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打开前门，顺手把门关上，双眼低垂，不往后看。人行道上铺着红砖。我目不斜视地盯着脚下这片长方形砖块拼出的景观，只见砖块下经年累月冻土集结的地方微微拱起，砖块颜色有些陈旧，但仍十分鲜明，纹路清晰可辨。人行道比过去干净多了。
我走到街角等着。从前我可没有等人的耐心。恭顺站立等待的人同样也是在侍奉上帝。丽迪亚嬷嬷说。她要我们将此铭记在心。她还说，你们并非个个都能善始善终，开花结果。有些人会落到干硬的地上或荆棘丛中。有些人就是根儿浅。她说话时，下巴上那颗痣一起一落。她说，要把自己当成种子，这时的她声音格外亲昵甜蜜，但又阴阳怪气，暗藏玄机，就像过去教孩子们芭蕾的女教师的声音，好，把手臂抬高伸直，我们来扮小树。
“听说仗打得很顺利。”她说。
我低下头，转身让白色双翼头巾遮住我的脸，继续往前走。他简直是在铤而走险，何苦呢？万一我报告了怎么办？
丽塔和卡拉认识死者。我听到她俩在厨房里议论此事。
“愿主开恩赐予。”我也用例行的话回答。我们转身穿过一座座大宅朝市中心走去。进城同样必须两人结伴同行，否则休想。据说是为了保护我们，可这未免荒谬透顶：难道我们被保护得还不够吗？事实是，她监视我，我监视她。万一哪天采购途中发生意外，让其中一个偷偷溜掉，另一个就得负责。
就算他们心里确实有些想法，从脸上也什么都看不出来。
也许这是个考验，看我反应如何。
司机一身卫士军服，帽子时髦地斜戴着，袖子高高卷到胳膊肘，露出晒成棕褐色的前臂，手臂上一溜儿黑毛。他嘴角叼着一支烟，看来他也有可以在黑市交换的东西。
没什么比死掉更安全的了，丽塔愤怒地喊，她又没惹事，凭什么打死她？
然而可能性更大的是他们想到的不是扔在草坪上的衣服。一想到吻，他们头脑里立刻就会随之想到探照灯扫过，子弹出膛。他们想的不是尽职尽责，而是如何晋升成为天使军士兵，那样才有可能被允许成婚，之后如果能获得足够的权利，又能活到一定的岁数，还有望分到一个属于他们的使女。
你可以这么说，丽塔说，但我宁愿慢点死，好给我时间申冤。
算了，不管怎么说，谁也不敢贸然炸掉这所房子，他得三思而行，卡拉说。
我站在街角，权当自己是棵树。
她做我的女伴已经两星期了。我不知道先前那位女伴出了什么事。总之有一天她人间蒸发了，由这个女人取而代之。这类事情是不适于打听的，因为答案往往不是你想要的。说到底也不会有答案。
他们不过是行使职责，卡拉说，保证我们的安全。
有时我真希望她能闭嘴，让我安安静静地走路。但同时我又如饥似渴地盼望得到外界的消息，管它是什么消息；即便是谣传，其中也包含着某种信息。
假如我在晚上来，在他单独值勤的时候——虽然他永远不会得到孤身一人独处的机会——让他看到白色双翼头巾之下的脸，会有什么结果？假如借着忽明忽暗的灯笼的光亮，我解下身上红色的裹尸布，把胴体呈现在他面前，他俩面前，又会有什么结果？在他们日复一日、没有穷尽地在哨卡旁站岗的时候，这些念头想必偶尔也会在他们的脑海里盘旋。毕竟这里平时没有旁人来往，只有大主教们坐在他们长长的黑色轿车里，带着沙沙声轻驰而过，或是他们一身粉蓝色的夫人们和戴着白色面纱的女儿们，她们正责无旁贷地赶去参加挽救仪式或祈祷集会，或是一身绿色、样子丑陋的马大们，偶尔还会有产车驶过，再有就是大主教们的红衣使女，她们总是步行。有时候会驶过一辆漆成黑色的有篷车，车身上印着一只白色带翅膀的眼睛。车窗是黑色的，坐在前排的人戴着墨镜：真是暗上加暗。
还有比这更惨的，卡拉说，至少这是一刹那间的事，不用受罪。
“真让人心情舒畅。”
脸上长着髭须的卫士为我们打开人行道的小闸门，自己则往后退，离得远远的，让我们过去。走开后我知道他们还在望着我们，这两个尚未得到准许触摸女人的年轻人。他们只能用眼睛过过瘾。我把屁股扭了扭，感觉到整条红裙摇摆起来。就像在护盾后面对人嗤之以鼻，或者举了根骨头在狗够不着的地方逗它取乐，我对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愧，毕竟这一切并非他们的错，他们还太年轻。
这件事非同小可，它是对清规戒律的一次小小的叛逆，小到不可觉察，但类似这样的时刻是我留给自己的奖赏，就像小时候收藏在抽屉深处的糖果。这些时刻意味着各种潜在的可能，它们好似小小的窥孔，从中让人看到一个个朦胧的希望。
车子是十分昂贵的“旋风”牌，比“凯旋”牌高级，更胜过庞大、实用的“巨兽”牌。车身是黑色的，不用说，这颜色象征显赫，但也是灵车的颜色。车身很长，线条流畅。司机正拿着块软皮擦拭着车身，一副呵护备至、爱不释手的样子。至少这点没变，男人爱惜名车的方式。
黑色篷车每到一个关口，不用停就被挥手放行。卫士们不愿冒险往里瞧或动手搜查，不愿冒险怀疑他们的权威。谁知道他们到底在想些什么。
我沿着砾石小径往前走，这条路把屋后的草坪像头路一样清楚地一分为二。夜里下过雨，两旁的草地湿漉漉的，空气中充满水汽。地上四处爬着蚯蚓，表明这里的土壤相当肥沃，它们被太阳晒得半死不活，柔韧地伸曲着，粉红的，活像人的唇。
这没什么不同，丽塔说，她干活一向卖力，死得太惨了。
随之我愧意全消。我喜欢拥有这种权利，这种挥舞狗骨头的权利，虽然被动，但总是种权利。我希望他们见到我们时会硬起来，不得不偷偷摸摸地在涂了油漆的哨卡上来回磨蹭。到了夜晚，在集体宿舍的军用床上，他们会难受无比。除了悄悄自渎外别无他法。那可是亵渎行为。这里不再有杂志，不再有电影，不再有自慰替代品；只有我和我的影子，从两个站立在路障旁，身子僵硬、目光专注的男人的视线中渐渐远去，直至消失。
哨卡后面窄窄的关口旁，两个男人正在站岗。他们身穿宗教正统卫士的绿色军装，肩章和帽徽是白色三角形上两柄相交的利剑。这些卫士不是真正的士兵，其职责为执行常规警卫并负责日常粗活，比如给大主教夫人的花园松土。他们中除了隐姓埋名、掩盖真实身份的眼目外，全都是蠢的蠢，老的老，残的残，幼的幼。
把通行证还给我们时，长着桃色髭须的卫士低下头想看我的脸。我稍稍抬起头，好让他看清楚，恰好四目相对，他的脸腾地红了。他长了一张绵羊脸，长长的，带着几分哀怨，但一双眼睛却像狗眼似的又大又圆，像长毛狗，而不是小猎犬。他皮肤苍白，看上去有些病态的娇嫩，就像疥痂下的皮肉。虽然如此，我还是想把手放上去，放到这张没有遮盖的脸上。他先把目光掉开了。
也许他是个眼目。
我知道这个司机的名字，他叫尼克。因为我曾听到丽塔和卡拉谈起他，还有一次听到大主教对他说：尼克，车子不用了。
上个礼拜就在这里，他们开枪打死了一个女人。是个马大。当时她正在长袍里翻找通行证，被他们误以为在摸炸弹，把她当男扮女装的奸细崩了。这类意外时有发生。
这种车不用说比其他任何车辆都更寂静无声。它们开过时，我们都把目光掉开。倘若里面发出声响，我们尽量充耳不闻。谁的心脏也经不起惊吓。
胡扯，丽塔说，世上根本没有什么意外，一切都是有意的。我能听见她把水槽里的盆盆罐罐弄得乒乓作响。
也许他只是表示友好。也许他看到了我脸上的表情，想到其他地方去了。其实我渴望的只是那根烟而已。
我打开白色尖板条木门，继续向前，穿过房前的草坪，朝前门走去。车道上，分配到这家的一名司机正在擦拭车子，这说明大主教没有出门，此刻正呆在饭厅后面他自己的屋子里，他的大多数时间似乎都消磨在那里。
他看向我，发觉我在注视他。他长了张法国人的脸，瘦削古怪，棱角分明，笑起来嘴角皱起。他吸了最后一口烟，随手将烟蒂丢到车道上，一脚踩灭，吹了声口哨，又朝我眨眨眼。
一个脸上裹着白色双翼头巾的红色身影沿着红砖人行道向我走来。一个和我相仿的身影，一个毫无特征、难以描述的红衣女人，手中提着篮子。到了跟前，我们彼此细细打量，从面孔到裹体的筒形红布。没错，是她。
这个女伴比我稍胖，褐色的眼睛，名叫奥芙格伦。我对她的了解仅此而已。她走起路来一副端庄模样，低着头，戴着红色手套的两手在身前交叉着，踏着碎步，看上去活像一只训练有素、直立行走的母猪。两人结伴同行的采购路上她向来一本正经，从不说半句离经叛道的话，可我也一样不说。她也许是个忠实的信徒，一个名副其实的使女。我不能冒险。
他就住在这儿，住在这所房子里，在车库那头。他身份卑微：没有分到女人，一个也没有。他没有头衔：因为某种缺陷，比如缺少关系什么的。但他的举动却表现出对此毫不知情，满不在乎的样子。他随便有余，恭顺不足。也许是愚蠢所致，但我不这么想。有股鱼腥味，过去人们常这么讲，也有人说，我闻到股耗子味。总之，是不受欢迎的气味。我不由自主地遐想他身上会是什么味道，当然不会是鱼腥味或死耗子的臭味：那古铜色的皮肤，在阳光下润泽发亮，因为轻烟缭绕而显得有几分朦胧。我叹息着深深吸了口气。
两名年轻卫士三指并拢，举到帽檐朝我们敬了个礼。这是对我们的致敬手势。由于我们的服务的性质，他们对我们表示敬意是理所应当的。
纯属意外，卡拉回答。
“感谢上帝。”我说，没问她是怎么知道的。“那些叛军是谁？”
我们到了第一道哨卡，这些哨卡类似道路施工或挖掘下水道时设下的路障：一个漆着黄黑两色条纹的交叉木架，上面印着一个表示“禁止通行”的红色六边形标志。关口附近悬挂着几盏灯笼，到晚上才亮。在头顶上方，我知道有探照灯，就装在电话线杆上，遇到紧急情况时启用。路两旁建有永备发射点，里面埋伏着整装待命的机关枪手。由于脸上裹着头巾挡住了视线，我看不到探照灯和那些机枪掩体，但我知道它们在那。
这两位年纪都很轻：一个唇髭稀疏，另一个满脸粉刺。他们的年轻令人怦然心动，但我知道自己不可受此迷惑。年轻卫士往往最危险，最狂热，动不动就开枪。他们涉世未深，对生命的意义知之甚少。和他们打交道得小心翼翼。
“浸礼会教徒。他们在青山上有个据点。被天使军用烟熏了出来。”
“从昨天开始，又打败了一些叛军。”
“祈神保佑生养。”她招呼道，这是我们之间的例行问候语。
上了拉链的口袋缝在宽大的袖子里，我们从中取出通行证，让他们检验盖章。一个卫士走进右边的机枪掩体，把我们的号码输入电脑查验器。
“感谢上帝。”我回答。
“感谢上帝。”
“主赐予了好天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