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认为是自己的错，”奥芙格伦轻声说，“连着两胎。她觉得都是因为她的过失。听说是跟一个医生怀上的，根本不是大主教的孩子。”
这时莫伊拉也过来了。那是在她第二次出逃并获得成功之前。第一次出逃被她们上过刑的脚还跛着。她绕到床铺那头，好看清珍妮的脸。
就像她们肯定对珍妮做过的那样。“太可怕了。”我说。虽然把过错揽到自己身上，独自承担那个孩子的先天缺陷，是珍妮一贯的作法。但人们怎么都不会愿意承认自己的生命毫无意义。也就是说，一无用处。缺乏情节。
珍妮笑了。今天可是个好日子，她说。
当时，她一定已经在计划如何成功出逃。
这里看不到任何齿状的蒲公英，草坪里的杂草被除得一干二净。我巴望能看到几棵，哪怕一棵也好，垃圾一样胡乱长在那里，目中无人地傲然挺立，难以除尽，一年四季都开着太阳一样金黄色的小花。它是那样明亮开朗，那样平凡普通，不论对谁都一视同仁地灿烂盛开。过去我们会把它做成戒指、花冠或项链，手指上沾满了蒲公英的苦汁。有时我会在女儿下巴上举着一棵蒲公英问她：喜欢黄油吗？低头闻花时，她的鼻子上会沾上花粉（抑或是毛茛）。在蒲公英结籽的时候，我可以望见她在草坪上奔跑的身影，就在我前面那块草坪上，两三岁大的小人，挥舞着手，像一团跳动的光，一束烈火，空气中到处是飞扬的蒲公英，好似一盏盏小小的降落伞。用力吹，说说看是几点。所有那些光阴就在夏日习习的凉风中随之吹远飘去了。虽然这就像用掰雏菊花瓣的办法来测定自己是否被爱一样。我们也常常玩这个游戏。
珍妮还在抽抽搭搭，但终于站起身来开始穿衣。
要是她再那样而我又不在场，莫伊拉对我说，你到时只管狠狠打她几巴掌。不能眼睁睁地看她精神错乱。那个毛病是会传染人的。
一些夫人已经落座，她们穿着自己最好的绣花蓝色长裙。当身着红裙的我们两个两个走向相对她们的右侧时，可以感到注视的目光齐刷刷地从那里射过来。我们被盯着，被品头论足，被小声议论着，我们能感觉到，就像能感觉到小蚂蚁爬在裸露的肌肤上。
我想回家，珍妮说。她开始哭起来。
一会儿后我们向右拐，经过“百合”，往下朝河边的方向走。我希望我们能走远点，走到开阔的河岸边，那里有大桥飞架两岸，也是过去我们经常躺着沐浴阳光的地方。沿着弯弯曲曲的宽阔河道再一直往下走，就到了海边。到那里干吗呢？拾贝壳，还可以懒散地躺在油亮光滑的鹅卵石上。
我望着珍妮。她睁着眼睛，却根本无视我的存在。双眼睁得又圆又大，牙齿露在外面，脸上带着僵硬的笑容。她就这么笑着，透过牙缝，小声地自言自语。我只好又朝前靠了靠。
你看，我对隔壁床的阿尔玛说。
可我们不是去河边，不可能看到沿路建筑物上用蓝色和金色镶边的白色小圆屋顶，朴实中不失俏丽。队伍拐进了一座装饰颇为现代的高楼，门上悬挂着一面大旗，上面写着“妇女祈祷集会，即日”的字样。旗子盖住了大楼先前的名字，这座楼是以某个被暗杀总统的名字命名的。红色大字下面，是一行黑体小字，头尾各画有一只带翅膀的眼睛。那行字是：“上帝是救国之源。”门两旁照例站着卫士，一边两位，共四位，双臂贴紧身体两侧，目光正视前方。他们头发整整齐齐，一丝不乱，军装笔直挺括，年轻的面孔如石膏一般光滑，与商店里的人体模型一样几可乱真。每个卫士的肩上都背着一挺冲锋枪，时刻准备着反击他们认为我们有可能在里面进行的任何危险或颠覆活动。
“知道吗，那孩子不正常，”奥芙格伦靠近我脑袋说，“到头来还是个畸胎。”
莫伊拉朝她脸上来回扇了几个耳光。醒醒，回到这儿，她喊。回到这里来！你不能呆在那里，你不再属于那里了。一切都已一去不返。
这里没有椅子。我们的区域被一根红丝线编织的绳子封锁起来，就像过去电影院用来维持入场观众秩序的那种。这根绳子像畜栏或猪圈一样把我们圈起，将我们与他人隔离、划分开来，使他人不致被我们玷污。我们走进去，自觉熟练地一行行排开，在水泥地上跪下。
上帝，莫伊拉在我身旁惊呼。
你不知道她们会怎么对你吗？莫伊拉说。她声音低沉却不由分说。我名叫莫伊拉，这里是红色感化中心。你看看我。
珍妮的笑容颤抖起来。她把手放到腮帮上。你为什么打我？她说。嫌不好喝吗？我可以再端一杯来。你不用打我的。
她是指珍妮生的孩子，那个经过珍妮身体踏上别处不归途的婴儿。那个起名叫安吉拉的孩子。不能太早给她起名字的。我胃里面感到一阵恶心。不，不是恶心，是发空。我不想知道究竟是怎么了。“上帝。”我说。经历了这一切后，却是徒劳一场。这比一开始就什么都没有更糟。
别乱诅咒，阿尔玛说。
你好，她说，但不是对我。我名叫珍妮。今天早晨由我来服务。先来点咖啡好吗？
祈祷集会将在大楼有顶的庭院里举行。那里有一块长方形的空地，屋顶是透明的。这不是全城范围的祈祷集会，那通常在足球场举行，这只是一个教区的活动。靠右边，一排排木头折椅已经摆好，那是给高官显贵的妻女们坐的，这些官员间并无太大差别。上面有混凝土栏杆的廊台是给身份低微的女人坐的，包括马大和穿着杂色条纹裙子的经济太太。她们并没有义务非参加祈祷集会不可，尤其是忙于家务或孩子还小更不必到场。尽管如此廊台上还是坐满了人。我想大家是把它视为一项娱乐活动了，好比歌舞演出或马戏表演。
我往体育馆的双重门望去，看平日守在那里的嬷嬷是否留意到。可嬷嬷不在那里。那时她们对我们已放心了许多，有时会把我们独自留在教室或饭厅里，一次几分钟。或许她是借机躲开抽烟或喝咖啡去了。
我不能说我对此一清二楚，否则奥芙格伦会奇怪我怎么知道。因为就她所知，她是惟一可以为我提供这类消息的人，这方面她知道的事情多得惊人。有关珍妮的事她是怎么发现的？是从马大那里？还是从珍妮的采购女伴那里？或是趁夫人们一边喝茶饮酒，一边编织毛线、说三道四的当儿，从门缝偷听得知。假如我照夫人说的办了，她会这样谈论我吗？二话不说就同意了，真是一点也不在乎，随便什么玩意，只要有两条腿，那个你知我知的东西管用就行。这个事情上，她们开放得很，跟我们的观念完全不同。别的夫人们在椅子里朝前探着身子，天哪，惊呼声中充满恐慌和猎奇的渴望。她怎么会这样？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
珍妮的目光开始集中到眼前。莫伊拉？她说。我不认识什么莫伊拉。
你们过来，她对我和阿尔玛说。其他人也开始往这里凑，顿时便聚集了一小堆人。你们别过来，莫伊拉对她们说。别把事情弄大了，要是嬷嬷进来怎么办？
奥芙格伦用胳膊肘碰碰我让我留神，我慢慢地暗暗抬起头。从我们跪着的地方可以清楚地望见院子的入口，人们还在不断拥入。她叫我看的一定是珍妮，因为此刻她正走进门来，身旁换了一个女伴，不再是原先那位，这个我从没见过。珍妮一定是又换了一家，调了一个新岗位。好像为时尚早了点，难道是她没有奶水喂孩子不成？这是她被弄走的惟一原因，再有，就是除非她和夫人争夺孩子。这种事经常发生，远远超过人们的想象。我看得出来，一旦有了孩子，她完全可能舍不得放弃。红裙子下面，她的身体显得异常瘦弱，几乎皮包骨头，整个人也失去了怀孕时的风采。一张脸孔苍白瘦削，似乎全部的精气神儿都被吸干了。
耶稣上帝，莫伊拉说。够了。嬷嬷马上就会进来，我敢肯定。快闭上嘴巴，穿上该死的衣服。
她们不会送你去医院的，所以你想都别想，莫伊拉说。她们才不会劳心费神为你治病。甚至连送你去隔离营都嫌麻烦。你再这样颠三倒四，痴迷呆傻，她们会把你弄到化学实验室一枪崩了完事。然后把你当个坏女人和垃圾一起烧了。忘了吧。
一天清晨，大家在穿衣时，我注意到只有珍妮还是一身白色棉布睡袍，一动不动地呆坐在床沿。
阿尔玛看了珍妮一眼。然后我们俩一起走到她身边。穿上衣服，珍妮，阿尔玛对珍妮的白色后背说。我们不想因为你而增加祈祷的次数。可珍妮还是一动不动。
“到后面去，”奥芙格伦在我耳边轻声提醒，“那样谈话方便些。”俯首跪在地上时，我听到窃窃低语声悄然四起，好似高高的枯草丛里小虫爬行其间弄出的沙沙声响：众多的耳语声响成一片。在这种地方，我们可以自由交换信息，一个挨一个传过去。这样不容易被他们盯上谁或听到我们说什么。何况他们肯定不希望在电视摄像机前中断集会。
“这是她的第二胎，”奥芙格伦说，“不包括过去她自己的那个。前一胎怀了八个月后流产了，你不知道吗？”
我们望着珍妮迈进这个用绳子围成的圈子，脸上的面纱使她显得煞气重重，触之不得。她看见了我，一定看见了我，可她把目光越过我。这回全无了胜利的笑容。接着她转身跪下，我只能看见她的后背和瘦削弓起的双肩。
莫伊拉抓住珍妮的肩膀使劲晃动。醒醒，珍妮，她大声说。别用那个字眼。
傍晚时分，天空一片朦胧，阳光四散开来，但仍十分强烈，无处不在，就像古铜色的尘雾。我随着奥芙格伦沿人行道轻快地走着。我俩是一对，前面是另外一对，街对面还有一对。从远处看此番景象一定很不错，有画一般的效果，像墙纸饰带上身着长裙、头戴遮脸圆帽的荷兰挤奶女工，又像一个摆满做成玩具人形状、身着当时流行服装的陶瓷盐瓶和胡椒瓶的架子，还像一群天鹅或别的什么东西，一成不变、千篇一律地重复自己，但仍不失优雅。此番景象可谓悦人眼目，尤其让那些眼目安心，这本来就是做给他们看的。我们正前往祈祷集会，去向众人展示我们多么恭顺、虔诚。
到了检查站，我们排队等候过关。两个两个地列队等候，像一所私立女校的女生外出散步，却远远超过了预定时间没有回来。多少年过去了，女孩们渐渐长大，一切变得面目全非，腿脚，身体，裙子，全都变得奇大无比。就像中了邪。我宁愿相信这是一个童话故事。可它不是。我们两个两个地接受检查，通过，然后继续上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