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马修·克罗让亚历山大的戏剧从严格意义上扎根本地，并被赋予文化和财政方面的真实性。克罗是朗·罗伊斯顿堂的拥有者，同时也住在里面，这地方从建筑的角度而言跟远在北方的哈德维克楼颇有渊源，尽管没有大面积的玻璃墙和沉重的塔楼。这是一座居住观赏两用的巨大建筑，但稍微偏重强调住的功能。亚历山大已经受惠于克罗，他是个天生的企业家和艺术赞助者。是克罗策划了在艺术剧院短期上演亚历山大的第一部戏《街头艺人》。对那部戏，亚历山大现在略微有些汗颜，因为他对激烈现实主义的新期望强化了自己的信仰，即有关其他戏剧的戏和有关演员的戏是戏剧总体上无能的标志。是克罗给亚历山大提供了里思布莱斯福德之外社交生活中最重要和最鲜活的部分。他是地方文化、地方忠诚和地方人才的坚定推崇者，虽然他年轻时有过在伦敦西区做主管的短暂职业经历，但现在他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在教堂、音乐厅、乡村谷仓举办各种节庆和巡演活动。他是，或者说他更喜欢做一条相对小的池塘里的大鱼。他很有钱。他很少去南方。
“今天的活动你应该很满意吧，对自己也很满意吧。”
“满意。满意。希望你也满意。我不会感谢……”
“你没事吧？”亚历山大问道。
“我不愿去多想。他对诗剧不够热情。”
比尔·波特是亚历山大的部门领导。大家普遍认同他是个一流的教师，灵感四射，执拗又厉害。他很受大学招生处的尊重，却令校长生畏。尽管给了他一栋“寄宿楼”，可除了教学，别的他一概不管，而且至今还住在一排孤零零的小楼中的一幢半独立式红砖房里。当初他是带着妻子住进来的，那排房子位于最远端的橄榄球场，即“边地”的边沿，是给已婚教师盖的住宅。这里被称为“教师路”。亚历山大此刻正要出发去拜访比尔·波特，心里不无忐忑。
关键在于，亚历山大肯定看到了，所有这一切都恰逢其时，一项申请的开始，那个赠予的宣告，皇家特许状，又适逢加冕登基年，所有这些都可能将同时发生，而且，可能就在仲夏之夜，在朗·罗伊斯顿的露台上，用亚历山大最应景的戏剧演出来庆贺。这是一部最理想的有助于振兴乡村的戏剧——为当地群众团体提供作品和文化从业机会。肯定得有个数千人的演职人员团队——包括小部分打杂的以及音乐师、布景搭建者、服装设计师、缝纫女工——全都要本地人。这不是一场露天表演，亚历山大说。不，克罗说，这是一部艺术作品，将幸运地获得公正的待遇。他本人着手做起来后将如鱼得水。亚历山大应该会明白的。
但是，当亚历山大在暮色中穿过校园时，等待了一天的孤独的愉悦感开始向他袭来。学校前的那些花园对面，长长的玻璃房后面，以后将遍布经济实惠又新鲜的西红柿，现在有一道沉重、布满装饰钉的大门，通向一条高墙相夹的长长的青苔路。这条路一直延伸到跨越铁路主干线的一座人行桥。路那边就是“边地”。左侧那道墙的后面就是“大师园”，用一圈镶嵌在水泥中熠熠发光的三角玻璃围护起来，玻璃看上去水淋淋、绿莹莹、冷冰冰。玻璃墙里面，这块禁地干净整洁，四四方方，单调沉闷，里面长了棵小小的杉树，一头还有块硬化的隆起物，支撑着一枚日晷。这让人想起给长者们建造的阳光灿烂的战争纪念馆。去年夏天，亚历山大曾在这里，在员工创作的《这位女士不是用来焚烧的》一剧中领衔主演，那是一个略微有些狂饮欢闹的场合。那似乎已是很早以前了。
马库斯点点头。他们默默地出发，朝场地边沿那些房子中亮着的几盏零星的灯光走去。
部分原因大概是已经写完这部剧，国王死了后，他有种巨大的失落和茫然无措的感觉。他带了群中学男生到卡尔弗利·敏斯特的台阶上聆听口头传达的登基告示。“国王已逝，女王万岁。”喇叭声听上去尖细而清楚。男孩们走路时庄重地拖着步子，希望能体会到某种东西。国王之死，给他们人生第一个短暂的时期画上了句号，那些曾以为是永恒的东西：配给供应、一场战争的结束、公用事业。亚历山大回想起在新闻短片中国王触碰着炮弹碎片的样子，收音机里宣战时缥缈的声音，紧张又带着田园牧歌般的感觉。他想象整个民族，试图想象这位著名人物，孤零零地躺在他的床上死了，但是失败了。那是国王们该做的事。他个人的悲伤显得既可笑又自然。
“我会跟他谈谈的。”
他们从橄榄球场高高的白色桩杆下走过去，他还是个小男孩时，觉得那些桩杆对超人来说不过是高高一跃。他们打开小边门，走进花园小路。
昏黄微弱的夜灯让阴影和轮廓显得更加浓厚，让栅栏显得更黑了，同时让泥泞的草地上剩余的颜色完全绝迹。他感觉身下的桥在颤抖和低声嗡鸣，这是火车即将通过的前兆。他盯着前方，满怀愉悦的好奇。火车来了，身形黝黑而且蜿蜒曲折，接着在他下面咆哮着向前冲去，活塞奋力运转，轮子拼命击打，他被裹在飞溅的火花和刺鼻的蒸汽中，火车毅然决然奔向真正的远方。他走下桥来，大地还在震颤，好像轮船在水里那样在土壤中留下一道尾波。长长的蒸汽条块毫无规则地蔓延开来，消失在逐渐来临的灰暗的暮色中。有人站在比尔吉池塘边上。
亚历山大穿过草地时，马库斯四肢着地，脸贴在比尔吉池塘加固过的边沿。亚历山大掉转方向，故意弄出声音，通过咳嗽、踩踏来表明自己的存在。那男孩迅速弹跳起来，站在那里浑身直打战。他脸上沾着泥土。
“那是火车开过去了。经常这样。”
他从巷口出来，走上那座铁铸桥。下面，高高的路堤后面，铁道沿着那片运动场的边缘切过，同时，用一道长长的圆环让地平线呈现出弧形曲线。沿着路堤边缘，拦了一道厚重的钢丝网护栏，就在护栏后面，南来北往的火车呼啸而过，把巨浪般的水蒸气喷洒到那片场地。路堤上还栽种着零星的杜鹃花。细小、发烫、刺人的沙粒细雾笼罩在小路边上跳远坑里的男孩身上，在树叶和皮肤上留下黑色的污迹。
这个生物池一直被人们称为比尔吉池塘。学校初创时就挖了这个池塘，现在因为无人管理，已经荒废颓败。这是个环形池塘，边缘嵌着石头，深埋在路堤下的草地中。池塘里面有些许睡莲和浮萍，还有条石板路，供刚刚成形的青蛙蹲坐在上面。池塘表面黑若绸缎，深度很难估量，因为池底积淀着细软的黑泥。男孩们早年曾经在这里培植水生物，但现在使用学校在荒原区天赐的田野调查站的频率更高。有个未经证实的传言声称，比尔吉池塘里充满了水蛭，从一开始它们就在这里繁殖了。谁也不曾涉足其中，担心这些也许很神秘的生物缠到他们的脚踝上。
亚历山大想不出还能提什么问题。
克罗开一辆老气横秋的宾利，速度非常快。他载着亚历山大穿过乡野，掠过干石墙和崎岖不平的田野，驶过那片高地边缘，开进里思布莱斯福德，来到长长的校园车道，上面画着石灰线。他在学校的哥特式红色拱门外停车。
他拖着双脚沿草地行走，仍然想追随那些白色安全线。
他玩过一个名叫自我舒展的游戏。开始时刻意扩展自己的视野，直到通过某种熟练的感知技巧，视野完全覆盖场地的四个角落、目标桩高高的端点、栅栏延伸的铁丝顶端。他要看的不是蕴含在这些东西中的什么意义。相反，他不是从某个有利位置的角度来观看这些东西，也不是顷刻间看到全局。他不可思议地能同时准确定位左下方一个小檗属柳叶蝇子草、场地泥泞的中心，以及右边远远的比尔吉池塘。
他直起脑袋望着简陋、阴沉的拱廊。
马库斯·波特身上有种让人不快的东西。亚历山大知道自己应该深入刺探，但又没那个意愿。
“我的先辈真是可恶的笨蛋。你打算在这里待多久？”
他很早就学会对几何学心存感激，几何学能够提供草皮丛和泥块提供不了的握力和方便。破碎的粉笔线条，冬天的游戏向夏天的游戏过渡的分界线，包括圆圈，平行的夹道线，固定点，绘制出那片汹涌、游动的泥泞，缓慢编织而成的救援大网压抑其下。有那么几年，马库斯既不玩这个游戏，也想不起它。后来他又开始玩了，带着刚刚萌发的冲动，尽管他并不喜欢，那感觉就像手淫，好像某种东西突然袭来，而且来得更加凶猛迫切，就因为他刚决定不再做这种事，于是就松懈了。然后他会想，既然他还会去做，那就快点做吧，然后抓紧重新启动后面的生活。
亚历山大刚来的时候，比尔并没有特别强烈的欲望想让他参与这类地方工作。虽然亚历山大跟那些男孩子们相处得不错，但是他跟成人接触不多。而且，即便那时，他都自认为是个尚处于萌芽阶段的大都市专业作家，被当成傲慢与谦卑的混合体，不会给这种社区级别的、地方的、业余的努力添砖加瓦。只要他想参与，就会碰到麻烦，因为他在文学上优先考虑的东西跟比尔在同样问题上的理念关系甚微。他明显缺乏热情，比尔居然接受了，这同样令人意外。比尔在施展权力或者树立权威方面并不擅长，而亚历山大首先自视为诗人，其次才觉得自己是教师，他也无意染指权力。比尔在大多数好学生和少部分坏学生中激起了癫狂的献身热情。亚历山大尽管形象引人注目，对课程热情洋溢，却没有那个效果。他是真的非常羞怯，低调谦逊，也许最终因为这个原因，比尔才喜欢他。
克罗读了这部戏后就邀请亚历山大来共进晚餐，宣称对这部作品喜欢备至。在自己书房的火炉边，他喝着咖啡和白兰地，跟亚历山大谈着政治秘闻，透露了各种八卦。克罗很喜欢政治、秘闻和八卦。他从高高的折叠皮椅上朝火光的方向探出身子，快速又开心地向亚历山大描述着正在辛苦设计那所新大学的强权部门的种种诡计和内幕运作。这些部门包括非常强势的“成人教育运动”，正是这个组织首次建议创办大学，还有圣·希尔达的女子教师培训学院、圣·查德的神学院，这两所学院即将并入大学，另外还有剑桥大学，它是新学校成人拓展讲座的最初赞助机构。克罗还很内行地跟亚历山大谈起大主教、内阁大臣、来自财政部的人，种种权斗以及妥协，亚历山大却没有多少政治思维，做不到频频地对那些让步、妙计或者调遣之举的高明表示钦佩。克罗还谈到教学大纲计划这样的长远事业，谈到种种打算，如何让大学独具地方特色，独具针对成人学生的特色，或者，像当时唯一现存的范本、早几年建立的克勒大学那样，让学生在专业化学习之前广猎各种知识，让他们像文艺复兴时期的典范那样，成为完人。克罗还谈到自己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在出现僵局的恰当时刻，策略性地透露出自己转让朗·罗伊斯顿的意图，包括房子和土地，条件是自己有权长久住在其中属于自己的一角。
“或许对我会有热情。”克罗说，“或许对我会有热情，我向你保证。或者，可以说，对这所大学会有热情，至少就学校现在所做的规划而言。”
马库斯是在这些场地上长大的。每逢假期，他往往就成了这些地方唯一活动的居民。幼年的时候，这些场地在他身边四面八方地铺展开来，他躺在这些场地的泥土和草丛中，让它们成为帕斯尚尔、伊珀尔、索姆河，变成战壕、防空洞和无人区。
“嗯，去给自己找个一流的学校吧，找个一流的系主任。那人可能很出色，不过同时也是个可怕的家伙。”
那个人影在池塘边笨拙地弯腰俯视，拿着根长长的棍子搅动。亚历山大走近时，发现那个人影是马库斯·波特。
着手开始的速度给亚历山大留下一点小小的迷惑。他很快被召集去会见庆祝活动组委会，这次又在朗·罗伊斯顿，包括大主教的专职牧师、来自财政部的人、负责拓展课程的莫特小姐、卡尔弗利政务委员会的贝克委员，当然还有克罗，以及本杰明·洛奇，来自伦敦的导演。亚历山大的剧本已经做了进一步的充实和扩展，在场的每个人都拿到了各自的复印稿。在场的每个人都赞扬亚历山大才华横溢，称赞这部作品很贴题。克罗和蔼地主持着会议。委员会讨论了日期、费用、宣传、辅助活动、可能启用的演职员、卫生管理，等等。亚历山大始终没有弄明白，他的戏剧在什么时候，或者由什么人，正式决定上演。他被洛奇搞得隐隐约约有些恼火，洛奇有那么一两次提到“这个露天表演”，还说本子需要删减。克罗足够聪明，注意到这些疑虑，他同时拉住洛奇和亚历山大，请他们喝一杯，从洛奇那里引出对亚历山大诗歌的恭维，又从亚历山大这里套出对洛奇担纲的维克菲尔德戏剧杰出制作的赞美，这些他都看过，而且真的非常欣赏。洛奇是个魁梧又沉默寡言的人，穿件尺寸大得古怪的芥末色汗衫，黑色的头发已经很稀疏，但又被那柔软浓密的小胡子补救了。克罗本人，六十多岁，长着副鲜红、微胖的脸，仍然带点没有长大的男孩的神态。他的大眼睛呈淡蓝色，小嘴巴略微有点扭曲，又很性感，薄薄的一层银发精致地浮在头顶。他因为上年纪有些发福，还是略微偏胖。当洛奇和亚历山大仍然神采奕奕谈兴正浓的时候，大概是优质麦芽威士忌和成就感所致，克罗叫走亚历山大，声称要送他回里思布莱斯福德的家。
马库斯开始能熟练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年纪还很小，当这个游戏开始失控的时候，同样年纪还很小。有时，在短得不可度量的瞬间，他完全丧失了自己身处何地的感觉，完全感觉不到这种舒展意识活动的源头在哪里。他得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意识固定在某些具体的东西上，通过缩小注意力直到它刹那间定位在某个固体上，比如紧紧贴在漂白过的草地上的半月形白色涂料，柔和明亮、被链条围起的四方形板球场，以及柔软黝黑的池塘里的水，来教自己寻找自己的身体。他利用这些角度，以某种内镜般的观察方式，搜索出自己蜷缩着的冰凉的身体，然后意识幸运地一跃掠过身体。
“我打算去找你父亲。你要回家吗？你没事吧？”
“不像。不要紧。我现在挺好。”
马库斯是比尔最小的孩子，他的独子。他在学校享有自由的地位，并且官方正式许可他在两年内即可参加高级证书考试。人们不太了解他。大家普遍想“正常地”对待他，那就意味着在现实中从不另眼相待，尽可能远离他，让他由着自己的才干来。亚历山大偶尔会用那种很不自然的苍白的腔调跟这男孩讲点什么，也知道自己不是唯一这样做的人。不过，这可能是因为马库斯，不像比尔，这个人已经到了苍白得不自然的地步。
这次，他以为自己不用玩那个游戏就能穿过场地。他将沿着那些线行走，就那样从线上穿过去。突如其来的火车把他彻底震蒙，连最基本的视觉和身体活动都没了，而这对平抚惊吓必不可少，而且他还可能得靠这来活命。
“勇敢些，伙计。”
“好的，我一定会，我不够勇敢吗？”
“哦，我过得挺舒服的。说来他也是个一流人物。我们相处得很好。”
开始，他天真地痴迷于语言的革新，特别是诗剧的创新。这无异于建造空中楼阁。已经有艾略特和弗莱做过了。作为牛津大学的本科毕业生，亚历山大认为问题出在莎士比亚，某种意义上，他写了很多，同时又写得太多了，让后来者几乎再写不出优秀的诗剧。剧作家要么心慌意乱地痴迷于为创新而创新，要么不自觉地写些模仿莎士比亚的注水作品。亚历山大曾经想到，需要做的事情恐怕是迎头赶上莎士比亚。写一部像莎士比亚本人那样的历史剧，不过用现代的诗歌形式，直接用莎剧中的时间、地点和人物。后来，出于某些私人原因和美学考虑，他开始收起莎士比亚，专攻那位女王。他把目标瞄准生机勃勃的现实主义，但是当作品本身倾向于拼贴和滑稽模仿风格时却自然地发生了扭曲，这是个很大的麻烦。写作断断续续花了他好几年时间，多年细心周到的研究，各种形式的试验，那些年有绝望有憧憬。那时他是北雷丁的里思布莱斯福德学校的高年级英语教师，在监考一堂生物考试，用自己的诗歌偷偷消磨时间的时候，他几乎无意识地想到，这件东西已经完成，该结束了。他再也无能为力。他不知道，在自己徜徉的文本中，如果没有希望，没有迷恋，没有歌咏般的韵律和不断变化的形式那样限制他的玻璃笼子，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他把那部戏的稿子放在抽屉里，搁了一个月，其间国王死了，然后他又把它拿给马修·克罗。
1953年，历史紧紧抓住了亚历山大·韦德伯恩的想象世界。国王死的时候，其实他那部戏很大程度上已经完成，尽管，后来，在别人的心目中，他在确立自己的主题选择和这次死亡事件的真实时间顺序方面曾出现过无休止的困难。他的戏剧经常被误读为某种应景之作，属于为祝贺朗·罗伊斯顿堂移交到还没有实体的新北约克郡大学而举办的庆祝活动所创作的剧本。庆祝活动本身显然在时间安排上跟举国庆祝加冕礼引起的对公园和花园的全民文化热的爆发相重合。即便亚历山大的戏剧不存在，恐怕也有必要被创造出来。幸运的是，这部戏就在手边。
不过，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马库斯有过擅长速算的怪诞天赋。人们还发现他的音高几近完美。他十四岁的时候，数学天赋神秘地消失。完美的音高还在，可这孩子并没有在音乐方面显示出多大的兴趣。他在唱诗班唱歌，还拉中提琴，曲调准确却没有感情色彩。比尔的同事们意识到，他本人几乎完全没有乐感，却令人感动地对儿子的天赋颇为自豪，他执意认为这就是有能力的证据，有朝一日，他甚至会取得比自己的两个姐姐已经取得的更巨大的学术成就，而且更加理所当然。
他调整了下眼镜，满月形的民康牌眼镜，经过自己的过度摆弄，已经被推到一侧。这孩子还没发育成熟，仍然身形瘦削，苍白的脸很长，浓密漂亮的金发飘垂下来，在暗淡的黄昏显得失去了颜色。他穿着法兰绒裤子，身着浅蓝色花呢夹克，对他来说这衣服显得太窄小。
“一切都在摇晃。整个大地。”
“我挺好。”这男孩又重复了一遍，用那种更加恭敬和无动于衷的声调说。亚历山大很聪明，知道这孩子口是心非。但是，他只说：“我可以跟你一起走回家吗？”
“本让你有些不快，我看出来了。别记在心上。他不会把这个剧本拍成露天表演的。首先，我不会让他这样做。其次，他不傻。他只是想确保拍出属于自己的创意作品，想反复锤炼下你的本子，直到他感觉带上自己的印记为止。当然，你已经注意到这点了。不过，你相信我，我会留心盯着的。你放心。而且你也要盯着。他们会允许你请假离开这个可怕的地方吗？”
亚历山大站住，把手放在桥的护栏上，他感到满心欢喜。他感到非常完满。他有种奇怪的念头，自己急需变得足够理智聪明，使他能够承受即将到来的一切。这与此事有关，目前这部戏是一回事，他自己又是另一回事，虽然被剥削，却出于自愿。他习惯性地把这些栅栏围起来的场地和学校本身都视为囚禁。他最初来的时候，曾写信给牛津的老朋友们嘲笑它的丑陋模样、北方气和狭隘劲儿。后来他就不再嘲笑，担心谈论这些等于承认这地方同样也限制住他了。有时他会对里思布莱斯福德内部的人说，我在写个剧本，他们会说，哦，是吗？或者说，关于什么的？但是在这样的时刻，他往往感觉难以令人信服又为此脸红，感觉是头脑在发烧。现在这个剧本被带到各处，复印，阅读。现在他已经从工作中脱身，同时也从里思布莱斯福德脱身。而且，只有脱身，才会对它产生温和又好奇的兴趣。他俯视着这片肮脏的场地，心怀傲慢的快感，事实上，它就是这么回事，他看清了。
宾利掉过头，一个冲刺离开石子路扬长而去。亚历山大漫步进学校，还没有回过神来。
“哦，我不知道。我喜欢教书。但我想我还是倾向于考虑全职写作。”
现在他冷得要命。他丝毫想不起刚才发生了什么。最后留给他的总是冷得要命。
亚历山大曾对马库斯产生过强烈的兴趣，只是短暂的昙花一现。一年前，亚历山大排练过一场在校生演的《哈姆雷特》，马库斯在其中扮演了冷冰冰而且特立独行的奥菲莉娅，这孩子的表演特点跟他在数学、音乐上的表现差不多——只是简单的传递，像个媒介。他扮演的奥菲莉娅乖巧、冷淡，几乎有点无意识地优雅：咏唱和疯狂的陈说变成犹豫不决和破碎不堪的戏仿。他没有演出一个具有性感魅力的女孩，却演出一个脆弱敏感，而且形体上可信的女孩。他让轻佻、粗俗带上了某种极端不确定的笨拙色彩——因为不知道这些说话的方式应该如何用行为呈现出来，而这正是亚历山大认为角色应该表演出，或者无论如何能够表演出来的东西。他已经从亚历山大细小的暗示中领会了这些情绪和态度，但是他总是在等待某种直接的指导，从不添加自己的任何发挥，除了明显没有瑕疵的语言韵律，以及对台词音调的本能把握。还没到自我意识觉醒的年龄的男孩们，指导起来最可爱，而且亚历山大很清楚，他们能够演出他们并不理解的台词中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深度。但是马库斯已经取得了某种非凡的成就，即他居然感动了亚历山大，事实上也吓着了他，尽管显然别人都无动于衷。奥菲莉娅的其他表演从来没有显得如此清楚，这部戏完全敲开而且粉碎了纯真的意识。
“我不会那样说的，”克罗说，“我可能会放弃。可是我知道，你不会。好好谈谈。”
在很多方面比尔都可谓里思布莱斯福德原始精神的化身。他公开赞扬西奇威克、乔治·艾略特和最早的那位马修·克罗主张的严肃的不可知论道德观。怀着对真正的工人以及对他们的生活和利益死心塌地的尊敬，他精力充沛地创作着自己版本的罗斯金、莫里斯的大众文化作品，其风格更贴近陶瓷之都的托尼。1953年存在于地方文化生活背后的那股勃勃生气很大程度上是他的生气。他经常给那些风雨无阻地坐着大篷车、乡村巴士从数英里之外的荒原区小村、海边度假胜地、毛纺小镇和钢铁厂赶来的人们举办大学拓展讲座。他在里思布莱斯福德教会礼堂管着一个街坊文教馆，还是延续卡尔弗利文学与哲学学会香火背后的主导力量。他能发动人们亲自参与做事，做那些持续耐久而且值得做的事。街坊文教馆经常排练戏剧，上演劳伦斯的系列作品，带着很容易辨认出属于他的那种几近残忍的偏执疯狂的完美主义。文学与哲学协会已经积累了不少关于地方文学和文化方面的“论文”，并且都做了编目，从一个音乐老师做的韵律游戏研究，到一个处于更年期的业余画家做的关于普莱森特芒特精神病院病人的画作的象征主义研究(那位画家曾在那里待过一段时间)，再到探讨盖斯凯尔夫人的小说《西尔维娅的情人》灵感来源的学者随笔，各种风格的研究都有。还有对方言模式见多识广的业余研究，与在北方居住并工作的作家进行的研究访谈，都由店主、教师、生意人的妻子来实施。比尔的独特之处在于不想让这样的工作带上学徒作业的色彩，而想要让人们觉得这种工作值得去做，同时，他还想给文本汇集以及从事收集工作的社区一种身份认同感。他是个苛刻的上司，同时也善于倾听：他可能会给一个不善辞令的女人提供正确的指点，如何沿着某个方向，使她那笨拙的句子稍加变形，制造出某种令人愉悦的独特风格。所有这些都不会冷落里思布莱斯福德的男孩们，他可以通过各种考试测验来驱使、骚扰、嘲讽他们，拓展他们的才能。
可以看得出，比尔相信马库斯天赋异常。这点却并没有太多的常规证据。他在地理、历史和经济学方面很用功，而他的用功经常被描述为令人满意又毫无想象力。“令人满意”覆盖的表现范围很广，介于优秀和勉强合格之间。例如，在亚历山大的课上，马库斯习惯性地把句子讲得残缺不全，如果把这个毛病给他指出来，他居然还会很惊讶。上课时，他沉默不语，十分压抑。亚历山大开玩笑地想，他属于那号人，最初投入巨大的心血想集中注意力，实际上却什么都没听到，最后只凝固成某种全神贯注的姿态。
里思布莱斯福德连最基本的成功都算不上。地理上它孤单荒凉，在约克郡的荒原区，距离哪里都有好几英里，除了卡尔弗利名不见经传的敏斯特小镇，它既没有约克市那样文明开化，又没有达勒姆市那样大气自足，便被这两个地方衬托得黯然失色。历史上，它曾经非常失策。当传统势力强大的时候，它却特立独行，后由于财政困难和领导阶层柔弱，学校渐渐变得更加规矩和谨慎，而有一度，最初的怪异曾赋予它某种品质。现在，如果父母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加入某个军官训练团，或排斥劳动，或在自己敏感的少年时代被《汤姆·布朗的学生时代》里的那种人取笑过肉体而受到惊吓，或其温柔的嘲讽不外乎国旗与帝国，或生活在本地，那么人们就会推荐他们为孩子考虑这所学校。另外，这所学校还会被推荐给这样的父母：厌恶肮脏、拖鞋、香烟、酒精、性放纵或者过度的性教育、随心所欲地做事、随心所欲地学习以及智性主义的父母。在学校占主流的很大程度上是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他们勤俭又勤奋的父母希望并且相信他们能通过二级考试，顺理成章地也不希望他们接触当地普通中学那些成天吼来叫去的游手好闲之徒。学校还设有好几种“创立者奖学金”，给那些非基督教背景的少数族群：犹太人、癫痫患者、孤儿、纺织工的孩子、来自畸形家庭的聪明孩子。负责管理学校运作的议会理论上由现任校长建议各级代表比例，并由通过复杂的制度挑选出的男孩和教师共同组成。员工有三类人：第一种聪明的年轻人，进来是想寻求学术和道德自由，待很短时间后就离开，前往达廷顿、查尔特豪斯或者从事新闻工作；第二种聪明的年轻人，来了就不走，然后不知不觉间老了；还有比尔·波特，在那里待了将近二十年。这所学校有种分寸拿捏得当的自由与宽容：一视同仁，走中立道路，不忽视少数弱势。
比尔坐着看完了排练，总共三个晚上，由于得意又加上某种成就感，在那里不停地咧嘴而笑。亚历山大希望在这部新剧中能够启用马库斯——他已经为这孩子构想好了——进而希望如果这次大获成功，他能够吸引比尔对这部戏产生兴趣。
“你真让我感到惊讶，”克罗说，“他对这项活动会有何说法呢？”
拱门下的草坪对面，学校的回廊显得厚重鲜红，垂直式拱门不知怎么做成了矮墩的模样。上面立满了粗糙的新哥特风格的人物石像，是从世界各地的万神殿公平地挑选出来的。有阿波罗、狄奥尼索斯、帕拉斯·雅典娜、伊西斯、奥西里斯、博德、托尔、长角的摩西、不列颠的阿瑟、圣·卡斯伯特、释迦牟尼、威廉·莎士比亚。
马库斯盯着。
里思布莱斯福德学校是个进步的、无歧视公立学校。该校由马修·克罗建于1880年，他是如今克罗的曾祖父，在棉毛制品上赚了大钱，还是个著名的业余比较神话学家。他建立这所学校很大程度上是要确保自己六个儿子的教育既不要在家里，又不要跟基督教信仰有任何接触。不可知论被放进建校规章中，明确禁止建立任何“小教堂、闭关室、自修室，或者其他用于忏悔的教会机构”。回廊和万神殿不算在内，因为它们属于艺术。在那位克罗的有生之年，学校因其纯粹的怪异而短暂地红火闪耀过，这也许能够解释为什么三个儿子中有两个成了巡回传道的牧师，一个成了典狱长。另外三个，一个继承了羊毛生意；一个在学校教古典文学，后来成为档案保管员，里思布莱斯福德历史与地形学协会的主席；一个年纪轻轻就死了。马修·克罗曾被送到伊顿公学和牛津读书，是那位档案保管员的后代，他最年长的哥哥死后没有子嗣。
然而，他对比尔关于这部戏和庆祝活动可能会有的反应并不乐观。比尔肯定会被克罗在这件事上的各种创意闹得格外不快。克罗是个潇洒自如的万人迷，曾试图把比尔拉进自己的圈子，他也承认比尔的能量——不能说没有一次令人震惊的成功。他们曾在文学与哲学协会1951年推出的《乞丐的歌剧》上合作过，那次他们两人都认识到双方的才华具有互补性，而且克罗在比尔的社交狂热、文本的准确性和跟演员打交道的技巧之上，又增添了光彩、节奏、颜色和丰富的音乐等要素。与此同时，亚历山大已经感觉到，在里思布莱斯福德教会礼堂，比尔依然宁肯在某些方面做出一个更加微小、更加笨拙、更具个人色彩的版本。无论从好的还是坏的方面而言，他都是个纯粹主义者，此外，他还对马修本人有种骨子里几近动物本能般的厌恶，只是亚历山大后来才渐渐意识到这点。克罗的教养、克罗的金钱、威士忌和皮货对亚历山大本人虽然颇有吸引力，但在比尔的世界中，正是这些东西又把克罗从严肃的考量中自动排斥出来，就像黑皮肤或者某种浓厚的口音会把别的人从别的世界排斥出来一样。比尔对克罗的文化振兴事业并不看好。
“没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