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结构是自然形成的，大时代三次割断我的生活史，每一时段内我都换了环境，换了想法，换了身份，甚或换了名字，一切重新开始。“大限”一到，一切又戛然而止。举个例子来说，我小时候交往的朋友，到十八岁不再见面（抗战流亡），十八岁以后交的朋友，到二十一岁断了联系（内战流徙），二十一岁交的朋友，到五十二岁又大半缘尽了（移民出国），所以“我只有新朋友，没有老朋友”，这是我的不幸。
你的第四卷回忆录一度打算名叫《文学红尘》，最后改成《文学江湖》，通常书名都有作者的寓意，《文学江湖》是什么意思？
你把十八岁以前的家庭生活写了一本《昨天的云》，你把流亡学生的生活写了一本《怒目少年》，你把内战的遭遇写了一本《关山夺路》，你在台湾生活了三十年，青壮时期都在台湾度过，这段岁月经验丰富，阅历复杂，为什么也只写一本？材料怎样取舍？重心如何安排？
你把自己的历史分割成四大段，每段一本，这个布局是“橫断”的，可是每一时段的历史经验又记述始末，采取纵贯的写法，为什么采取这样的结构？
您所说的“重新拼凑的过程”，就是我说的“一面画一面修改”。我在《关山夺路》中已显示许多“原先的认知”大受干扰。坦白地说，内战结束前夕，我的人格已经破碎，台湾三十年并未重建完成。
可以说，我的回忆录并非画图，也非塑像，我的这本书好比浮雕，该露的能露的都露出来了。塑像最大的角度是三百六十度，任何人写的回忆录最多是一百八十度，我没有超过，也不应该超过。
还有技术上的原因。一是超过预定的篇幅，实在容纳不下，还有我叙述一件事情，总要赋予某种形式。内容选择形式，形式也选择内容，倒也并非削足适履，而是碟子只有那么大，里面的菜又要摆出个样子来，有些东西只好拿掉，那些拿掉的东西也都对我个人很有意义，无奈我不能把文学作品弄成我个人的纪念册是不是？
“红尘”是今日的观照，“江湖”是当日的情景，依我个人感受，文学在江湖之中。文学也是一个小江湖，缺少典雅高贵，没有名山象牙塔，处处“身不由己”，而且危机四伏，我每次读到杜甫的“水深江湖阔，无使蛟龙得”，至今犹有余悸。
当时的局面有太多棋步是您不知道的，重新拼凑的过程您也曾提及，但如何从拼凑历史的所得汲取养分而又不磨灭、干扰原先的认知？
我写回忆录不是写我自己，我是借着自己写出当年的能见度，我的写法是以自己为圆心，延伸半径，画一圆周，人在江湖，时移势易，一个“圆”画完，接着再画一个，全部回忆录是用许多“圆”串成的。
有句老话：“不得不同，不敢苟同；不得不异，不敢立异。”我们好比共同住在一栋大楼里，每个人有自己的房间，房间又可分为客厅和寝室，或同或异，大约如此。
恕我直言，今天谈台湾旧事，早有意见领袖定下口径，有人缺少亲身经验，或者有亲身经验而不能自己思考，就跟着说。我倒是立志在他们之外，我广泛参考他们的书，只取时间、地点、人物姓名，我必须能写他们没看到的、没想到的、没写出来的，如果其中有别人的说法，我一定使读者知道那些话另有来源。
“历史是个小姑娘，任人打扮。”要紧的是真有那个“小姑娘”。至于“打扮”，你总不能让她光着身子亮相，事实总要寓于语言文字之中，一落言诠，便和真谛有了距离。我们看小姑娘的打扮，可知她父母的修养、品位、识见还有“居心”，而生喜悦或厌恶，小姑娘总是无罪的。
确实很费踌躇。我的素材一定得经放大和照明，我也只能再写一本，篇幅要和前三本相近，这两个前提似乎冲突，最后我决定只写文学生活，家庭、职业、交游、宗教信仰都忍痛割爱了吧，所以这本书的名字叫做《文学江湖》。
写是苦还是乐？是享受吗？不写时是什么感觉？写不下去时，怎么办？
还有，怎么样才能正心诚意？我丝毫不怀疑先生的真诚，这正是先生作为大家的要素之一。然而人总是要作态，被自己感动了，希望自己能换个样子——写作时如何扬弃这些人之常情？面对年轻的自己而不宠溺，不见外，不吹毛求疵——您是怎么做到的？
敬答纽约华文文学欣赏会会友
至于台湾的这一部分，本来想回去找资料，因健康问题久未成行。后来一看，也用不着了，我抗战八年一本书，内战四年一本书，台湾生活三十年也是一本书而已，材料哪里用得完？我自己记忆犹新，也有一点笔记，一点剪报，也可以在纽约就地查找，各大图书馆之外，还可以上网搜索。台北国家图书馆的“当代文学史料”网站尤其详尽可靠。
您的回忆录不但记录了您个人的步履，更反映了几十年来中国人的颠沛流离，家国之难，还不时回到现在的时空环境。书中许多细节，让人如临其境，请问这些资料是如何来的？（靠记忆？当年写的日记？买书？到图书馆收集资料？海外找这些资料困难吗？）
敬答评论家蒋行之先生
敬答名作家姚嘉为女士
用天主教的“告解”作比喻吧，说出来就解脱了。天主教徒向神父告解，我向读者大众告解。写回忆录是为了忘记，一面写一面好像有个自焚的过程。
我觉得文学也是红尘的一个样相，所以我记述所见所闻所思所为，取名《文学红尘》。后来知道这个书名早被好几位作家用过，就放弃了。
敬答“九九读书会”诸位文友
写作是“若苦能甘”，这四个字出于鹿桥的《人子》，我曾央人刻过一方图章。写作是提供别人享受，自己下厨，别人吃菜，“巧为拙者奴”。我做别的事情内心都有矛盾，像陶渊明“冰炭满怀抱”，只有写作时五行相生，五味调和，年轻时也屡次有机会向别的方向发展，都放弃了。我是付过“重价”的，现在如果不写，对天地君亲师都难交代。
当然我也知道藕断丝连，但细若游丝，怎载得动许多因果流转，既然“四世为人”，我的回忆录分成四个段落，写起来也是节省篇幅的一个办法。
用画油画作比喻吧，颜料一点一点涂上去，一面画一面修改，一幅画是否“新鲜”，这不是因素。
写回忆录，要怎么样才不会折损回忆，或者尽量省着用？NABOKOV 说他最珍惜的回忆轻易不敢写的，写到小说里就用掉了，以后想起来好像别人的事，再也不能附身，等于是死亡前先死一次。然而花总不可能一晚开足的，势必一次次回顾，特别是那么久远的回忆。如何在写作时保持回忆的新鲜？
说到这里趁机会补充一句：有些话我在台北说过写过，有些事我出国以后写过说过，这些材料早有人辗转使用，不加引号。我深深了解某些写作的人像干燥的海绵吸收水珠一样对待别人的警句、创意、秘辛，这些东西我当然可以使用它，本来就是我的。我已出版的散文集里也有几篇“回忆文学”，那些内容我就不再重复了。
你在《关山夺路》新书发表会上说，你写回忆录一定实话实说，那时你用感慨的语气设问：“到了今天，为什么还要说谎呢，是为名？为利？为情？为义？还是因为自己不争气？”写远事、说实话易，写近事、说实话难，台湾生活环境复杂，忌讳很多，你是否把所有的秘密都说出来了？
我说出来的话都是实话。叙事，我有客观上的诚实；议论，我有主观上的诚实。有一些话没说出来，那叫“剪裁”，并非说谎。《文学江湖》顾名思义，我只写出我的文学生活，凡是有写作经验的人都知道，我只能写出我认为有流传价值、对读者们有启发性的东西。
我没有机会接触政治秘密，我写的那些事件，大都是和许多人一起的共同经历，只是有些事情别人遗忘了、忽略了，或是有意歪曲了，现在由我说出来，反倒像是一件新鲜事儿了，可能引起争议。
台湾的事确实难写，这得有点儿不计毁誉的精神才成。
咱们华人有位家喻户晓的人物，活到百岁，据说常在祈祷的时候问神：“你把我留在世界上，到底要我为您做什么？”我劫后余生，该死不死，如果由我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会说留下我来写文章，写回忆录回馈社会。我写文章尽心、尽力、尽性、尽意，我追求尽人之性、尽物之性、尽己之性。走尽天涯，洗尽铅华，拣尽寒枝，歌尽桃花。漏声有尽，我言有穷而意无尽。
说个比喻，我写作像电动刮胡刀的刀片，不必取下来磨，它一面工作一面自己保持锋利。当然，现在不行了，动脉硬化，头脑昏沉，有些文章“应该”写，可是写不出来，那也就算了。
我很想以当年的我表现当年，那样我写少年得有少年的视角，少年的情怀，少年的口吻，写青年中年亦同。我做不到，也许伟大的小说家可以做到。我只能以今日之我“诠释”昔日之我，这就有了“后设”的成分。
最后我说个笑话助兴吧，有一对年老的夫妻，结婚六十年了，一向感情很好。有一天老两口谈心，老先生对老太太说，“有一个问题我从来没有问过你，现在咱们年纪都这么大了，没有关系了，可以谈谈了。”什么事呢，他问老太太：“你年轻的时候，你还不认识我的时候，也有男孩子追过你吧？”老太太脸上飞起一朵红云，柔声细语：“我十六岁的时候，有个男孩写信给我，还到学校门口等我，要请我吃冰。”老先生一听，伸手就给老太太一个耳光，“好啊，到了今天你心里还记着他！”老太太掩面大哭，老先生站起身来怒气冲冲而去，儿媳妇孙媳妇围上来给老太太擦眼泪，连声问这是怎么了，老太太的回答是：“不能说啊！不能说啊！不能说的事到死都不能说啊！”
五十年代我在台湾，多次奉命写自传，由七岁写到“现在”，到过哪些地方，接触过哪些人，做什么事，读过哪些书报杂志，都要写明白。为什么要一写再写呢，他们要前后核对，如果你今年写的和五年前写的内容有差异，其中必有一次是说谎，那就要追查。因此我常常背诵自己的经历，比我祷告的次数还要多。
还有，我舍得买书，前后买了五六百本，看见书名就邮购，隔皮猜瓜，寻找跟我有关的人和事，了解当时的大背景，查对年月人名地名，有时一本书中只有三行五行对我有用，有些书白买了。
你跟同时代别人出版的回忆文学如何保持区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