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世界中，女性的地位发生了质的改变。她们不再以七八十年代以来在西方盛行的女性主义者傲视群雄、充满雄心壮志的女强人形象出现，一变而为社会的弱势群体。她们被剥夺了财产和工作，生活天地从社会退居到家中，即便是基列地位最优越的大主教“夫人们”也概莫能外。女性被分门别类：夫人、嬷嬷、使女、马大（女仆）、经济太太、荡妇，能够发挥的作用除了采购、烧煮、洗刷、生育、管家，管理使女和提供性服务外别无其他。还有一类是年老色衰、不能生育或越规逾矩的所谓“坏女人”，她们被发配到与二战期间纳粹“集中营”一般可怖的“隔离营”，生活在核泄漏和核废料之中。而小说中的“使女”更是一群身份暧昧的女人，她们没有自己的生活，没有自己的真名实姓，所有属于自己的名字均被抹去，代之以由英文中表示所属关系的介词Of加上她们为之服务的大主教的姓构成［如主人公奥芙弗雷德（Offred），意为“弗雷德的”］，使她们成了大主教们不折不扣的附属品。使女们以清心寡欲的修女形象出现，专门训练来为上层人物繁衍子嗣。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她们和修女一样，“在床上可做的事除了入睡或者失眠，别无其他。”（第2章）。她们也穿修女服，但其服装标记不是普通修女肃穆素净的黑色或白色，而是鲜血一般、象征性与生育的红色，“一个毫无特征、难以描述的红衣女人。”（第2章）她们是“国有资源”，其职责是成为国家的精子容器和婴儿制造机器：“我们的用途就是生育，除此之外，别无他用。我们不是嫔妃，不是艺妓，也不是高级妓女……充其量我们只是长着两条腿的子宫：圣洁的容器，能行走的圣餐杯。”（第23章）她们是没有自我的一群：“（家庭相册里）全是孩子的照片，但不会有使女。从未来史观的角度出发，扮演这种角色的我们是见不着的。”（第35章）
一、基列的宗教文化背景
掌握了高科技的现代人，对上苍恩赐人类的资源肆意破坏。放眼天下，哪条江河川流没被污染，哪座城邑市镇还敢称净土？人类赖以生存的空气中布满化学物质、辐射和放射物体，河水里充斥着有毒成分，昔日美味的鱼群正在被严重污染的江河里逐渐消失，滥捕滥抓的结果是鱼种灭绝。长此以往，遭受无妄之灾的当不仅是动物，人类自身也将成为濒危物种。
1.特殊的时间叙述方式，时空颠倒。整篇小说是发生在一个前推时间之先的倒叙，只是这前推时间被放在了小说末尾部分，小说一开始便是宛若现实的倒叙，由于没有时间上的交代，读者几乎感觉不到故事中发生的事与其所处的现实在时间上的距离。而在倒叙中作者又一反按照事实发生的先后顺序进行叙述的传统手法，物理时间的先后顺序被人物的心理时间顺序取代，时空颠倒，大量使用现在时态，使故事更增加了即时感，仿佛讲述者就在我们对面声泪俱下，侃侃而谈。整个故事完全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将已成往事的未来当作现实，又在这现实与回忆、当今与过去做了时间和空间上的交叉，从而突出了人物的心理活动，增加了该未来小说的真实感和可企及性。
——《圣经·旧约·创世记》，第30章第1—3节
有关资料表明，随着全球环境污染的日益严重，人类的精子数量正在悄然下降。化学污染、放射线、电磁波、噪声等外界环境的恶化对人类的精子犹如凶猛的杀手，各种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有害因素，以及性病泛滥、吸毒吸烟成瘾等，正在悄然危害着人种延续。污染的世界，必将导致生殖异常现象。近半个世纪以来，人种赖以传递的精子出现了极度滑坡，向人类亮出了红灯。据专家统计，在过去的五十年间，男性精子几乎减少了一半，并且每年还在以2.1%的速度减少。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男性平均每毫升精液含精子一点三亿个，以后减少到六千六百万个。一九六〇年，每毫升精液中精子少于两千万个的男性占5％。七十至八十年代，精子数少于两千万个的男性逐渐增多。到了九十年代，世界环境污染日趋严重，这个比率从六十年代的5％猛增到15％。要使卵子顺利受精，两千万个精子是远远不够的。与此同时，人类精子的质量也在悄然衰退。畸形、劣质精子的比例在增多，其活力、穿透力、致孕率在下降，以致男性不育的比例也在逐年增加。
爱哭包。爱哭包。爱哭包。
二〇一七年夏修订
基列的初衷似乎无可非议，“我们以为可以创造一个更美好的社会”。（第22章）小说中宗教激进主义信徒中极端分子的最初愿望是要力挽狂澜，创造一个更美好的生活。但对完美的盲目追求和走向极端往往造成事与愿违，导致极权、暴政，良好的初衷最终以黑暗统治结束。小说中的基列共和国不是以科学理性的态度拯救人类，而是用反自然、反科学的手段，利用宗教来实行极权统治，甚至不惜以扼杀人性来“挽救”人类，企图以此来力挽狂澜，救人类于危难。这样做到头来，只有把人类推向更为可怕的境地。二十世纪末的社会、环境问题固然可怕，但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矫枉过正、扼杀人性更为可怕。这是基列共和国的悲剧，也是人类的悲剧。
首先，纵观二十世纪末的美国社会，暴力和犯罪无所不在，充满了不安定因素，人人自危，女性更是如此。正如女主人公在回忆中所描写的：
陈小慰
4.重复手法的运用。重复作为一种修辞手法，其作用在于能够强有力地表现情感。书中这一手法的应用主要体现在篇名上。除“史料”部分外，全书四十六章共分为十五篇。而其中以“夜”为题的竟高达七篇！重复使用“夜”为题，使读者对一个心灵被她屋里的四面墙壁，被大主教家的深宅大院，被将她一头秀发和脸庞严严遮住的头巾牢牢禁锢，饱受重创、苦不堪言的女主人公在基列国所经历的黑暗日子印象异常深刻。
……我晚上从不跑步，白天也只在行人较多的路上跑。
翻译本书期间，正逢世纪之交，举世喜迎新千年。但在那万众欢腾的喜庆气氛之下，却也隐藏着深深的忧虑：新千年带给人们的是福，是祸，是忧，是喜？二十世纪已尽，二十一世纪将是一个怎样的世纪？
社会环境和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给人类这个物种的前途和未来笼罩上层层极难排遣的阴影。
二、基列产生的社会及生态环境背景
除了社会环境，生态环境和污染问题也日益严重。一方面是科学的发展和进步，另一方面却是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随着一九七八年美国科学家在南极上空发现臭氧层空洞，这个问题已变成日益严峻的现实。从有关资料中我们得知，臭氧层能吸收对地球生物有害的那部分太阳紫外线，是地球一切生命的保护伞。没有它，地球一切生物都会遭受灭顶之灾。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一九九九年调查表明：进入一九九九年，南极上空臭氧层空洞较以往扩展近一倍，已达两千一百万平方公里，比两个中国的面积还要大。人类头上的天空，已是千疮百孔，臭氧空洞的总面积，已超过四个中国的总和。冰箱、空调、发胶、摩丝、清洗剂等破坏臭氧层的物质每年多达数百万吨。
二〇〇〇年夏于榕城
整个社会世风日下，色情物品泛滥，两性关系轻率随便。金钱成了衡量人价值的惟一标准。“不喜欢就换一个，我们互相这么说，对自己也这么说。于是我们换掉那个男人，再找一个。我们相信，新的总是胜过旧的。”（第35章）男女可以互相试婚，随便得很，就像衣服，不合适的尽可一扔了之。与此同时，两性关系也陷于十分紧张的境地，男人不尊重女人，对女人充满敌意，在许多男人的心目中，女人只是“荡妇”而已。他们对女人失去感觉，甚至对婚姻也兴味索然。而女权运动的兴起则使一些女人同样瞧不起男人。在她们眼中，男人根本算不上什么，“除了十秒钟制造婴儿半成品的那一点点价值外，男人什么用也没有。男人不过是女人用来制造别的女人所使用的法子罢了。”（第20章）她们“刚硬勇猛，斗气十足……无畏、从容、自信。她们挥动手臂的样子，仿佛要拥有宇宙。她们双脚叉开，稳当当地立足于大地。”（第25章）小说中主人公的母亲和好友莫伊拉就是代表。许多女人因为得不到作为母亲所应得的尊重，索性连孩子也不生了，以此来保护自己。紧张的两性关系造成社会失衡。
关于在壕沟里或林子里或废弃的出租屋内的冰箱里发现尸体的报道——多数是女的，偶尔也有男的，最可怕的是有时还有孩子——他们穿着衣服或一丝不挂，有的遭人强奸有的没有，但无一例外都死于非命。总有一些地方人们不愿涉足，每天得小心翼翼，仔细锁紧门窗，拉上窗帘，不敢熄灯，以防万一。（第35章）
在教育方面，基列采取的是愚民政策。学校关闭，禁止女性读书写字，剥夺她们的受教育权利。在女性受“保护”的表象后面，是对遵守教规的严厉苛求、女性失去行动自由和对男性权威的绝对服从。
面对社会动荡、道德水准下降、生态环境恶化的困境，人类极力寻找出路，但出路在哪里，如何找到一条人类通向未来的生命通道？
在经济方面，基列实行的变革是剥夺女性的工作权利和个人财产，使女性在经济上失去独立性，彻底依赖男性。除此之外，我们并未看到基列在改善经济方面有什么上佳举措，相反，我们看到的是经济的严重衰退，百业不兴，娱乐业、教育业、律师业统统不复存在，食物匮乏，市场萧条。
“基列”（Gilead）之名源于《圣经》。它既是《圣经》中以色列英雄基甸（Gideon）与米甸人（Midianites）交战之地，也是公元前九世纪以色列先知以利亚（Elijah）的故乡。小说中基列国的当权者是一批信奉宗教激进主义（fundamentalism）的基督教新派分子，又被称作“基督教新右派”或“宗教新右派”。他们借用中世纪政教合一的阿拉伯国家元首的称号，以“大主教”自居。我们知道，基督教文化是西方传统文化的核心，以基督教为代表的宗教的“救世”作用在西方文化中可谓根深蒂固。从基督教的经典《圣经》中我们得知，自古以来人们便笃信耶和华上帝是统治世上万族万邦的惟一真神。基列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十七世纪主张简化宗教礼仪，提倡勤俭清洁、苦行禁欲生活的清教徒（基督教新教徒的一派）时代，那时人们“希望他们的社会成为一个神权乌托邦，山顶上的一座城市，成为天下万邦的榜样和光辉典范。”宗教激进主义起源于十九世纪美国的“千禧年”运动。十九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美国曾出现“基督再世”的热潮，信奉者相信通过革命可创造理想社会，认为在世界末日到来之际基督将复活并为王一千年，从此世界会有一个和平的千年，即所谓“千禧”。“千禧年”运动是一些新教领袖针对当时社会动乱而发起产生的，旨在捍卫《圣经》的权威性和绝对正确的启迪性。二十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期，“千禧”主义者震惊于自由主义神学的泛滥，并对整个社会的颓败堕落深感不安，于是更名为“宗教激进主义”运动。宗教激进主义者相信基督由圣母降生，相信最后审判日耶稣将复活及赎罪说，相信基督无所不能，具有创造奇迹的神力，所有这些都被认为是基督教徒信仰中不可缺少的。他们认为基督教最最根本基要的是将《圣经》里的话句句视为绝对正确的真理，相信《圣经》中所记述的一切字字出于上帝之口，主张从字面解读《圣经》，反对美国宗教和尘世生活中出现的现代主义倾向，号召人们恪守传统观念，驱除现代主义及所有相关的“恶魔”（尤其是进化论学说，因为达尔文的生命进化说与宗教激进主义信奉的上帝造人说格格不入、水火不容）。他们关闭大学，开办《圣经》神学院和宗教激进主义神学院。二十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宗教激进主义又发展成为现代宗教激进主义，他们反对合法堕胎，反对同性恋权利法以及妇女平等权利法案。虽然宗教激进主义信徒并非绝对禁欲主义者，但大多数人烟酒不沾，也极少参加跳舞、看电影、看戏等娱乐活动。在大多数《圣经》神学院和宗教激进主义神学院里，这些活动受到严厉禁止。二十世纪后期，这个运动有了进一步发展，成立了许多相应的教会团体、教育机构以及相关的兴趣组织。
这一切，会是我们的未来吗？
基列实际上是一个无比虚伪的社会。色情商场虽然取消了，但在地下夜总会“荡妇俱乐部”里，女性照样是男性消遣的玩物；当权者号召人们不求物质奢华，只求精神充实的时候，黑市照样猖獗，夫人们照样过着舒适豪华的物质生活，作为当权者走狗的眼目们照样花天酒地；天使军士兵恪尽职守并非单纯出于对上帝的信仰，更多的是为了名正言顺地得到一个女人。嬷嬷们教导使女的是克制、禁欲，自己却干着偷鸡摸狗的龌龊勾当；大主教夫人摇唇鼓舌、大肆宣扬女性应恪守妇道、安于家中，自己却不甘寂寞、四处游说，最终被迫无奈呆在家里时，却发现自己与其信以为真的东西格格不入而气急败坏。
5.跨学科特点。小说的跨学科特点十分突出。涉及的面有医学、文学、美术、历史、经济、电子、生物、人类学、遗传学、心理学、音响学、网络学等。表现出作者广博的知识面，也使所探讨的主题更有深度。
有时，我一想到自己，一想到自己的身体，眼前便自然会出现骨骼架：……里面充满有害物、变异的蛋白质、像玻璃一样粗糙的劣质晶体。女人们服用各种各样的药片、药丸，男人们给树木喷杀虫剂，牛再去吃草，所有那些经过添色加彩的粪便统统流入江河。更不用提在接连不断的地震期间，沿圣安德列亚斯断层一带的核电厂爆炸事件……此外还有梅毒的突变类型，任何一种菌体都对它无可奈何。（第19章）
小说中的基列共和国企图通过宗教的力量，回到上帝创世之初，用宗教力量束缚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把已然面目全非的地球拉回原性态、原生态，用灭绝人性的手段挽救人类。他们的努力能够起人类沉疴于霍然，挽地球生态于艰厄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我们不妨来看看基列的做法。
我们是有意为之，这就更其恶劣。
雅各向拉结生气，说：“叫你不生育的是神，我岂能代替他作主呢？”
1.社会环境
在基列社会里，家庭的生育功能几乎已不复存在，而是靠允许不断更换的扮演《圣经》中“使女”角色的外来人完成。虽然使女必不可少，表面上也像是家庭中的一分子，但实际上，她从来不是以一个“人”的价值而存在，而仅仅是一个生育机器。她生活在家庭结构的边缘，可以随意更换、遗弃。早在二十世纪末，大量的不育人数已使生育服务应运而生。如“人工授精”、“生育诊所”以及使用雇来专事生育的“代孕母亲”等。在小说中我们看到，未来的基列以违反教规为由废除了头两个方法，但第三个方法因为在《圣经》中有先例可循而被法定下来并加以实行。然而，这一做法被基列“遵循效法”到了何其荒唐的地步！从每个月例行的“授精仪式”中，我们看到大主教和使女的关系不仅不能有丝毫性的文化色彩“爱”，就连性的自然属性“欲”也不许存在，性只剩下一个实用目的：生殖。基列的荒唐在于它否认“人”是社会结构中不可侵犯的基本单位。它看重的是某种小于人体的东西，特别是女性身体，各部分被仔细地切分开来，互不关联。对基列统治者实现他们的目标而言，女性的手脚无关紧要，至关重要的惟有子宫。拿女主人公奥芙弗雷德为例，她的可取之处只剩下那个梨子形状的器官，所有人的活动都围绕它来进行，马大、医生、夫人以及她所服务的大主教。然而，尽管所有这些活动同步进行，却缺少生命间的互动。在这里看不到亲情，人与人之间充满敌意。虽然基列宣传的是天下女人皆如姐妹，所谓“女人们为了共同的目标团结一心！在生活的道路上携手并进；在日常琐事中各行其责，相互帮助”。虽然丽迪亚嬷嬷常常鼓动：“我们追求的是女人与女人之间亲密无间、相濡以沫的精神。女人们必须团结一致，同心协力。”（第34章）但在高压禁锢中，人性变得尖刻、丑陋。如在感化中心众人对珍妮的态度：
这样一个极端社会，能将人类引向何方？能给人类带来什么样的福祉？实际上，就连作为当权者代表人物的大主教本人也对此将信将疑。身为基列的统治者之一，他自己却处处违规逾矩，表现出严重的“自由主义倾向”。他与使女奥芙弗雷德私下幽会，在奥芙弗雷德面前卖弄做作，私自藏有大量“异端”画刊和文学读物，甚至为了取悦奥芙弗雷德，竟让奥芙弗雷德乔装打扮，偷偷带她参加地下夜总会“荡妇俱乐部”等等。所有这一切都让我们看到，“在这扇不同寻常的房门后面，所有的忌讳禁令都失去效力。”（第25章）它一方面表现出大主教的虚伪，另一方面也让我们看到作为人的自然本性的流露，以及当权者中一些人面对使女们悲惨的生活现状出于维护该政权的需要所作出的“怀柔”努力。连他也觉得授精仪式“太冷冰冰没有人情味”（第26章）而因此受到良心谴责。我们看到，门里面的大主教表现得温情脉脉，潇洒倜傥，百般迁就，人情味十足，像个体贴慈爱的情人加父辈。“他希望向我证明什么，希望送我礼物，希望为我服务，希望唤起我的柔情。”（第32章）他尽力营造关爱气氛，把事情弄得似是而非。其目的是为了希望使女们“能够忍受目前的生活”。（第29章）只要使女们觉得她们的生活尚可忍受，便足以证明他们所做的一切合情合理、无可厚非。虽然大主教嘴上喜欢用冠冕堂皇的理由遮遮掩掩，从他身上，我们看到了基列政权的空虚和当权者自己的底气不足。
非正常婴儿的概率是四比一……这些有毒物质悄悄侵入女人们的身体，在她们的脂肪细胞层里安营扎寨。天知道，恐怕从里到外都被污染了，肮脏得就像进了油的河滩，不管是滨鸟还是未出生的婴孩，都必死无疑。说不定连兀鹰吃了她们的尸体都会因此毙命。（第19章）
在这个世界中，没有笑声，没有生气。“这些草坪干净整洁，房子外观气派典雅，整修一新；看起来就像以往印在杂志上有关家居装修的精美插图。这里同样人迹罕见，同样是一片沉睡不醒的景象。整条街活像个博物馆，又好比建来向人们展示昔日生活方式的城市模型中的一条街道。这里和那些插图、博物馆或城市模型一样，也不见孩子的踪影。”（第5章）整个社会讲究的是一板一眼，有条不紊。生活严谨刻板，毫无欢乐可言。各种恐怖、怪诞之事林林总总，不一而足。与“克格勃”如出一辙的眼目们，幽灵般无处不在，谁敢与当权者作对，必将受到他们的严厉镇压。他们与其乘坐的黑色篷车一道，成为基列国高压专制的象征。学校本是用来传播知识的场所，却被基列政权用来作为向女性灌输愚昧思想的感化中心，那里禁止读书写字，每天不绝于耳的只有《圣经》语录和充当统治阶级工具的嬷嬷们喋喋不休的老生常谈。她们不遗余力地对选到感化中心的女性开顽启蒙，施以教化，企图令她们忘却自我，皈依教门，心甘情愿地成为荒唐政权中达官贵人的生育机器。而象征知识、希望的大学校园，则成了违背清规戒律者恐怖的刑场，学校的围墙也成了死者示众的地方。
基列统治开始后，对社会结构中政府、宗教、经济、教育、家庭这五个方面进行了变革。自以为找到拯救人类良方的基列认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以往的日子均属于畸形年代，在基列当权者的代表人物大主教看来，那只是些“历史的偶然罢了。我们所做的是使一切回归自然”。（第34章）他们的所谓“回归”，就是让人类退回到上帝初创人世之时，一切照《圣经》说的办，自欺欺人地认为只要人人信奉无所不能的上帝，一切社会、道德及经济方面的问题都将迎刃而解。为了禁止思想和行为的多元化和多样化，防止动荡，更好地管理其民众，基列实行的是极权政治，并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一切都实行计划化、统一化、标准化、兵营化。一切都追求整齐划一。统一的服饰把女人按其功能和角色进行简单划分，不仅使女有规定统一的服装，夫人、马大、经济太太、嬷嬷、荡妇也都有规定服装，甚至连男性也不例外。眼目、天使军士兵、卫士、包括大主教，各有各的统一服装。除规定服装外，基列还要求使女们一举一动都谦恭卑微，优雅得体。“通常我们是佝着头走路，眼睛看着自己的双手或地上”（第22章），说话永远是轻声低语。此外，语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在基列也受到严格限制。使女们见面时有固定的寒暄用语，一个须说，“祈神保佑生养”，另一个则应回答“愿主开恩赐予”。这个做法既是为了限制她们的语言交流，也是要让她们时刻牢记自己所承担的新使命的宗教本质。基列的计划性还体现在使女们每日吃的食物上。食物的滋味是顶次要的，要紧的是营养。使女们必须严格控制食物，远离烟、酒、咖啡，为怀孕准备一具最理想的母体。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她们每天得接受以最科学、最理性的配方配制的食物，被迫放弃对滋味享受的自由。在基列看来，进食的目的才是最重要的，滋味和品种都无关紧要。“都是营养极好的食物，虽然没什么味道。健康食品……是经过专门研究配制的。”（第12章）然而，尽管是科学配方，尽管富含维他命和矿物质，基列的食物在奥芙弗雷德的胃里却是人造的，非自然的，“在我的胃里，食物聚在一块儿，就像一团被捏得紧巴巴、湿乎乎的硬纸片。”（第12章）妨碍这些食物成为真正有营养东西的正是它的一成不变、老一套和标准化。如批评家指出，了无生气、充满压抑的基列缺少的恰恰是多样化、快乐、冲动以及随心所欲。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曾经说过，她“试图将文字组合在一起做一些它们分开时所做不到的事情，即尽量扩大语言的表现力”。以上所有这些艺术技巧的综合应用，加上细致入微的观察、生动准确的比喻、机智幽默的语言、大胆的想象力以及哲人般的远见卓识和深刻思考，使得这部小说在思想性、艺术性和可读性上都堪称一流。
《使女》是一部未来小说。未来小说在西方批评界也被称为思辨意味颇浓的“悬测小说”（Speculative Fiction），它描写的是未来之事，却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科幻小说。未来小说尽管含有科幻成分，但具有丰富文化内容。它讲述已成历史的未来，从而使它具有可企及性。这部小说描写的最远时间距小说写作时间二百多年，以几名历史学家的发现，让一位在基列不幸沦为“使女”、后来侥幸逃出的女性，通过录在磁带里的声音，向读者讲述发生在那个时间之前的故事，即主人公在未来二十一世纪初的亲身经历，其间夹杂着大量主人公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生活的回忆与反思。正如所有的未来小说一样，它的叙述时间立足于某个未来时刻，讲述在那个时刻已成往事的未来。它属于未来，但故事离我们却并非遥不可及。而可企及性，正是未来小说的着眼点——按照当今社会的现状，发展下去，就会如何如何。这个发展的趋势，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若是正面的发展，即成为所谓的乌托邦——理想中最美好的社会；而若是照负面因素发展下去，未来世界就可能落到反面乌托邦的境地——成为假想中政治、经济情况一团乌黑的地方。对《使女》进行全面的审视，我们发现，这部小说不能用简单的非此即彼的划分来定义，说它是乌托邦小说或反乌托邦小说。这部未来小说作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反映，包含的内容要复杂得多。众所周知，阿特伍德一贯注重表现文学和文学产生的社会、政治及文化环境。她曾经就《使女》一书说过这样一句话：“切记，在这本书中我使用的所有细节都是曾经在历史上发生过的。换句话说，它不是科幻小说。”阿特伍德笔下的基列国绝非空穴来风。这里，我们不妨对假想国基列产生的文化、社会及生态环境背景作一分析。
我过去一直认为自己是个好人。可那会儿我不是。（第13章）
我想着自助洗衣房。想着我走去时穿的衣服：短裤，牛仔裤，运动裤。想着我放进去的东西：自己的衣服，自己的肥皂，自己的钱，我自己赚来的钱。想着自己曾经是驾驭这些东西的主人。（第5章）
拉结说：“有我的使女辟拉在这里，你可以与她同房，使她生子在我膝下，我便因她也得孩子。”
基列社会的实质是逃避。这在丽迪亚嬷嬷说的话里得到了最好的体现：“自由有两种，一种是随心所欲，另一种是无忧无虑。在无政府的动乱时代，人们随心所欲、任意妄为。如今你们则得以免受危险，再不用担惊受怕。可别小看这种自由。”（第5章）在她看来，“从前那个社会毁就毁在有太多选择”。（第5章）面对当今这个充满暴力、罪恶、女性没有安全感的危险社会，基列给予的是逃离，但它却同时抹杀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自主权及个人选择权。对此，书中自助洗衣房的比喻耐人寻味：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是加拿大著名小说家、诗人和文学评论家。她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不断发表作品，至今共出版了十六部长篇小说、十七部诗集以及多部短篇小说集和文学评论集。她的作品被译成三十多种文字在二十五个国家出版，不仅在加拿大，而且在美国、欧洲及澳大利亚都享有盛誉。《使女》是作者于一九八五年完成的作品。该小说是作者继一九六六年以诗集《圆圈游戏》（The Circle Game， 1965）第一次获加拿大总督文学奖后，于二十年后的一九八六年再次赢得总督文学奖。同时，该小说在英国获布克奖（Booker Prize）提名，并获阿瑟·C.克拉克最佳科幻小说奖。在美国，该书获得洛杉矶时报最佳小说奖，并与加拿大另一著名作家艾丽斯·门罗的短篇小说集《爱的进程》一道被《纽约时报》书评专栏评为一九八五年年度最佳小说。该书自八十年代出版后，读者如潮，在美国、加拿大和英国大获成功。当时甚至有报纸打出“趁被禁前先睹为快”的标题为该书大作宣传。时至今日，该书的魅力仍经久不衰，成为国际评论界研究的热点和欧美许多国家高校英语文学课的必选教材。究其原因，是因为书中描写的一切是如此耸人听闻，同时又充满震撼人心的真情实感。它看似荒诞不经，却展现了一个不无真实的未来景象。尤其在二〇〇〇年已经到来之际，在环保问题日益严峻、邪教势力十分猖獗的今天，眼看作者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对未来世界的一些描述不幸正在成为周围严峻的现实，我们在不断受到震撼的同时，不禁要被作者的高瞻远瞩、先知灼见以及敏锐的洞察力所折服。读这本小说，我们仿佛在聆听一位哲人的预言和警告，促使我们保持高度警觉，避免使人类误入歧途。这个虚构的故事反映的既是美国宗教激进主义极端分子所隐含的危险，同时也是世界各国宗教狂热分子所隐含的危险，它虽然讽刺的是美国的现实，却足以为整个人类敲响警钟。
我还记得那些从不用讲，但个个女人都心知肚明的规矩：不要给陌生人开门，哪怕他自称是警察。让他把身份证从门缝下塞进来。不要在路当中停车帮助佯装遇上了麻烦的开车人。别把上锁的车门打开，只管朝前开。要是听到有人朝你吹口哨，随他去，不要理他。夜里不要独自一人上自助洗衣房。（第5章）
3.制造悬念。悬念的运用也是这部小说的魅力所在。许多人物、事件刚出现时，作者都有意不予清楚交代，而是设下悬念，让读者在欲知结果的好奇心中通过阅读去逐渐发现答案。如在主人公房间柜子里那行神秘的拉丁文是在第9章出现的，但一直到第29章答案才水落石出。男主人公之一尼克的身份从一开始就扑朔迷离，好坏难辨，一直到故事末尾的最后一刻才“真人毕现”。至于书中许多意义含糊、模棱两可的细节以及整个故事的背景更是到了结尾“史料”部分才令人恍然大悟，豁然开朗。这一切使阅读本身极具挑战，也增添了阅读的乐趣。
2.生态环境
正如有人所言，世纪之交，人类被很多东西深深困扰。不过如果所有的缺陷都消失了，这个世界一定会变得无比乏味，世界因其不完美才令我们常怀希望，这是我们生活的动力。正视人类面对的困境，用科学理性、积极乐观的方式加以解决，这是我们应有的态度。
拉结见自己不给雅各生子，就嫉妒她姐姐，对雅各说：“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死了。”
三、人类面临的困境
在这个世界中，男人也同样是受害者。一些男人比女人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尽管有些男人特权在握，如当权的大主教、充当秘密警察角色的“眼目”等，但大多数男人行为受到严格限制，在性的问题上更是严厉苛刻：不准接触色情物品，不许有婚外性行为，实行包办婚姻，不许手淫，不许搞同性恋，要立下战功才有望得到婚姻，否则不得成婚。
6.词汇创新。在词汇应用上作者大胆创新。由于这是一本未来小说，而未来必定是电脑应用普及的时代。为此，作者利用缩合法将读者熟悉的词进行拼缀，创造出不少这方面的新词。如compucard=（computer+card电子信用卡）；compuchek=（compu-ter+check电脑查验器）；Compucount=（computer+account电子账户）；Computalk=（computer+talk电脑对讲机）等。其他方面的新词还有如Econowives=（Economical+wives经济太太）；Libertheos=（liberty+theology宗教信仰自由主义战士）；pornomarts=（pornographic+marts色情商场）等。所有这些都给这部小说增加了语言上的鲜活性和新鲜感。
《使女》虽然是未来小说，其主题却是现实和多样的。它描写了专制政权对人的迫害和对人性的扼杀，同时也触及到现代社会共同关注的其他问题：如社会环境问题和污染问题等。除了主题的现实性和多样化，《使女》在写作手法上也十分新颖。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这段出自《圣经》里的文字，记载的是远古时代，地球混沌初开、上帝创造人类初期时发生的故事。谁能想到，在人类进化到未来二十一世纪初叶时，它竟成了美国生活中的现实。怪诞乎？荒唐乎？但那却是发生在加拿大著名小说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笔下《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以下简称《使女》）中基列共和国的真实情形。在这部以美国马萨诸塞州为背景的小说中，作者以超凡的想象力，描绘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未来世界，向人们揭示了一个毫无公理、残忍野蛮的专制政权的黑暗统治。在这个世界里，一方面是一个在宗教极权主义分子眼中无比美好的理想国度，另一方面，却是在这种政权下广大女性群体（也包括男性）所遭受的悲惨命运，尤其是以主人公为代表的，充当政教大权在握的上层当权人物“大主教”们生育机器的“使女”们梦魇般的经历。那里的社会构造，与我们的现实社会迥异却似乎并不陌生。在故事中，现有美国政府被国内宗教激进主义信徒中的极端分子取而代之，成立了神权统治的基列共和国。在这个国度里，当权者对《圣经》顶礼膜拜，进行纯字面的解读，亦步亦趋地效法模仿《圣经》里的生活方式，甚至到荒唐可笑的地步。他们笃信所奉行的这一切足以抵抗人类面临的所有威胁：包括社会动乱、道德堕落、低生育率、环境污染与核废料的威胁，认为只要信奉上帝，一心顺从，便可以没有烦恼、不用思想。相信一切问题自有上帝安排，只要按上帝说的办，生活将变得轻松简单。他们生活在非此即彼的二元论世界里：非好即坏，非明即暗，非真即假。没有中间地带，不存在非此非彼。
为此，权威人士发出警告，如果不及时采取有效措施，照此下去，用不了一个世纪，人类赖以传宗接代的精子将会严重衰退，人类将难以繁衍后代！
由于《使女》是一本在题材和表现手法上都十分“后现代”的作品，对读者是一种挑战，对译者则更是一种挑战。用译者一位加拿大朋友的话说，不管是谁，不管是用哪国文字来译这本书，都不是件容易的事。它要求译者本着格外认真负责的态度，付出比翻译一般文学作品更多的劳动。正如英国翻译理论家纽马克曾经指出的，“事实上，一个语篇在语言、文化和题材上难度越大，在开始翻译之前要作的准备工作就越多”。和译者以往的翻译经验不同，这本书的整个翻译过程就像是一个课题研究过程。陌生的宗教背景，众多未标明出处的《圣经》原话、历史掌故、文学典故和内涵丰富的比喻，各种学科知识和德文、法文、拉丁文穿插其间，大量当今美国社会生活、文化现象和事物以及作者创造的新词等等，凡此种种，惟有靠阅读查考有关书籍、资料，虚心请教，仔细揣摩上下文逐一解决。在本书翻译过程中，译者一九九二年首次访加结识的加拿大老朋友，原布洛克大学英语系系主任肯尼斯·M.玛凯（Kenneth M. McKay）教授给予了巨大帮助，在此谨表示真挚感谢。另外还要感谢国际加拿大研究会的琳达·琼丝（Linda M. Jones）女士，她在得知译者正在翻译这部加拿大著名作家创作的当代名著时，通过加拿大驻华大使馆，热心提供了有关参考书籍，并帮助译者与作者阿特伍德取得联系，使书中一些关键性问题得到阿特伍德本人的权威性解答。
2.直接引用《圣经》原文。由于小说题材与西方宗教文化传统的紧密联系，作者在小说中不仅针对人物的特点，使用了大量出自《圣经》里的人名，还大胆引用了许多《圣经》原文，将这一西方宗教与文学的经典著作与虚构的故事巧妙自然地融合在一起，生动地再现了宗教激进主义极端分子的狂热信仰及其所作所为，同时也使熟悉这一文化传统的读者看到，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一旦被专制政权堂而皇之地加以利用，将会多么可怕！
有那么一阵子，即便我们都知道她正在受罪，还是忍不住对她嗤之以鼻。
那时女人不受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