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某大学的学生社团举办活动的时候，我认识了师大国文系杨昌年教授，他出入诗歌、小说、散文、戏剧四大门类，博中见精，受青年救国团倚重，大专青年爱戴。台湾的文学批评像打篮球，用西洋的规则，喊英文的口令，前辈文论多英文句法，杨昌年“种桃种李种春风”，中文简约精准，关键处每有《文心雕龙》和《诗品》笔意。由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他屡次在演讲时、在接受访问时提到我的名字，他为散文欣赏写了专书，其中设立“寓言式的散文”，容纳我某一时期作品的特征。
我感谢世界上有文学，感谢我有机缘投入文学。感谢古代、现在、中国、外国，都有那么多好的作家、好的作品。感谢现在有那么多作家、读者和我同行，或者说我跟他们同行。文学之于我，如老蚕之茧，老蚌之珠，老僧之舍利，我不相信文学会死亡，如果文学该死，我也该死。
在报刊写文章，晚上写成的稿子，第二天早晨就发表出来，没有“高栏”需要越过，久而久之，把写作看成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而且贪图急功近利，热衷短线操作，这种写作的坏习惯，我很久很久才革除。
没多久发生了另一件事。
六十年代，副刊上的杂文专栏写出最多的过激之词（在此之前，作者拘谨，在此之后，作者高雅）。过激之词对建立一个公平的、有理性的社会并无帮助。例如说，学校是不准读书的地方（林语堂），医生的听筒是骗人的东西（郭沫若），学医无用，不过是把病人医好再让帝国主义去杀掉（鲁迅），大丈夫不能流芳百世，理当遗臭万年（桓温），这些当年写在笔记本上的警句，我都扯下来丢进字纸篓里。莎士比亚：“生命是一个傻子说的笑话”，这句话至少不能概括全部莎剧。我为何要诱人这样思考呢，但是有时候球在脚边，不能不踢，顾不得球门旁边坐着一个孩子。我何堪再以此为业？更何堪以此名家？
我知道政治控制文艺的时代过去了，经济控制文艺的时代继之而来，作家必须能过简朴的生活。感谢上帝，我妻棣华能同甘共苦，其实只有“共苦”，并未“同甘”，她并未能分享创作的快乐，她只担当作家的寂寞。当年有人警告她，你不可以嫁给作家，作家已经嫁给了文学，不能做好丈夫。也有人对她说，作家是研究人性的，而人性是不可以研究的，你对人性最好是难得糊涂，研究人性就不能做好丈夫。真是难得，她奋不顾身和我结婚，支持我搞文学。
回家闭门思过，我作了一番回顾与检讨。
说来不可思议，这一因缘竟延续到他的学生，台北师范学院语教系的张春荣教授，并且再延长到张教授的学生蔡倩如硕士。
我已知道有酬世的文学，传世的文学。酬世文章在手在口，传世的文学在心在魂，作家必须有酬世之量，传世之志。
一九七六年一月，我从“中国广播公司”退休，这年我五十一岁。
我感谢“中国广播公司”，他是我文学江湖中的一片芦苇，星月之下，供我栖身。我感谢“中国电视公司”，使我得见现代传播事业的百官之富，宫室之美，使我更了解受众的心理，用字更能到位，出语更能中的，选材更能宜时。呜呼，“前人地，后人收，还有后人在后头”，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这两家公司都易主了！
我已知道文学固然不能依附权力，也不能依附时潮流派，什么唯心唯物，左翼右翼，古典现代，都是花朵，文学艺术是花落之后的果实，果实里面有种子，花落莲成，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固然有花而后有果，可是也慎防做了无果之花。
闲话休提，我神闲气足地退休了，挺胸昂首地退休了，中国大陆称离职为“下岗”，我确实享受到卫兵交班的轻松。古人说辞职是恢复“故吾”，我哪有故吾？我是得到“新我”。凭此一念，开启了我以后三十多年的文学创作。
公司当局想留下我来撰写“中广”的历史，新近成立的广播语文研究会，也希望我继续推动工作，建立节目的语文风格。这一手在情报界叫“榨柠檬”，挤干了再丢。他以含混的语气向我提起李荆荪的案子，仿佛认为这是我的弱点，更引起我的反感。
我酷爱在报纸副刊上发表文章，那时有几位副刊主编对我很支持，《中国时报》为高信疆，《联合报》为痖弦，《中华日报》为蔡文甫，《青年战士报》为吴东权……那是文学副刊得时当令，那个时代已一去不返，最后无可避免，我们分离，我独自面对另一个时代。
中央这种“弃老”的心态早就有了，“中广”来到台湾以后，跟“行政院”签下合约，“中广”负责政府的内外宣传，“行政院”支持“中广”的营运发展，根据合约，“中广”的员工都参加了政府的公教人员医疗健康保险，简称“公保”。不久中央党部开办党营事业工作人员的健康保险，命令“中广”纳入范围，保费按月在薪水内扣除，简称“党保”，我们有了两个保险。起初，中央党部收款多，付款少，后来投保人老化，老人多病，退休和死亡也接踵而来，中央的支出慢慢增加，财务人员一拨算盘，立刻命令我们一律退出党保，专享公保。
我说过，中国文坛三十、四十年代文人相轻，有党派门户；五十、六十年代文人相害，侦察告密成风；七十、八十年代文人相忘，各自忙着赚钱。就在这“相忘”的年代，有几位人物注视着我。
人过中年，精力有限，难再维持广泛的兴趣，说得好是“由博返约”，说得不好就像飞机超载，必须一件一件往下丢行李。我首先放弃的是电影，接着放弃了文学理论，然后是放弃戏剧和音乐，终于我得放弃新闻评论，甚至放弃对新闻的关心。我就像艺坛大老马寿华所说，写秦篆、写汉隶、写钟鼎石鼓，最后能把行书写好就不错了。
蔡倩如读硕士学位，写毕业论文，他的指导教授就是杨昌年和张春荣，论文的题目就是王鼎钧的散文。这是第一次有人对我的作品作了全部的观察整理，并把我的理论和创作联系起来。
《中国时报》的员工折旧率很快，虽说服务二十年可以退休，但是铁打的营房流水的兵，能一混二十年的人很少。我对《时报》意见很多，超出本分，大老陶百川先生说我“有正直之名”。余董事长统驭有术，他知道不可把我这样的人推出门外，而是要握在掌中。人在门外也许肆无忌惮，兴风作浪；人在掌中，任其贡献才能，消磨英年。我这个“小巫”在大巫之下，一步深、一步浅，熬到曲未终而人将散，我还是不能离开，江湖洗手，谈何容易，二十年蜚短流长，我得罪了很多人，需要《中国时报》这顶保护伞。没想到第二年有了出国的机会，更没想到这一去再也没回台湾，我可以离开《中国时报》了，我是辞职，不是退休。
我知道卑鄙的心灵不能产生有高度的作品，狭隘的心灵不能产生有广度的作品，肤浅的心灵不能产生有深度的作品，丑陋的心不能产生美感，低俗的心不能产生高级趣味，冷酷的心不能产生爱。一个作家除非他太不长进，他必须提升自己的心灵境界，他得“修行”。
张春荣是如此热爱“台湾时期”的新文学，他对我后期出版的书，每本都有恳切细密的评述，我读他有关修辞学的著述六种，他遍搜时人的佳句隽语，分类妥帖，点评中肯，我觉得他连续以修辞学的形式证明白话文学成熟了，谁也不能再说文言是绸缎，白话是粗布。他并非仅是“统统有奖”而已，他对时下作家鼓舞之中寓有匡正，肯定之中寓有鞭策，他对文学的爱是博爱，无党无我，惟精惟一，为末世文学注入活力，非仅我个人独受青睐。
退休金的给付本来有一次付给和按月付给两种方式，这时中央附加规定，如果退休者已衰老或有心脏病糖尿病等不治之症，可以按月支领，中央期待他再领几年就死亡了事，否则一次了断，减轻日后的财务负担。
依“中广”公司规定，年满六十五岁必须退休，服务满二十五年可以申请退休，我已符合后一项规定，无意久留。
我到美国以后常和夏教授见面，许多年轻的学者都管他叫夏公，他平易近人，遇请必喧哗笑闹，言不及义，高潮迭起，绝无冷场，满座皆大欢喜，但是想在茶余酒后“偷”一点学问见识，绝无可能，数十年修为，常人难以做到。
如此这般，我为自己树起文学的标杆，我常默念《新约》一句话：我是“出重价赎回”的文学人口。
感谢我的母亲，她很会说故事。感谢基督教会，他们提供一部非常好的文学读物，《圣经》。感谢张道藩先生创办了小说创作研究组，感谢赵友培先生，他是启蒙导师，感谢王梦鸥先生、李辰冬先生，帮助我成长。一个写文章的人，他还得感谢芸芸众生，感谢他遇见、他看到的人，有人得意忘形给他看，有人老谋深算给他看，有人悬崖勒马给他看，有人赴汤蹈火给他看，有人高风亮节给他看，有人蝇营狗苟给他看，有人爱给他看，有人死给他看。这一切人成全了他这个作家。
我感谢那些“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的特务，他们的任务培养我对文字的敏感，证明“字义并不在字典里，而是在人们的脑子里”。他们了解作家是什么样的动物，文学和政权总是同床异梦，作家和政客是两种人、两条路、两颗心，作家写作是交心，你交心给他，他也不要，他知道你交出一颗心、还有一颗心，再交出一颗心、也还有一颗心，如此这般，他们帮助我探求文学的深度，帮助我知道如何营造作品的多义和象征。他们从作品探求作家的潜意识，我写作时反方向构思，把意识变现成文学，他们像索隐派红学家那样解读作品，除了他们以外，再也没有谁这样重视我们写的东西。呜呼，后来他们也星散消失了。
财务委员会为富不仁，党产累积超过新台币一千亿元（当时美元换台币一比四○），用意在为国民党厚植根基，延续命脉。二○○○年，国民党大选失利，民进党出而执政，以清算的方式追究党产的“不当所得”，我难免想起我们那百分之三十的血汗。中央党部吐出许多产业归公，新任的账房“不算经济账、只算人情账”，投资稳赔不赚的事业，贱卖地产，贵买房产，作风浪漫，动辄新台币几亿、十几亿元拱手让人，国民党自己闭门清查，发现党产实际上只剩下新台币五十亿元（美金约十六亿元），当年魏景蒙拼命中兴的“中国广播公司”，黎世芬“流泪播种”的“中国电视公司”，龚弘积劳成疾的“中央电影公司”，也都迫于形势，草草脱手。呜呼，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读到中央党部的预告：“党营事业归零”，也就是全部脱手，这大概就是“刻薄成家、理无久享”了。
由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我发表文章一直顺利，现在人生经验多一点，社会关系减一点，文学境界高一点，眼底美感添一点，经过党部挂帅，学院挂帅，本土挂帅和市场挂帅的锻炼，本领强一点，七十年代台湾物阜民丰，经济压力轻一点，风檐展书读、见贤思齐的心事重一点。我认为文章水准有三个层次，首先是“职业认可”，我在“中广”公司、《中国时报》都算好手，第二是“社会认可”，台湾各报馆各电台都愿意用我的稿子，最后是“历史认可”，作品晋入选本，名字进入文学史。我走过前面两个阶段，面临第三个阶段的诱惑，我决心不计成败毁誉往前走，放弃了是个遗憾；努力过、失败了也是遗憾。这两种遗憾有很大的分别，我既然从小立志做作家，只有选择后一种遗憾，才可以对天地君亲师有个交代。
我的杂文专栏算是很出色，狮子搏兔也全力以赴，余老板说我“有把工作做好的天性”，我对人生的感悟、世相的观照，都零零碎碎宣泄了，没有时间蓄积、酝酿、发酵、蒸馏，大材小用，依小说家徐的说法，这是炒肉丝，用政论家杨照的话来说，这是制造日本筷子。久而久之，贪图小成小就，避难就易，执简弃繁，这个坏习惯我很久很久才革除。
许多人说夏公不失赤子之心，但是没提出具体事件，我这里倒有一条，也是在宴会之中，他以一贯的“天真”作风很夸张地说，“我捧谁谁就红”，当场举在座的潘琦君女士为例。琦君拉长了脸说：“我从没红过，也从没黑过，没人捧我，我也不靠人家捧。”夏教授一向呼风唤雨，大家头一次看见有人当面顶撞他，都不知道说什么好。
党营事业的人事室主任齐集中央党部，恳切陈情，新的财务政策害了一辈子受党驱策的老牛老马，严重打击党工的忠心，还谈什么“党员以党为家”，谈什么“立千万年不朽之根基”。“中广”人事室主任袁暌九（应未迟）更直言中央失信于党员，而“民无信不立”。无奈当时“中央财务委员会”的那个主任委员的眼光只是一个“账房”，账面盈亏近在眼前，党国兴亡远在天边，他怎管得了那许多？
我对报纸上的杂文专栏早已厌倦了，每天紧跟在新闻后面拣话题，思想越来越贫乏。我想起一个故事，有一个人在路边捡到一张钞票，从此他整天往地上看，二十年来，他捡到生锈的铁钉九千个，过期的奖券两千张，纽扣一千五百个，一分钱的硬币六百个，铅笔头五百个，玻璃瓶四百个……他的背驼了，眼睛也近视了，我觉得我也快成为那个人了。
接近退休年资的人都打个寒噤。管钱的人一向“只算经济账，不算政治账”，但是没想到刻薄到这般程度，大家说“简直是谋财害命嘛！”当年信誓旦旦要“同舟共济、同体共生”的领袖，居然也批准了这个缺德的办法。
关于增助之缘，这篇文章一时无法说尽，也只能说到我离开台湾之前为止，毕竟我比较重要的作品都是以后完成的，还有无尽的支持者在我远适异国的日子里出现，缘未了，文章未完。
小人物写小文章，对小市民谈论小事情，若是四平八稳，子曰诗云，难以引人注意（那是大人物写大文章的风格）。报纸对杂文的期许是争取读者，增加销路，我们总得有几句耸动听闻的话做“卖点”，这几句话无须和你评论的事物相称，你只是借题发挥，或者为尖锐而尖锐，为辛辣而辛辣，读者已经看过新闻，他现在要看到的也只是你这几句话是否“过瘾”。职业的荣誉是很大的压力，令人身不由己，我们得在修辞上下功夫，大快人意而非褒贬得宜。后来革除这种坏习惯，我花了更久的时间。
我已知道有卵生的艺术，有胎生的艺术。卵生自外而内，胎生自内而外，卵生计划写作、意志写作，胎生不能己于言，行其所不得不行。卵生时作家的人格可以分裂，胎生时作家的人格统一，卵生弄假成真，胎生将真作假。酬世者多卵生，传世者多胎生。
我久已向慕“狭义的文学”，那就是通过“意象”来表现思想感情，除了修辞技巧，还具有形式美和象征意义。这是文学的本门和独门，倘若作品只炫示自己的思想，怎么样对哲学也逊一筹，倘若只以记述事实取胜，怎么样也输给历史，文学自有它不可企及不能取代的特性。
哥伦比亚大学夏志清教授，研究评述中国现代文学的权威学者，六十年代台湾文学“学院挂帅”，他和他的兄长、台大教授夏济安一同发生了重要的影响。夏志清教授在他写给台湾文友的信里多次提到我的作品，后来我们在台北见了面，他当面指出一些缺点和优点，他把我的《哭屋》（《碎琉璃》中的一篇）介绍给香港中文大学主办的《译丛》，译成英文发表。
那时大英百科全书每年出版一本“附册”，补充各科内容，其中有一条台湾文学，委托西东大学某教授执笔，这个执笔人每年都先向夏志清请教，这一年恰在“捧琦君”的茶话之后，夏公毫不迟疑地告诉他，“你写潘琦君好了”。
“中广”公司是国民党的党营事业，中央党部突然规定员工的退休金打七折发给。这是台湾富裕的时候，也是党库充裕的时候，依国民党的论述，台湾的繁荣进步都是国民党的功劳，倘若如此，其中当然有党工的苦劳，这时军政各界都提高了职工的待遇和福利，惟有中央党部相反。
我感谢《中国时报》，“江湖满地一渔翁”，逐波鼓浪，网网不空，无穷计谋，无限精力，缔造报业帝国，右手握现实，左手抓历史，人杰形象，长在我心。一个机构并非一张团体合照，而是一座八阵图，这一认识成为日后无穷灵感的泉源。呜呼，死去原知万事空，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中国时报》集团“一包袱”签约出售了！
总稽核陈本苞提醒我，退休以后很难再找到第二职业，我说我以文学为职业，不再去找别的工作了。“你在‘中广’也可以写稿子呀”，我得摆脱广播，追求进一步的成就，广播稿结构简单，语言浅白，题材庸俗，没法独立思考，个人也很难有完整的精神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