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后浪前浪，我说今天在台湾做特务，他必须是第一流人才，他们干哪一行都会出色，但是他们选择了第一志愿。我顺口举例把自己分析了一下，像我这样一块料，做人作文都比人家慢一拍，斗智毫无胜算，我的生理构造有“麻烦症候群”，体能很弱，斗力是输家，别说是去当特务了，如果特务拿我做对象，也害他们浪费光阴，我实在不能为恶，不足为害，何况我已超过五十岁，常常觉得不耐烦，这表示我已停止成长，失去可塑性，今生一切都要到此为止了。
第三次再问，我的想法就复杂了，这样一件事，为什么要问我三次？他们岂是健忘之人？我想起修女出家，教会给她一段时间慎重考虑，前后三次问她是否改变主意，三诺之后百年定，再想退，就是叛教。我正在做出国的大梦，那时出境条件严苛，手续繁琐，一根线都能把你当蚂蚱拴住，我好容易从“中广”退休，好容易把幼狮文化公司的职位还给痖弦，老牛过窗棂，全仗一身干净，倘若再结尘缘，又是飞絮沾泥，我立刻婉转辞谢了。
又过了几个月，新闻联络室主任打电话来，调查局这一届新进调查员的训练快结业了，他问我有没有时间参加他们的结业旅行。
我以为事情可以搪塞过去了。
我想起来治安当局花样多，我认识聋盲学校的一位教师，她曾把我的《开放的人生》译成点字当做教材，她出国的故事那才叫精彩，人已经坐在飞机里，又被广播器叫下来，没收了出境证和护照，治安人员欲擒故纵，只是要观察她拿到出境证以后的一言一行。
片子拍得很好，一流的专业水准，时间超过一个半小时，似乎太长。节奏也稍欠灵活。后来导演向我解释，这是因为各部门都要有些镜头辑入，无法照剪接的要求取舍。我知道我还有机会对着画面修改旁白，没有用心细看。放映完毕，灯光未亮，沈局长起身离去，坐在我身旁的调查员紧随其后。局长下楼以后，全场恢复照明，谁也没说一句话，我坐原车回家，一路上暗想：“伺候沈局长可真不容易啊！”
蒋介石总统连任五次，人民大众已经流露了幽默感，民间笑谈。中华民国行宪后第一任总统蒋中正，第二任总统于右任（我又来担任），第三任总统吴三连（吾第三次连任），第四任总统赵丽莲（照例连任），第五任总统任百年（做总统一直做到死）。我说民间称中山先生为国父，称蒋公为“国兄”，称蒋经国总统为“国侄”，称蒋孝武为“国孙”，讽嘲之情溢于言表，第三代接班？大众完全没有心理准备。
一九七○年十一月，台北司法调查局逮捕“中广”副总经理李荆荪，十一天后，沈之岳局长约我见面。他很客气，我第一次正式见到第一层级的特务首长，二十年来，我一直处于细胞和外围分子的困扰之中，这一下子算是熬出了头！
那时流行的说法，“人生有三恨”：一恨抗战八年没到过重庆，二恨胜利复员没到过北京，三恨反共抗俄没到过美国，我已三恨有其二，很想有一点弥补，我动了心。
我把蒋经国的才干度量谋略统驭大大称颂一番，我说当初那些跟他争位的人，吴国桢、陈诚、孙立人、周至柔，谁也都要差他一截。我甚至说，他有些地方比他的老太爷更杰出，他一样可以完成北伐抗战那样的大业，只是没有那样的机会罢了。那时数当代人物，没人敢说蒋介石位居第二，但是如果说他的儿子比他更好，我想是安全的，人人知道蒋经国很想走出他父亲的盛名笼罩，自创新局，他提出“大有为”的口号，台湾的篆刻家每人刻了一方印章献给他，印文全是“大有为”，联合开了一次展览（这些印章现在不知落到哪里去了）。
这样谈下去，无可避免有一天谈到党外的街头运动。我忍不住说，游行示威是群众表达意见的一种方式，他们哪里是造反？哪里就动摇了国本？土地是老百姓的，他们要站在上面叫一叫、跳一跳，何必一定把他们赶回家中关上门窗？当然，有些地方群众可以去，有些地方群众不能去，游行示威之前，照例有个组织发动的阶段，警备总部照例老早掌握了情况，这时可以通过中间人谈条件，游行示威由你，规矩范围由我，彼此约法三章，先小人后君子，那些民间领袖都有事业前途，参加示威的人都在安居乐业，他们并非亡命的暴民，几个人能赴汤蹈火？
又过了一些时候，广播圈里的一位朋友到我家串门子，带来一瓶洋酒，我只好请他吃饭，时间地点都约好了。当天上午，他打电话来说，有两位朋友也想参加，希望我同意，我只有欢迎。进了馆子，才知道一共五个客人，都是同行中出类拔萃的分子，他们抢先付了账，提出建议，以后每一个月或两个月聚会一次，轮流做东，这一次算他们发起，下一次轮到我，我只有答应。
如果用专政暴力捍卫政权呢，咳，我说那倒是一个办法，可惜我们都老了，没有力气提起步枪冲上去，咳，我们的儿女也都不听话，政治信念不能遗传。我说“服食求长生，多为药所误”，南韩李起鹏辣手铁腕，咱们望尘莫及，最后王朝倾覆，李起鹏命令一家五口在客厅集合，他亲自开枪杀死妻子儿女，然后自杀，咳，我狠狠地说了一句：“咱们也没那个种”！
蒋经国有一篇文章，题目是《风雨中的宁静》，他描述山间一条瀑布奔腾而下，瀑布后面有一个小小的洞窟，一对知更鸟在里面做窝，几只小鸟也孵出来了，瀑布看似凶险，其实好像布帘一样保障了他们的安全，蒋经国如此比喻国际变局下的台湾。我说这个知更鸟的意象太小太柔了，哪有中兴气象，我说想当年北伐完成，国民党中央颁布青年十二守则，党国元老戴传贤执笔写成“前言”，那是何等气势！说到这里，我顺口“秀”了一下我受的党国教育，我立即把守则前言背诵出来：
回想起来，我当时也失去了控制，但是他们爱听，显然还有更多的期待，长年漫漫，独立、联俄、两岸谈判、一一见肺见肝。我每次赴约都像教授上课或者像被告出庭，你得准备一些“说法”填塞时间，我不能缺席，不能沉默，因为我心中有贪有痴。我的出国手续已办到最后一步，等待出境许可，如果拿不到出境证，前功尽弃，拿到了出境证，那才是画龙点睛，我如果托任何人关说疏通，那就是“着相”，我从未把这个话题提上餐桌，他们也没任何人问我，他们每个人都知道我心上压着这么一块石头，看我怎样搬开。我相信每次餐会以后，他们写回去的报告一定影响最后的判决，我只能顺着他们的需求诚实“招供”，讨好他们的上司，为我出境涂抹滑润剂。
回到家，我拿起电话，几乎想告诉果老，把西东大学的聘函退了，可是我还是打给旅行社买了机票。
我说红包象征吉祥，送红包收红包都习以为常，如果政府向习俗挑战，最好在官方文书中给红包改个名字，让它象征罪恶或耻辱。于是蒋经国跟记者们闲谈的时候说，红包要改称“臭包”。
时维一九七八年九月，起飞那天清早，定期聚餐的那五个朋友中间的一位请我吃早点，松山飞机场旁边开了一家观光级的豆浆店，精致雅洁。我们在那里坐定，他举起茶杯对我说：“我代表本单位给你送行，你可以出国。”好像出境证还不算数似的。他们从来无人表露另一种身份，突如其来我吃了一惊，立刻想起《三国演义》“闻雷失箸”，我说：“怎么冒出来一个本单位，你吓了我一跳！”
愿上帝赐福给他们！
你看这段话里有多少“大”，真是大气磅礴，大义凛然，大智大勇，大破大立，你看那时候的国民党多有志气，多有信心，当年的大鹏现在怎么变成了知更鸟！没过多久，蒋经国提出施政的大原则，他要“开大门，走大路，当大任，成大事”。
各报都根据沈局长的谈话发布了消息。我并不是探访新闻的记者，他也要我亲耳听见，必有用意。
这部纪录片的用处很多，在调查员训练班，这是一页教学。在局本，这是款待参观人士的一个项目，在各地调查站，这是一件文宣，片头字幕有我的名字，我一度惹人另眼相看，处处沾光，不过我离开台湾的日子近了。
我在出入境管理处门口遇见一个熟人，他问我来做什么，我举起手中那张纸：“我来领贞节牌坊。”一时又是喜悦，又是辛酸，好像很充实，又像很空虚，台湾混了三十年，患得患失为了这张纸，也太没出息了。
他们在一家观光饭店里找到一个什么厅，面积宽大，中午生意冷清，只有我们一桌，客人上菜以后，连服务生也不见了。他们非常客气，点菜一定要我点头，我说话的时候，大家一致静听。下一次约会定在什么时候？如果我说没有时间参加，他们延期，即使一延再延，也耐心等候。这个聚会一直到一九七八年九月我出国为止，他们都是中生代精英，有才能有背景，前程远大，哪一个都比我强，怎么会这样迁就我？这叫做“不寻常的事”。
他们几次把话题引到蒋经国传位的问题，看样子我若想走开，对这个话题就没法避开。我那时还能喝几杯陈年绍兴，黄汤下肚，舌片微麻，好，那就担当最大的风险，吐出“酒后真言”。那时盛传“蒋经国培植蒋孝武继位接班”，我断言蒋家第三代不宜再执政了，因为人民会厌倦，从头算起，祖父在位三十二年，父亲将要在位十二年，父子相承可能四十五年，孙辈是难以为继了！
消息灵通的人士说，李副总“进去”以后，调查人员提出一些人的名字，要他一一作出分析，某人的性格怎样，思想怎样，交游和言行怎样。荆公认为国民党只用奴才，不用人才，以致许多人“压在阴山背后”。谁才是人才呢，我在“中广”受荆公赏识，调查人员大概没有漏掉我的名字，荆公偏爱，大概把我称赞了一番，当时沈局长创造调查局的现代史，吸纳人才，大破大立，他也许想测验我的“底细”。
我忍不住说，从一九四六年起，我就看见“咱们国民党”犯了一个错误，拿群众当敌人，双方断绝一切管道，静等着拉弓放箭。军队只受过作战训练，没受过镇暴训练，以作战的方式镇暴，反应过当，破坏太大。现在政府要立刻派人到美国考察学习，把他们镇暴的观念方法和装备搬来，重新训练治安部队，赶上时代（后来新闻报道说，政府派人到美国考察去了）。
民主似乎是一个可怕的名词，国民党将因此失去政权。执政党要尽力延长执政的时间，那是理所当然，但是我说，你可以先用民主制度维持政权，一旦行到水穷处，你就在民主制度中坐看云起时，民主也可以使你取回政权。我说专制并不能使你永远握有政权，想想中国历代王朝“失国”，都与民主无关，结局如何悲惨！得国不易，失国更难，我特别一个字一个字地说：民主制度最大的用处，就是解决如何“失国”。
我一面跟这些朋友例行餐叙，同时我跟调查局的关系也继续发展，沈局长对我说，外界一向觉得调查局很神秘，中共利用这种神秘的感觉把调查局妖魔化，其实调查局是堂堂正正的司法机关，除了工作机密，没有不可告人之处，他已经把设在新店的调查局本部变成青年学生旅行参观的一站，他也想使用传播媒体为调查局做些宣传，这是新闻联络室的业务，希望我从旁襄助。
我说诗人书法家于还素写过一副对联：“一身是胆终非虎，万里无云欲化龙。”大家认为写出蒋经国的局限，上一句说他主观条件不足，下一句说他客观环境不利，但是我说，经国先生现在还有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足以使他绕过蒋介石这座大山，站进历史舞台的强区，他可以解严，恢复平时状态，建立民主制度。
申请出国的人要经过安全调查，我得找个机会说出我对特务机构的看法，争取他们的了解，这时，我们那个特殊的餐会对我非常重要。我一再拿特务当做话题，在我们那个餐桌上，这个话题太敏感了，同席的人显然没料到我敢碰，我已决心孤注一掷，神色泰然，笼中鸟要唱歌，听歌的人也许在笼子上加一把锁，也许打开笼门让我飞，我的话似褒似贬，由他们领受，得马失马，靠我的运气。
我不客气地说，当年特务素质很低，社会的观感是：一个人什么都不能做才去做特务，这些人好比庸医，医疗失误罄竹难书，但是也勉强维持了公众的健康。
我不客气地说，他们多少人受过日本特务的苦刑拷打，几番死去活来，多少人被中共追捕，三九寒天，山林荒野中昼伏夜出，留下终身痼疾，多少人的父亲被枪杀，把他的妻子儿女发配到边疆开荒，这是什么样的遭遇，这样的遭遇如何影响了他的人格和性情！五十年代，台湾靠这一批人支撑危局，他们如果发疯了，那可怎么办，皇天在上，后土在下，总算列祖列宗英灵未泯，总算中华文化种子未死，总算坚百忍以图成的“领袖”身教言教，他们办案时有些行为令人发指，可是总体来看，他们还算有节制，目的和手段之间还能分出本末体用，他们的罪恶本来可以更多。
地点在某处的制片厂，凡是制片厂，大概都在比较偏僻的地方。那条街我从未到过，我坐调查局派来的车子前往，车到街口我们下车步行，两旁都是台式楼房，每隔一段距离有一个调查员凭窗下看，手里拿着无线电话，好像向下一站通报我们的行踪。然后我们登上一栋二楼，房子很破。里面有银幕、有座位：像小型剧场。接待人员指定我坐在第二排第二个座位，等了一会。灯光熄，一个黑影走进来，坐在第一排第一个位子上，他是沈局长，这时另一个黑影突然坐在我的身旁，也就是沈局长的后面，他是一位调查员，然后是放映影片。
他第二次再问的时候我迟疑了一下，这一趟结业旅行为什么邀我参加？这些新锐将来难免担任秘密任务，我何必去看见他们，结业旅行由沈局长率领，第一级主管全部参加，我一路上要受多少拘束，这些念头一一闪过，只因为已经答应了邀请，难以反悔，还是说了一声“好”。
谈到买房子，我说银行的房屋贷款限八年分期还清，这种规定向人民大众传递什么样的讯息？政府对将来有没有信心，难道台湾只有八年安定繁荣？如果八年以后中共占领台湾，你留着那些钱干什么？给中共接收？我说房屋贷款的期限应该放宽为二十年三十年，向欧美看齐，政府更要在国计民生方面强调长程计划，外商投资来盖大楼，合作计划说五十年以后怎样，七十年以后怎样，媒体报道要从这些地方着眼，大楼开工、施工、竣工、启用，大众要从电视新闻看见这些画面。我出国前，这两件事都实现了，我出国后，新闻局推出一句口号：“明天会更好”。
我陆陆续续说了许多话，总而言之，特务好比外科医生，手中有刀，手术台上没有细菌，没人喜欢外科医生，但是每一家医院都必须设置外科。有一个年轻人问他的父亲，你当初为什么要做外科医生，手有鲜血，面无表情，眼科有多好，端庄斯文，轻巧细致，心脏科有多好，结识一大群董事长总经理，增加对社会的影响力。我不知那位父亲是怎样回答的，我想最好的答案是，人类需要外科医生，而且需要最好的外科医生。
他已经问过我三次了。我久闻沈局长仿照美国联邦调查局的风格改造调查局，新进调查员一律是大学毕业的青年，仪表足以与外交官和空军飞行官相比，必须品行端正，教养良好，志趣高，训练中发现瑕疵随时淘汰，训练的课程聘请第一流学者担任，这个样子的调查局是蒋经国时代的新风景，新希望，有缘一见也是眼福，他第一次问我的时候，我没有考虑，随口答应。
这好像是一个很坏的开始，看起来我像是李荆荪案的关系人。他们注意我很久很久了，为什么让我在这样的时刻有这样一步发展呢，我忍不住要来个假设，我有“假设癖”，这些假设都无法求证，“无解”就是大幸。
我一看，这是怎么了，莫非他们改变了做法，停止“引蛇出洞”，开始吹箫引凤，言者无罪，集天下之智为己智，可能吗？我已骑虎难下，每次聚会，五架“窃听器”当面打开，我必须表示坦诚。我想了又想，多年来一支笔在手，总希望哪一篇哪一段哪一句能影响当道，帮他们多积一粒沙那么小的德，提醒他们，少造一粒沙那么大的业，因果微妙，难测寸心，怎知得失！现在有这么一个明显有效的管道，我很难抗拒它的诱惑。
时间近了，我也辞穷了，我对他们说，我本是内战的残魂剩魄，来到国民党的残山剩水，吃资本家的残茶剩饭，三十年来看遍多少人为党国牺牲，也看遍多少人使党国为他牺牲，党国左手来右手去，以不足奉有余，我们是各有因缘莫羡人，纵然台下一条虫，我也是益虫，不做害虫，我们依然支持国民党，只有在国民党治下我才有做一条益虫的可能。（我这算是彻底交心了，你们饶了我吧！）
这样谈下去，有一天我忍不住讲了一个故事，我说有一个人患了重病，送进医院，经过长期疗养，精神渐渐恢复，他对医生对护士的不满也天天增加，终于有一天，他躺在病床上，看见医生进门，抓起药瓶向医生投去，医生急忙躲闪，药瓶在门上撞碎了。护士大惊而医生大喜，他说这一掷力道不小，可见病人的体力恢复，也可见我的治疗完全奏效。
总理立承先启后救国救民之大志，创造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之宏规，领导国民革命，兴中华，建民国。于今全国同胞皆能一德一心共承遗教者，斯乃我总理大智大仁大勇之所化，亦即中国列祖列宗天下为公大道大德之所感。今革命基础大立，革命主义大行，……
果然不寻常，有一天谈到我新买的房子，我说那一排公寓前院后院都没有围墙，住户想把前后的空地围起来，工程师说，依照建筑法规这样行不通，但是你们可以“违章”，管区警员负责举报违章，你们得先使他“没看见”。于是里长挨家收集红包，去找警员商量，大家惟恐碰钉子，里长回来报告“他收下了”，人人笑逐颜开，一排围墙立刻兴工完成。我说五十年代大家都穷，提起贪污咬牙切齿，现在七十年代老百姓有钱，行贿是一种乐趣，官员收贿是顺应民意。我说现在有人主张台湾要有反对党，其实反对党早就有了，“特种酒家”发挥反对党的功能，你在那里满足官员的酒色之欲，可以改变许多事情。……哪晓得几个星期以后，里长挨家拜访，他说管区警员神色慌张，上面来调查围墙的事了，住户要统一口径才好。……
后来那位年轻英俊的联络官送些文件给我看，大概是调查局的简介和过去发布的新闻稿之类，我说这样写已经很好，局长还想怎样改变呢？联络官说局长希望这些文件能提高文学水准，我说局本部发布的文稿不能太“文学”，文学修辞容易造成误解，我说文学应该是作家作出来的第二手传播，“二手传播”一词于焉产生。
后来联络官说，局长想拍一部纪录片，对外报道调查员训练成长的过程，由训练的内容延伸，显示调查局的任务和工作方法，各界人士尤其是青年学生，看了这部纪录片以后，可以知道调查局完全现代化了，他们要报效国家，这是一条光明大道，沈局长希望我能担任“编剧”。他们已做了一些准备工作，看过新闻局拍制的纪录片，其中有我参与。
飞机平稳滑行，忽然窗框歪斜，圆山大饭店缩小成模型，机身转弯，我看见隐隐山峰水气淋漓，有如米芾的画。我觉得肚脐好痛，像是拉断了脐带，然后就是云天万里。“你可以出国”，那位朋友没骗我，感谢同桌共餐的五位朋友，我想他们帮了忙，我更钦佩沈之岳局长，他老成谋国大开大阖。
国民党人总是说，蒋氏父子治理台湾，尽心尽力，他们在大陆上从没对任何一省的人这样好，即使是浙江省，因此党人认为台湾人应该听话，这种想法太陈旧了。人性复杂幽深，因果关系岂是如此简单，何况现在已非“崇功报德”的时代，公认人民大众有权利喜新厌旧，反复无常，政治家为而不有，随时可以被遗忘，被曲解，被替代，他要从政就得“牺牲享受，享受牺牲”，悲天悯人，为苍生作奉献，老天爷给他的报偿，只是海明威笔下那一副鱼骨头，也就是一页青史。
我发表了我受党化教育的独门心得，我说依照中山先生的设计，国民党最后要还政于民，这是三民主义的中国特色，如果抽去这个核心价值，国民党的军政训政就和苏共中共很难区分。有人说国民党的还政于民是假的，在警备司令看来它可以是假的，在中山先生它应该是真的，蒋公一直在这条路上走，他死在半路上，谁能断言他是假？我说历史发展到这一步，全看经国先生怎么做，如果他建立民主体制，让人民投票选择政府，大家都是真的，国父的理想终于实现，蒋公的人格浑然完整，经国先生的历史地位也巍然确立。
纪录片由这位年轻的联络官担任导演，他文质彬彬，敏捷而含蓄，有学士学位，可说是新型调查员的代表，新闻界对他很有好感。为了编写脚本，我和他多次见面，得到许多指教。拍片期间，沈局长三次召我谈话，先是指示剧本的重点，第二次他提出一个问题，这部片子要不要有他的镜头？他想知道我这个外人的看法。第三次是陪他看毛片，这次经验很特殊。
人生果然如戏剧，许多线索平行发展而又相互缠绕。沈局长约集新闻工作者茶话，我也去。他邀人不多，大半是探访主任这一层次的从业员，会场也没有什么形式。沈局长闲话家常，谈笑风生，显示他的风趣和平易，他用“漫谈”的方式而自有重点，他强调（现在）调查局问案绝对没有“刑求”（用刑逼供），科学办案，一切讲证据，根本用不着刑求。他也一再说，有人认为调查局是个“黑店”，进来以后再也休想走出去，这些人大错特错，调查局的工作人员可以自由辞职，有些新进调查员还得到辅导转业。
我说了一个小时，没人反问，没人打岔，没人咳嗽，没人动筷子，大厅内静如广播电台的发音室，坐在我对面的那位朋友，右手插进西装里抚摩左胸，好像心血管有点小毛病，我想他是操作衣袋里的袖珍录音机。我说完了，他们也没有任何评论，没有一句回应，任我如此这般放肆一番，好像与他们毫不相干。我究竟闯了大祸还是立了大功，一时茫然。
我决心继续探险。我说高雄附近有个地方叫“覆鼎金”，金鼎象征江山政权，上面怎可加上一个“覆”字？不久，蒋经国南巡，他和当地父老闲话风土，轻描淡写提了一句，覆金鼎可以改成“金鼎”。
他问我对调查局现在的工作有什么意见，调查局以后应该怎样做。这是何等事，岂容游离于组织之外的一个文人妄议？我不敢回答。大约一个月之后，他的新闻联络室主任请我吃饭，一位年轻英俊的联络官陪同，馆子里面有一个小小的房间，隔断杂音。联络官又把那两个问题提出来，我依然惶恐逊让。
那时美国推行“双语教育”，新移民的孩子不懂英文，学校得先用他的母语教他，这样中国孩子就需要中文教材和师资。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承联邦政府委托，成立“双语教程发展中心”，远东研究院院长杨觉勇博士主持，他到台北物色一名中文编辑，小说家、画家王蓝介绍了我。王蓝字果之，此时已尊为“果老”。
也许有关系，也许没关系，我领到出境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