家一流的学校读书，这才让我今天得以站在这里。
我们都知道，要想让我们的家庭都拥有努力奋斗的机会，我们需要做些什么。我认为我们现在终于有机会可以迎来一个新总统，让华盛顿政府能够立即行动起来。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想的，反正我已经厌倦了政府官员们对我们说“我们无法做到”。长期起来，他们都告诉我们，面对工作机会减少、工资停滞不涨的问题，我们束手无策；他们告诉我们，我们无法降低医疗保险费用和大学学费；他们告诉我们，“贫困”只是“不够富裕”的代名词，而不应成为引起国民众怒的道德方面的羞耻。他们一再向我们保证，市场可以自行解决所有的难题，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减免税赋加以解决——其实富人并不需要减税，也没有提出过这种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