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奔跑着，和她一道，牵着她的手，生拉硬拽地领着她穿过蕨丛。她半睡半醒的，因为我事先给她服了药，以防她哭闹或说话，暴露了我们的行踪。她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地上高低不平，到处是石子、枯树枝，散发着烂泥味和败叶味，她跑不快，假如我是独自一人，可以跑得快得多，因为我特别能跑。她哭了起来，显然是吓的，我想背她，可又背不动。我脚上穿着爬山鞋，心想到河边便只有将它们扔了，河水会太冷吗？她能游那么远吗？水流急吗？这些我们事先都没有想到。别出声，我生气地呵斥她。我想着她被水淹没的情形，脚步不禁慢了下来。身后传来枪声，不是很响，不像鞭炮，但刺耳清脆，像燃烧的干柴噼啪作响。不对头，这声音完全不像常人能够想象出来的任何响声，这时我听到一个声音，趴下，是确有其声，还是我头脑里的想象，抑或是我自己的声音，高声大喊地就这么迸出来了？
大家来说说，这是谁的错？海伦娜嬷嬷问，举起一根胖胖的手指。
我们的对话就这么几句。
莫伊拉的到来令我倍感安全。我们只要举手示意便可上洗手间，虽然一天里去的次数有限制，每去一次都有记录。我望着挂在教室前面绿色黑板上方的圆形电子钟。两点半时我们正在上忏悔课。由于这门课意义重大，海伦娜嬷嬷和丽迪亚嬷嬷两人都在场。海伦娜嬷嬷很胖，曾经担任过衣阿华节食减肥者互诫协会特许分会会长。她擅长忏悔。
真高兴见到你，我说。
卢克，我喊了声。他没有回答。也许他没听见。我猛然想起他也许早已不在人世了。
那是上星期的事。这个星期珍妮没有坐等让我们讥笑。是我的错，她先开了口。是我自己的错。是我引诱他们的。我罪有应得。
莫伊拉进来时，我在那里想必已经三星期了。她被两个嬷嬷带进来，用惯常的方式，当时我们正在午休。她仍穿着自己的衣服，牛仔裤，蓝衬衫——头发短短的，一如既往地公然标新立异，抗拒潮流——因此我一眼就认出她。她也看到了我，但随即把目光掉开，她已学会怎么做才比较安全。她左边脸颊上有一块青肿，正在变紫。嬷嬷们将她带到一张空床边，上面已放着红裙。在一片沉默中，她脱去衣服，再穿上红裙。嬷嬷们站在床尾，我们大家则从闭着的眼缝中偷望。她弯腰时，我看见她脊柱上的骨节。
我们是有意为之，这就更其恶劣。
我被铃声惊醒，接着是卡拉的敲门声。我在垫子上坐起来，用袖子擦干满脸泪水。在所有梦境当中，这个梦是最最不堪回首的。
如今我的肉体为它自己做了不同的安排。我成了一朵云，凝聚在一个中心物体的周围。这个物体外表像一根长矛，尖利、真实，比我本人更多几分真实。它在半透明的包装里闪着红光。在它中间是巨大的空间，像无垠的夜空，其黑暗深邃、蜿蜒伸展也一如夜空，虽然它呈黑红色而不是单纯的黑色。缕缕光线在其间增强、闪亮、迸发、黯淡，数不胜数，多如群星。每个月都有一轮满月，硕大、浑圆、沉重，一个征兆。它飞越、停顿，盈亏圆缺，时现时隐，循环往复，我看到绝望如同饥饿一般向我逼近。空虚之感一而再、再而三地涌上心怀。我倾听着自己的心声，波涛翻滚，带着咸味的红色波涛，不断持续着，记录着时光的流逝。
是她，是她，是她。
为了教训她，为了教训她，为了教训她。
很好，珍妮，丽迪亚嬷嬷说。你为大家作出了榜样。
时有闲暇。这可是我先前毫无准备、措手不及的一件事——无所事事的大把时间，毫无内容的大段空白。如同白噪音似的时间。真希望我能刺绣，编东西，织毛线活，总之，用手干点什么。我渴望有烟抽。我回想起从前步入美术馆、穿行在十九世纪的情景：当时的艺术家对伊斯兰国家后宫嫔妃简直痴迷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后宫粉黛的画像足有几十幅：慵散地靠在沙发上的丰腴女人，头上戴着缠头巾式女帽或天鹅绒帽，下女替她摇着孔雀羽毛扇。背景中总少不了一名守在一旁的太监。对这些久坐不动的躯体的各种研究，由从未涉足那块土地的男人们诉诸画笔。这些画像一直被当做色情画，我那时也这么认为；但我现在明白它们的真正内涵了。这些画表现的是假死状态；是等待，是闲置不用的物体。这些画表现的是百无聊赖。
她的错，她的错，她的错。我们异口同声地反复高喊。
我希望我也有只给猪玩耍的彩球。
一无所知使事情变得更糟。
简直是个疯人院，莫伊拉说。
是谁引诱他们的？海伦娜嬷嬷满意地微笑着。
不知道。
打个盹，丽迪亚嬷嬷这么叫它，用她惯有的忸怩口气。
洗手间，我说。看好时间。最后一间。两点半。
上帝为什么会允许这种事发生？
爱哭包。爱哭包。爱哭包。
我过去一直认为自己是个好人。可那会儿我不是。
正在说话的是珍妮，她忏悔了十四岁时遭人轮奸及流产一次的经历。上星期她说的也是同样内容。当时讲述时她几乎有些沾沾自喜。很可能根本是子虚乌有。上忏悔课时，与其说没什么可忏悔，倒不如编造些东西出来。但因为是珍妮，想必多少还有几分真实。
是你吗？她回答。
这所中学年代很久了，隔间是木头的，是一种刨花板材料。我进了倒数第二间，带上门。不用说，这里也不再上锁。木隔板朝里靠墙处，齐腰高的地方有个小洞，显然是早先某个破坏狂留下的纪念品或某个年事已高的窥淫癖留给后人的遗产。感化中心的每个人都知道这个木板上的小洞，除了嬷嬷们谁都知道。
过去我一直把自己的身体视作一件寻求快乐的工具，或是一种交通手段，一件实现愿望的用具。我可以用它来跑步，按各种键钮，干各种事情。虽说谈不上万能，我的身体毕竟还是敏捷、唯一、坚强并忠实于我的。
上星期，珍妮给整得痛哭流涕。海伦娜嬷嬷让她跪在教室前面，双手背在身后，一览无余地暴露在我们面前：红红的脸，鼻子流着鼻涕。金黄色的头发毫无光泽，眼睫毛淡得几乎看不见，就像某个经历过火灾的人一样，眼睫毛全燎光了。烧伤的眼睛。她那副样子令人生厌：委琐软弱，局促不安，皮肤上到处是粉红色的斑痕，活像一只刚降生的耗子。我们谁也不愿长得像她那样，死都不愿。有那么一阵子，即便我们都知道她正在受罪，还是忍不住对她嗤之以鼻。
是我。我说。如释重负之感涌遍全身。
我恐怕自己被珍妮的忏悔拖了一下来晚了；也许莫伊拉已经来过了，也许她不得不回去了。她们不会让哪个人久呆的。我小心翼翼往下看，斜透过隔板下面，我看到一双红鞋。可我如何知道那是谁？
她们到底把她怎么了？我们低声询问，从一张床到另一张床。
我必须等到这一切结束后再举手示意。有时，在不恰当的时间举手会遭到拒绝。假如当时你真的很急可就麻烦了。昨天德罗拉丝尿湿了地板，两个嬷嬷一人夹着一边胳肢窝将她拖了出去。下午散步时不见她的身影，到夜里才回到自己床上。通宵我们都听到她时断时续的呻吟声。
卢克也在那里，在我身后。我转身看他。他却不理我，只是看着地板，猫在自己腿上磨蹭着，可怜兮兮地“喵喵”哀鸣。它想吃东西，可这空空荡荡的房间里哪有什么可吃？
哪里方便说话？莫伊拉问。
一连几天我们都没能搭上话，只是相互间短促地对望上几眼，浅尝辄止。我们都明白，友情会招人疑心，因此在餐厅排队吃饭或下课在走廊上时，两人尽量回避对方。一直到第四天，她终于在大家沿着足球场散步时，走在我的旁边。白色双翼头巾要到毕业时才发，当时的我们只戴着面纱，因此交谈不成问题，只要把声音压低，不看对方就行。嬷嬷们走在队首和队尾，惟一的危险来自其他同伴。其中不乏真正的信徒，很难说她们不会打小报告。
我沉入自己的身体，就像沉入泥沼，沉入沼泽地一样，只有我知道哪里是立足点。靠不住的地面，那是属于我的领地。我成了大地，可以让自己的耳朵紧贴其上，凭借它倾听有关未来的各种传言。每一阵剧痛，每一声微疼的低吟，波状的脱落物，卫生纸由大到小，肉体的兴奋，所有这些都是迹象，是我需要了解的东西。每个月我都要心怀恐惧地观察是否见血。因为一旦来红，便意味着失败。我又一次没能让别人如愿，如今它也已成了我自己的心愿。
这个洗手间过去是给男生用的。这里的镜子也全都拆掉了，换上毫无生气的长方形灰色金属板。但男便池还保留着，沿墙一溜排开。白色搪瓷便池中布满斑斑黄色污渍。这些便池的形状很奇怪，就像一个个婴儿棺材。我再次对男人的生命能够如此毫无遮挡惊讶不已：他们可以在户外冲澡，裸露着身体任人审视、比较；可以公开在众人面前袒露自己的私处。可这是为了什么？想证明些什么呢？对某种象征物的炫耀，请看，一切正常，我属于这里。为什么女人不需要相互证实她们是女人？比如以某种解开衣扣的方式，某种张开双腿的习惯动作，也像他们一样不以为然。像狗嗅东西一样嗤之以鼻。
上帝，我太需要抽根烟了，莫伊拉说。
我等待着，刷洗干净，吃饱喝足，活像一只特级肉猪。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某个时候，人们为圈养猪发明了专门供它们玩耍的游戏球。那是一些彩色的大皮球，让猪用蹄子踢来踢去。据猪肉经销商反映，这一活动改善了猪的肌肉张力；猪也有好奇心，它们也喜欢动点脑筋。
我把嘴对着木板上的小洞。莫伊拉？我轻声喊。
我在我们最先住过的公寓的卧室里，站在有木头折叠门的小柜前。我知道周围空无一物，所有的家具都不见了，地板上空空如也，连地毯也不见踪影。尽管如此，小柜里却装满了衣服。我以为是自己的衣服，可又不像，我过去从未见过它们。也许是卢克前妻的衣服，我从未与她见过面，只见过她的照片，并在深夜打来的电话中听过她的声音。她在电话里又哭又骂，那是在她与卢克离婚之前。不，就算它们是我的衣服好了。我需要裙子，需要有衣穿。我拿出裙子，黑的，蓝的，紫的；夹克，短裙。竟没有一件能穿，没有一件合身，不是太大就是太小。
我感到一种滑稽古怪的快意。
这段文字是我在《心理学入门》这本书上读到的，另外还有关于笼中鼠的章节，它们为了找点事干，竟不惜电击自己。还有一章谈到鸽子，人们训练它们学会啄击按键，让玉米粒跳出来。这些鸽子分为三组：第一组每啄一下得到一粒玉米，第二组每啄两下得到一粒玉米，第三组无定规。当驯鸽人中断玉米供应时，第一组很快便放弃了，第二组过了一小会儿也放弃了。惟有第三组坚持不懈，始终不肯放弃。它们宁愿啄到死也不肯放弃。有谁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但也许对男人而言，女人们的百无聊赖同样撩人。
下午我们在体育馆里各自的床上躺一小时，三点到四点。嬷嬷们说这段时间是休息和默念的时间。当时在我看来，是因为她们自己也想从对我们的训导中暂时解脱一下。我知道那些下了班的嬷嬷们会到教师休息室喝咖啡，或随便什么冠以咖啡之名的东西。但现在我明白了，休息也是一种训练。她们是在给我们一个机会习惯无事可干的空闲时间。
奇怪的是我们竟都需要这么休息一下。多数人睡着了。在感化中心我们常觉得累。我想我们是服了什么药，放在食物里，让我们情绪稳定。但也有可能不是这样。也许是因为那地方本身。在最初的惊愕过后，在你不得已屈服之后，昏睡倦怠是上上之策。你尽可以对自己说这是在养精蓄锐。
我也一样，我说。
我一下将她摁倒在地，整个人趴在她身上，严严实实地将她捂住。别出声，我再次警告，我的脸湿漉漉的，不知是汗水还是泪水，我一下安静下来，有一种飘飘欲飞的感觉，似乎自己已和身体分离；在我眼睛旁边，有一片早红的枫叶，每一丝纹理都清晰可见。我一下轻松下来，为了让她透透气，我翻身蜷缩在她身旁，手仍掩在她的嘴上。我听得见自己的呼吸声和心跳声，怦怦怦，就像夜深人静时在一所房子外重重敲门，满心以为那是个安全之地。没事了，妈妈在这儿，我喃喃低语，求求你别出声。可她怎么可能不出声？她毕竟还年幼，一切都太迟了，我们被分开，我的双臂被捉住，所有的希望都化为泡影，什么也没留下，除了一个小小的窗口，一扇奇小无比的窗子，就像望远镜反着的一头，又像圣诞卡上的老式小窗，窗外冰天雪地，茫茫黑夜；窗内烛光闪闪，圣诞树五彩缤纷，一家人其乐融融，我甚至能听到收音机里传出的丁当铃响，雪橇铃的响声，昔日的音乐。可是透过眼前这扇窄小却清晰无比的窗子，我却眼睁睁看着她，看着她向我伸着双手，穿过叶子已经开始变红、变黄的枫树林，离我远去，被人带走了。
我躺在织毯上。你们要坚持练习，丽迪亚嬷嬷说。一天几次，融合到日常生活中去。双臂放在两侧，弯膝，抬高骨盆，脊柱弯起。成折叠姿势。再来。吸气，保持不动，数到五秒，呼气。我们在过去上家政课的教室里做这个运动，那里原有的缝纫机和洗衣干燥两用机如今早已踪影全无。我们一起躺在小小的日式垫子上，磁带里放着根据肖邦乐曲改编的芭蕾舞曲《仙女》。此刻我脑海里听到的就是这个曲子，边听边随之抬高、倾侧、呼吸。在我紧闭的双目后面，身材苗条的白衣舞者在树林中翩翩起舞，她们轻快拍动着双腿，恰似被捉的鸟儿扑打双翅。
我举起手，丽迪亚嬷嬷点点头。我起身朝走廊外走去，尽量不使自己引人注意。洗手间外，伊莉莎白嬷嬷把守着。她点点头，示意我可以进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