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希望我有把牙刷。
在哪里？我说。整个人大为震撼，惊惶失措。我意识到自己一直认为她早已远离人世。
装装样子吧，我在头脑里对自己喊。你应该记得怎么做的。早点把这事了了，不然你得在这里呆上一整夜。让自己亢奋起来。手脚动起来，喘出点声音来。至少这一点你可以做到。
他把我身上的一根带子拉下，另一只手滑进羽毛，但全无用处。我躺在那儿，像一只没有生命的死鸟。他不是魔鬼，我心想。我没理由表示高傲或厌恶，在那种情形下，所有情绪都得抛之脑后。
我们乘着椭圆形的玻璃电梯向上攀升，布满爬藤的阳台在眼前一晃而过。我还应该明白自己正在被炫耀。
卢克和我驱车来到市区，卢克吓唬管理员打开了公寓房门。卢克说，她也许已经死了，躺在地上。时间越长，事情越不可收拾。你想过那会发出什么味道吗？管理员说了些必须经过许可之类的话，但卢克摇唇鼓舌，话说得不由人不信。他明确告诉他我们既不愿等也不会走。我哭起来。也许是眼泪最后打动了他。
最后，我接通了大楼管理员的电话。他说近来都没见到她。
不是亲眼见到，是在那部关于隔离营的纪录片里。有一个特写镜头，是她，没错。虽然裹在那身灰衣里，我还是一眼就认出她了。
但我知道这不是真的。这只是像小孩子常做的那样，把责任推给母亲。
我要去报警，我说，我已经停止哭泣，只感觉从头到脚的寒意，牙齿咯咯打着冷战。
她不可爱，我会说。她是我母亲。
再说，想换换口味的大主教正在等我。我可以听见他在房间里来回踱着。接着脚步声停在浴室外面。只听他清了清嗓子，装腔作势地“嗯哼”了一声。我打开热水龙头，表明已经好了或马上就好。我得赶紧恢复正常。我洗着双手。让自己活动活动，免得整个人慵怠无力。
我得在午夜前回到住处，不然我就会变成童话故事里的南瓜，或者是马车。算起来，明天又该是举行授精仪式的日子，因此今晚赛丽娜希望我好好保养一下自己。倘若我不在，她会调查的，结果会怎样？
这时他已开始抚摩我的身体，如人们所说，从头到脚，一点一点地沿着左边身子下去，到左大腿外侧，再到左小腿。最后停在足上，用手指像镯子似的在我的脚踝处很快环绕了一下，花纹就刺在那里，那是他能够读懂的盲文，是牲口烙印。那是被人占有的标志。
我让大主教稍等，进了浴室。刚才抽的烟令我耳鸣不止，杜松子酒则使我浑身乏力困倦。我把洗脸巾弄湿，贴在额头上。一会儿后，我开始四处寻找看是否还能找到单独包装的小块香皂。还真有。上面印有吉卜赛人的那种，是从西班牙进口的。
我以为她已经死了。
出来时，他已经躺在那张大床上，并且，我注意到，已脱去鞋子。不用他吩咐，我主动在他身边躺下。我不情愿如此，可躺下来确实舒服，我太累了。
我记不得最后一次见到她的情景了。它和其他所有事情混在一块，平平常常，没有一点特别之处。她一定是随便过来走走。她经常如此，一阵风似的在我们家飘进飘出，来来去去，好像我是母亲，她是孩子。她无忧无虑的样子也像孩子。有时候，她在搬迁之间，也就是刚刚搬进一个地方或刚刚搬出一个地方，会来借用我的洗衣干燥两用机洗衣服。也许当时她是过来向我借东西：锅，或者是电吹风。那也是她的习惯。
这是仔仔细细的审视，慢条斯理，平心静气。我的脸简直不成样子。刚才经莫伊拉修补过的睫毛膏此刻又花了，紫色的唇膏已经褪去，头发凌乱地披散着，掉了毛的粉红羽毛艳丽俗气，如同狂欢节上花枝招展的傻妞。一些星状的闪光饰片也掉了。也许一开始就掉了，我没在意。我就像一个拙劣的模仿者，身穿别人的衣服，化着难看的妆，显出一种陈旧的华丽。
我坐在浴缸边上，眼望着干净的毛巾。它们曾经使我激动亢奋。它们曾意味着一件事的余波，爱的余波。
可是我的沉默并没有使他退缩不前。“是明天对吧？”他柔声说，“我想我们不妨提前一天。”他转向我。
感谢上帝，我说。
就是别，他说。
老天，莫伊拉说，你真该看看我妈妈的模样。
我可以就这么站着，没完没了地想下去，但时间在流逝。
为什么要感谢上帝？莫伊拉说。
当时我不知道那就是诀别，否则我一定会努力记住。可我连当时说了什么都记不清了。
我看到你妈妈了，莫伊拉说。
终于两人独处了，我心想。事实是我并不想单独和他在一张床上。我宁愿赛丽娜也在。宁愿玩拼字游戏。
他打开房门。一切都与过去的某个时候一如既往，丝毫不差。窗帘一模一样，上面是密密麻麻的花卉图案，与蓝底色上橘黄的罂粟花床单相呼应。外面一层白色的薄窗帘是用来阻挡阳光的。方角的梳妆台和床头桌，不带一点人情味。还有台灯。墙上挂着画：一盆水果，几只按固定格式摆放的苹果，花瓶里插着花，毛茛和橘黄山柳菊，色彩与窗帘协调。一切都别无两样。
我已经悼念过母亲。但我还会悼念她，反复悼念。
我万分焦虑。心想她也许是得了心脏病或是中风，这不是没有可能，虽然在我记忆中她从未生过病。她身体向来健康。至今仍坚持在一个叫“鹦鹉螺”的健身中心锻炼，每隔两周都要去游一次泳。我常对朋友说她比我更健康，这话也许一点不假。
我把思绪拉回来，拉回这儿，拉回这家酒店。我需要回到此地。此刻，在白色灯光下的这面大镜子前，我端详起自己。
“你为什么带我到这里来？”我冷冷地说。
大主教有客房钥匙。他去前台拿钥匙，我则坐在花沙发上等他。他带着狡黠的表情把钥匙给我看。我应当明白。
你妈妈好干净，在大学时，莫伊拉常这么说。后来变成：她好有活力。再后来变成：她好可爱。
我呼吸着香皂的味道，消毒的味道，站在白色的浴室里，倾听着远处隐隐的流水声，冲马桶的声音。奇怪的是我有了种在家的舒适感觉。马桶有某种宽慰人心的作用。至少身体机能还是充分民主的。人人都得大便，莫伊拉会这么说。
当那人打开房门，我们眼前出现的是凌乱不堪的房间。家具打翻在地，床垫掀开，梳妆台抽屉翻得个个扔在地上，里面的东西撒了一地，到处堆积着。但母亲却不在里面。
我想着母亲清扫致命有毒物质的情景，就像过去在俄罗斯，让不能干活的老女人清扫灰尘，把她们最后一点力气也榨干一样。只是这种灰尘将置她于死地。我觉得难以置信。毫无疑问，她的高傲、乐观、精力以及活力，都将促使她逃离那鬼地方。她一定会想出法子来的。
“也许我应该把灯关了。”大主教说，口气沮丧而且显然大失所望。他说这话前我曾注视了他片刻。脱去了制服，他显得更瘦小，更苍老，像一个风干的东西。问题是，只要和他在一起，我就无法改变和他在一起的一贯方式。往常我也都是木头人一样一动不动的。但毫无疑问，在这里我们应该有所不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乏味无聊和老一套。
听到我的话，他停下手。“我以为换个地方你会喜欢。”他知道这还不够，又说，“我只是想试试。”这也不够。“你说过想了解情况。”
她还不如死了，莫伊拉说。你应该求她早死。
他坐起身，开始解扣子。剥去威严的教士服之后，是否会更糟？他身上只剩下一件衬衣，下面是小得可怜的腹部。几撮毛。
我提醒自己他还算是个好人，换个环境，我甚至会喜欢他。
为什么不？我说。我瞪着他，怒目而视。他站在惨遭劫难的客厅里，只是呆望着我。然后把双手插进口袋里，人们在不知所措时常会有这个茫然的举动。
别，卢克说。
一星期过去了，二星期，三星期，当所有一切急转而下，形势骤然变得无比严峻时，我曾尝试和她通电话。但没有人接，再试，还是没有人接。
她没有告诉我要去哪里，不过也许是因为她觉得没有必要。并非次次她都告诉我她的行踪。她自己有车，也还没有老到开不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