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版本是编审大事，选派角色是演播大事，林黛玉一角最受瞩目，白茜如和徐谦都是头牌青衣，互不相让，我认为白茜如声音宽厚，可以反映薛宝钗的性情气质，徐谦声音尖亮，才是林黛玉的人选。最后由听众投票决定，选票印在《中广通讯》上，这是节目部的宣传刊物，对外发行。名角各有群众，刊物抢购一空，统计两人票数，白茜如演林黛玉，徐谦演薛宝钗。“粉丝”投票，各为其主，艺术的考虑当然抛在一旁，至于五大顾问，会也开过了，照片也拍过了，新闻也发过了，也就顾而不问了。
胡先生的“忍”功了得，以他在新文学运动中的地位、以他竟能排除众声喧哗的诱惑，抵抗新闻记者的挖掘。
胡适答应担任顾问，也同意邱主任提出的顾问名单：曾虚白、李辰冬（文学教授）、李宗侗（清史专家），他提议增聘史学教授吴相湘。“中广”在胡先生的主持下开了三次顾问会议，“胡适气氛”名不虚传，满室如沐春风。胡先生很热心，他在台湾很少实际参加文艺活动，这也许是惟一的一次。
我对胡适没有研究，我见过胡适，崇拜过胡适，学习过胡适，思考过胡适。
用白话写应用文，老教授毛子水也曾响应实行，我想他是让内忧外患交迫中的胡适开心片刻。风气所被，那些年报上常有“我俩情投意合”一类的结婚启事，“我们的父亲某某先生”一类的讣闻。我认为寿序、祭文、奖状、贺词、褒扬令等等“仪式语言”才是文言最后的阵地，白话文何时能攻陷这座堡垒，才算竟其全功。
一九五九年，“中国广播公司”播出《红楼梦》，我跟胡先生有近距离的接触。播送《红楼梦》是曾虚白的构想，他做过“中国广播公司”代总经理，他在任的时候，“中国广播公司”条件不足，“拿不动”这个节目。一九五九年时机成熟，节目部主任邱楠着手实行，曾虚白虽然离开了“中广”，答应担任这个节目的顾问，全力支持。曾虚白的老太爷就是曾朴，《孽海花》的作者。曾先生和胡适熟识，他打电话给胡先生，请他担任这个节目的顾问，然后节目部主任邱楠带着我拜访胡适，那时“中广”还没推行“制作人制度”，开办新节目先由编审组作业，再送到导播组，我是承办编审。
会后立即到世界书局买书，我和导播崔小萍女士都得埋头苦读。然后我向邱主任请示，我问是否可以把贾宝玉初试云雨情、贾天瑞正照风月鉴删掉？那时“性”是广播中的大忌，惟恐教坏了年轻人，他说可以。我问是否把大观园对对联、行酒令、作五言排律删掉？那时文言也是广播中的一忌，因为听不明白，他说可以。至于胡先生指出的“迷信”呢，邱主任说不能删。如果不删，我担心胡先生不高兴，他再说一遍“不能删”。
编审组还有一个计划，请各位顾问对听众发表广播演说，各人以不同的角度谈谈这部小说，其中有一个题目是“红楼梦的艺术价值”，预定由李辰冬教授担任。胡院长看到这个题目忽然提高了嗓门儿，他说《红楼梦》哪有艺术价值！他的理由是，《红楼梦》没有 plot，他说他住院检查身体健康的时候，朋友送他一本《基督山恩仇记》，这本小说有 plot，好看，那才有艺术价值。据说这是胡博士一贯的见解，可是我不知道，那天听见了，更是惊诧莫名。
政府对文艺采取完全放任的态度，我们的文艺作家应该完全感觉到海阔天空，完全自由，我们的体裁，我们的作风，我们用的材料，种种都是自由的，我们只有完全自由这一个方向。
人的文学、不是非人的文学，要有人气，要有点儿人味，因为人是个人。
即使如此，朋友们对我胆敢到《红楼梦》头上动土还是一再讽刺，他们指着我说：“你是世界上权力最大的编辑。”
有一年胡适生日，文化界许多人到南港“中央研究院”给他祝寿，他亲笔写了一封道谢的信，影印了，寄信给每一个来宾。这封信开头第一句话就是“昨天小生日，惊动各位老朋友”。
回想起来，胡先生鼓吹言论自由，不遗余力，文艺表现的自由就是言论自由的一部分。可是他从未这样说过，那时候，我们也没有这样的观念，我们总觉得他越来越跟文学不相干。
这番话倒没引起任何争议，不过也没有发生多大影响。我倒是暗中纳闷，当年左翼作家打造意识形态，帮助中共发展，结果如此如此，他是怎样看待那一段历史的呢？
当时我也想到，作家擦地板乃是小事一桩，举此一例说明人没有尊严，他也太轻视劳动服务了，那些逼人投水上吊的花样为什么不说呢？
第二次顾问会议，我提出作业报告，胡听了一时没有反应，我心中很有歉意。邱问大家：有没有不该删、删错了的地方？大家默然，胡先生看了我一眼，很客气地说：“删掉的都是该删的！删掉的都是该删的！”言外之意，还有没删掉的也该删。一阵温暖涌上我的心头，他明白作业程序，我是个箭靶子，他不难为我。邱主任有准备，他说节目部按照胡先生的指示，选取《红楼梦》的精彩情节，另编二十个广播剧，总算把场面应付过去。会后消息公布，我接到高阳的电话，他那时正在热衷跟《红楼梦》有关的事，很想分担“二十个广播剧”的编剧。其实邱主任只是虚晃一枪，并未打算实行。
胡适一九四九年离开中国大陆，他去了美国。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他由美国回台湾讲学，一九五四年二月，他回台湾参加国民大会，一九五八年四月，他回台北接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一九六二年二月去世。由一九五二年到一九六二年，这十年间他对台湾发生了极大的影响，台湾报纸对他的一言一动都当做重要新闻，台湾读者闭上眼睛，都随时可以看见他的一张笑脸。
一九五八年，台北的“中国文艺协会”开大会，邀请胡适演讲，胡先生讲《人的文学》、《自由的文学》。演讲有现场录音，事后又记录成文字，有一段话他是这样说的：
胡适毕竟是胡适，他对台湾的文学还是发生了影响，例如他到台湾以后，大家用白话写应用文也仿佛成了风气。他在这方面没有言教，只有身教。他一九五二年回台湾的时候，台北的“中国文艺协会”摆队迎接，扯起巨幅布条，上面写的是“适之先生，我们热烈地欢迎您！”那时候，事情一沾上胡适，大家就不好意思使用文言。我现在手边还有作家、名记者杨蔚的结婚启事，画家、小说家王蓝为他家老太太举行追思礼拜的通知，作家刘枋、朱白水主催联谊活动的公告，都是白话文。
胡适到各地演讲，美国之音驻台北的单位都派人录音，早期的丁秉燧常在现场拉线安置麦克风，后来丁进“中广”公司主持猜谜晚会，才成为大明星。胡适的演讲录音大部分交给“中广”节目部一份，节目部交给我听一遍，我的任务是斟酌是否适合播出或者摘一部分播出。我在工作中深受胡氏语言风格的熏陶，他使用排比、反复、抑扬顿挫，常使我含英咀华，他有些话含蓄委婉，依然震撼人心，明白流畅而有回味。我只能跟他学叙事说理，学不到抒情写景，他毕竟只是广义的文学家。
终于有人问他对文艺运动的看法，他很认真地说，“文艺运动要由大作家领导”。这是他第一次谈到文艺，只有三言两语，那时我是个文艺青年，心里很纳闷，政府正在搞反共文艺，大作家正是被领导的对象，我不懂他是什么意思。终于有一天我明白了，他的看法是文学史的看法，“江山代有才人出，管领风骚五百年。”从他的角度看，台湾文艺运动的领导人恐怕要数张爱玲了。
《红楼梦》没有艺术价值？没有 plot？字典上说 plot 是“情节”，《红楼梦》没有“情节”？我再查别的字典，终于在梁实秋编的字典中查到 plot 既是情节又是结构，还是“阴谋”。我后来知道 plot 是西洋传来的东西，中国没有 plot，但是有章法布局，那就是中国的结构，《西游记》、《镜花缘》、《儒林外史》都没有 plot，但是都有结构，两者“不同”，但是不等于好坏。唉，这好像要批判胡适了，罪过！罪过！
一九五二年，胡适第一次回到台湾，这是大新闻，很多人自动到飞机场欢迎他。我当时在广播公司工作，也跟着采访记者赶到松山机场，还参加了他举行的记者招待会。那时都说他回来担任政府的职务，也有人说他要组织政党，新闻界对这两件事兴趣很大，他用太极拳应付过去。
写作的人提起胡适，首先想到文学。胡适在台湾最重要的影响不在文学，在政治思想，他的精神时间几乎都拿来宣扬民主自由。今天回想起来，胡先生对台湾文艺的发展好像不大关心。他是反共的，五十年代台湾兴起反共文学，他没说话。他是主张创作自由的，他去世前，现代文学已经初展，争议已经出现，他也没什么表示。他开创中国的白话新诗，他在台湾也不谈诗。
胡适提倡白话绝不放弃任何机会，例如中国大陆掀起批判胡适的运动，胡适的儿子胡思杜站出来“大义灭亲”，外国通讯社发出电报，说胡思杜“没有缄默的自由”。在那种情况下，胡博士还有心情告诉中国记者，应该翻译成“没有不说话的自由”。
然后《红楼梦》由办公室进入播音室，那就是崔导播总揽一切了。
“中央研究院”有一位工友，他的女儿读师范，毕业了，希望能在台北近郊某小学教书，就近照顾家庭，这件事很难办到，除非有大力人士介绍。这位工友写签呈要求院长帮忙，胡博士并不认识任何小学的校长，姑且照那工友的意思写了介绍信，也是毛笔、亲笔、大白话，那校长把信装在镜框里，挂在办公室的墙上。
在《人的文学》演讲之前，他在文协有一次讲话，他提到中共改造作家，他引用外国通讯社的报道，女作家丁玲“跪”在文协的地板上擦地板。“跪”字吐音很重，声音也拉长，同时两只手做出擦地板的姿势，表情很悲怆。他是一个很理性的人，我听过他很多演讲，只有这一次看见他这样“柔情”。我想起他在北大授课的时候，走下讲台，亲手关上教室的一扇窗子，以免窗下的女同学着凉。
第一次会议首先谈到《红楼梦》的版本，胡先生决定选用“程乙本”，乾隆五十七年程伟元刻印、高鹗修改过的本子，台北世界书局买得到，它的好处是语言比较浅显通俗，用听觉接受困难比较少。然后讨论应该原本照播还是加以删节？胡院长显示了他的科学训练、理性主义，他认为警幻仙子、太虚幻境可删，女娲补天、顽石转世必删，宝玉失玉和尚送玉也没有播出的必要，倒是色情“诲淫”的部分，他轻轻放过了。我在旁担任记录，暗中非常惊讶，他甚至说，《红楼梦》有很多琐碎冗长的记述都可以删掉，只选有情节的章节播出。
在《人的文学》演讲之后，胡适有一次讲话，说起当年他提倡文学改良，陈独秀把“改良”换成“革命”。他提到文学有生老病死，文言是死文学，白话是活文学。都是老生常谈，可是胡先生不管说多少遍，大家还是爱听，这是他的魅力，我没见过第二个人能和他相比。那次演讲，他特别提到他们对新文学创作“提倡有心、实行无力”，鲁迅和周作人创作有成就，他称赞了两句。那时台湾无人敢公开说出鲁迅的名字，而且鲁迅当年骂人也没饶了他，他“外举不避仇”，我感受到他的风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