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五月，国军失上海，我随军撤到台北。六月失青岛，八月失福州，美国发表白皮书，声明放弃台湾。九月失平潭岛，十月失广州，失厦门，逼近台湾门户。共军乘胜攻金门，国军大捷，仍然震撼台湾人心。就在这几个月，小诸葛白崇禧、反共长城胡宗南节节败退，华中、西北、西南尽失。十二月，国民政府迁台北，双方中间仅隔一道大约九十英里宽的海峡。中共反复宣告将革命进行到底，文宣用词竟使用血洗台湾。
一九五五年发生了一件事。这年五月，舞蹈团体得到文奖会赞助，举办民族舞蹈竞赛，场地借用台北市三军球场，位置正对“总统府”大门。有人检举，得奖的表演节目中有苏联作品，不得了！那时正值所谓“白色恐怖”的盛年，你在文章里引用马克思一句话都是大罪，怎有文艺运动的领导人，大模大样在“总统府”门前，眼睁睁看他演出苏联舞蹈，而且还出力出钱支持！张道藩立刻向中央党部提出辞呈，并推举陈雪屏接手，陈雪屏也立刻表示不干。
再看那几部主要的“反共小说”：陈纪滢的《荻村传》在《自由中国》半月刊发表，《华夏八年》在《香港时报》发表，杨念慈的《废园旧事》在《文坛》月刊发表，王蓝的《蓝与黑》在《妇女杂志》发表，司马桑敦的《野马传》在香港发表，姜贵的《旋风》（原名《今梼杌传》）由作者直接自费出版。至于张爱玲的《秧歌》和《赤地之恋》，更是由美国新闻处一手安排。这些小说都没有“占用”台北各报副刊的篇幅。
这年年底，台北《民族报》聘请孙陵主编副刊，“孙大炮”出语惊人，他以痛快淋漓的口吻痛斥当时的文风，共军咄咄逼近，台湾已成前线，作家委靡不振，副刊只知消闲。那时女作家的情感小品一枝独秀，抒写一门之内的身边琐事，小喜小悲，温柔婉转，小花小草，怡然自得。孙指责她们的作品脱离现实，比拟为歌曲中的靡靡之音。当时文坛传言，一位著名的女作家读了孙陵的文章，很受刺激，孙陵曾当面道歉，但是道歉之后，炮声依然隆隆不绝。
坐定之后，陈纪老客客气气请我发言。我那时不懂事，居然以为有了一吐为快的机会。我说我认为最好的反共小说有三部，姜贵的《旋风》，司马桑敦的《野马传》，张爱玲的《秧歌》，可是这三部小说都没有受到文坛注意，我很怀疑台湾究竟是不是一个提倡反共文学的地方。
若论文学期刊，那时政治部创办的《军中文艺》，中国青年写作协会创办的《幼狮文艺》，张道藩不能影响。师范等人主编的《野风》，崇尚纯文学；平鑫涛主编的《皇冠》，初期偏重综合性商业性；藩垒主编的《宝岛文艺》，程大城主编的《半月文艺》，都有自己的理念。孙陵主编《火炬》，高举反共文学的大旗，奈何寿命太短。想来想去，穆中南在一九五二年创办的《文坛》投入最多，时间也最长久。
多年后凤兮谈起此事，他说他跟孙陵并没有事先商量过，他们各行其是，不谋而合。他说那时中央政府瘫痪，中央党部空转，达官贵人哪里顾得了文学？再说《新生报》由省政府经营，《民族报》由报人自己经营，中央若要发动什么，怎会他们出头叫喊、党营的媒体反而沉默观望？
民国以来，直系、奉系、皖系、什么系轮流收税，人民社会组织不变，生活方式不变，价值标准不变，老百姓容易适应。共产党的革命别有大志，他们要“天翻地覆”，解放不是寻常改朝换代，中国人从未有过那样彻底的境况。可是外面的人对里面的情况一无所知，仍然当做“城头变幻大王旗”看待，一九四九年的台湾正是如此，八百万居民面临巨变，他们心理上毫无准备。
反共文学完了吗？九十年代我在纽约，一位观察家告诉我，反共的人共有五类：有仇的，有病的，有理想的，有野心的，和莫名其妙的。这是真知灼见。我想反共是这五种人的组合互动，可能一个有病的排斥一个有理想的，可能一个有仇的指挥一个有病的，也可能一个有野心的出卖一个莫名其妙的。高踞他们之上，有一位总指挥，他可能有仇、有病、有理想，也有野心，即使姜贵和张爱玲也都未能写全写透。
冯放民（凤兮）也在此时接编《新生报》副刊，他开门见山要求作家写战斗性的作品，他的主张比蒋介石总统的“战斗文学”早了好几年。当时副刊注重趣味，凤兮强调战斗，如果鱼熊不能兼得，为了战斗宁可牺牲趣味。许多“外省流亡作家”对他的说法翕然同意，存亡是火烧眉毛，“趣味”又算什么！
凤兮说，当时副刊稿源枯竭，没有生气，他看准大陆流亡来台的作家都有强烈的动机写作，可以使副刊活起来。从事文艺批评文艺创作的人应该知道“心的伤害”，知道“无沙不成珠”、“鲜血变墨水”，知道“骨鲠在喉”、“行其所不得不行”，那些由国共内战的炮火下逃出来的作家，并不需要高压逼迫才勉强表现他们的亲身经验。
后来的人有一个印象，反共文学垄断了所有的发表园地。其实以张道公之尊，挟党中央之命，各方面的配合仍然有限。《中央日报》号称国民党的机关报，它的副刊“正正经经的文章，简简单单的线条，干干净净的版面”，数十年后，小说家孟丝还形容它“清新可人”。它冷静矜持，从未参与“集体暗示”。陈纪滢是“立法委员”，《中央日报》董事，中国文协实际负责人，他推介一篇书评给中央副刊，耿老编照样退回。萧铁先编《扫荡报》副刊，后编《公论报》副刊，完全置身事外。一九五三年《联合报》发刊，正值文奖会作业高潮，联合副刊登过张道藩、王集丛的论文，取精而不用宏，姿态甚高。一九五五年《征信新闻》（《中国时报》的前身）增加文学副刊，聘徐蔚忱主编，余社长指示“不涉及政治”，等因奉此，徐老编避免反共文学，和他在中华副刊主编任内判若两人。
有些文化人逃到台湾，谨守本业，深居简出，远避政治气味，以备中共解放台湾以后给一线生存空间，国民党对这些人听其自然。也有人认为逃到台湾来就是大罪，索性破罐子破摔，即使绝望亦不可束手待毙，国民党百事俱废，对这些人也无暇一顾。
我那时不懂事。有一天接到中国文艺协会的通知，约我去参加座谈会，座谈的主题是反共文学。那时文协在水源路，我如时前往，座上只有陈纪滢、王蓝两位常务理事，穆中南和梁又铭两位理事，再无其他会众，我心中纳闷，这怎么能算是座谈会？
事后了解，当时倡导反共文学，用“千金市骨”之计，国王爱马，以千金买千里马的遗骨，于是四方争献宝驹上驷。提倡反共的文学作品（或者说，按照党部的规格提倡反共的文学作品），先求“有”，再求“好”。推出反共的文学作品，用“集体暗示法”。副刊文章本以短小为宜，现在打破惯例，整个版面刊登一篇长文，抢眼注目，然后一连几天刊出文学评论或读后感来称赞它，类似和声回音。这样做，预期给读者大众这样的感觉：排场声势如此，作品岂能等闲？
五十年代，台湾兴起“反共文学”，那时我拿不动这样大的题材，没有作品，只有心情。
惟一的安慰鼓励是这些作家促膝长谈。刘珍说：“就算是杀一只鸡，它也要挣命。”那时王聿均还没进“中央研究院”做学者，他是文学评论家，主编《公论报》副刊，主动支持反共文学，他说：“我现在的心情是正在服兵役。”小说家杨念慈说，台湾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我们一定要把外面的情况告诉他们，如果不写不说，太对不起台湾人。小说家田原说，我们在经历浩劫巨变之后，发现中共的“宣传如此迷人而事实如此骇人”，来台后却不肯向台湾人一一道破，将来台湾人会怎样批评我们？
逃难来台的人喘息未定，顿觉呼吸急促。
据我回忆，当时对反共文学积极捧场的副刊有三家：民族，新生，中华。文奖会也只能每月选出一两篇样板展示一下，三家副刊大部分时间保持常态，文章可能与反共有关，也可能与反共无关。女作家的“身边琐事”依然热门，撤退来台的“六十万大军”，戍守外岛海岸山地农村，大部分没有家庭生活，爱看她们的小孩小狗小猫，编织白日梦。美国杂志《真实罗曼史》和《读者文摘》的故事，大家抢译抢登。不久，《民族报》副刊主编孙陵与报社当局意见不合辞职，“孙大炮”未能轰垮敌垒，他自己先弹尽援绝了！《民族报》副刊的编辑方针与反共文学运动脱钩。
鼓励作家写小说，你得有园地供他发表，文奖会特地创办了一个月刊。那时已有好几家文学期刊，作家办杂志，长于编辑，拙于发行，内容很好，可是如何送到读者手中？主持反共文艺运动的人看上了报纸副刊这辆顺风车，报纸的销数超过文学期刊几十倍，反共文学上副刊，真叫做不胫而走。早期反共文学的质量都不高，给人的感觉却是声势浩大，可以说是副刊的功劳。以后现代文学除旧布新，乡土文学拉风造势，也都多亏了副刊加持。报纸副刊对台湾文学的发展，影响难以估计。
一九五○年三月，国民党成立中华文艺奖金委员会（简称文奖会），张道藩主持，可以算是“五十年代反共文学”时期之始，可是“反共文学时期”并没有许多人想象的那么漫长。
据说所谓苏联作品，实际上是新疆少数民族的舞蹈。新疆和苏俄接壤，文化交流频繁，也许受了些影响，可是这种事哪里说得清楚！张道公只有辞职表示负责。他是向蒋公辞职次数最多的人，他效忠领袖，但是不能厚结领袖左右以自固，他只有不断辞职测验领袖对他的信任，测验他可以工作到何种程度。
紧接着出现中华文艺奖金委员会和中国文艺协会，张道藩是两会的主持人，一连串工作展开，征求反共文学、反共歌曲、反共剧本，补助这些作品的出版、演唱和演出。
依惯例，辞职就是辞职，等上面要你推荐继任人选，你才可以多说两句。张道藩迫不及待提出陈雪屏，据说是防范有人见缝插针，他心中有假想敌。蒋氏对他的辞呈既没有批准，也没有召见慰留。事不可为，但是也不能撒手，“文奖会”这辆车进入牛步前行寻找车位的状态。
国民党对于拒绝响应反共文学的作家并没有包围劝说，没有打压排斥，他只是不予奖励，任凭生灭。那年代，只有作家因“写出反共作品”受到调查（因为他反共的“规格”与官方的制定不合，或分寸火候拿捏不准），并无作家因“没有反共作品”而遭约谈。那时“中国广播公司”刻意发展广播剧，姚加凌写了一个反共的剧本，演出中共公审大会的“虚伪残酷”，惹了一阵子麻烦。自此以后，“中广”的广播剧尽量避免再用这样的题材，赵之诚专写市井小民贪嗔爱痴，二十年天相吉人。国民党毕竟“封建”，“仕”还是“隐”？庙堂还是江湖？你的进退出处可以自由选择，当然，除了“造反”。
另一个可能是，文学作品的多义和暧昧反而有助于“为匪宣传”，反共文学发生的效果应该符合预期，没有偏差。口号是最不容易误解的东西，所以有些反共文学不惜流为口号化。这就是为什么台湾对乔治奥威尔《一九八四》、匈牙利小说家凯斯特勒的《正午的黑暗》（也有人译作《狱中记》）、张爱玲的《秧歌》都不喜欢，无奈那是美国新闻处推广的冷战文宣，党部无可奈何。
今天史家和文评家检视当年的反共文学，肯定了一些作品，这些创作大都和“文奖会”的运作无关。后来了解，国民党中央察觉反共文学将如海潮汹涌，惟恐泛滥为患，特地以奖励的方式导入河道，否则反共文学可能演变成对国民党失去大陆的检讨批判。试看陈纪滢在他的《贾云儿前传》里，暴露了特务机构罗织无辜，王蓝在他的《蓝与黑》里，记述了抗战胜利国民政府接收沦陷区的恶行，反共报人龚德柏演讲，痛陈蒋介石在内战中犯了战略错误，稍后王健民出版《中国共产党史稿》，分析中共何以能取得政权，指出国民党失国的种种原因，毫不留情。《野马传》更是借着女主角绝望中的悲愤作出这样的结论：共产党，国民党，都是坏蛋，没一个好东西！国民党的防堵确有“先见之明”。
当年“文奖会”的真正任务，乃是对反共文学寓禁制于奖励，这就难怪“反共文学”总是感情太多、才情太少，纪实太多、暗喻太少，素材太多、形式美太少。中国大陆的文学理论家黎湘萍指出，那些反共文学“把小说当做历史写”，说得含蓄，也说得中肯。“国家不幸诗家幸”，时代对作家甚厚，作家对时代的回报甚薄，“百样飘零只助才”，无奈“一代正宗才力薄”！他们“我志未酬人亦苦”，他们尽了力。
一九五○年三月，蒋公于“引退”一年零一个月之后宣布复职，“国王的人马”各就各位，动用一切力量巩固台湾，抗拒中共扩张，文艺成为其中一个项目。
“文奖会”看重长篇小说，那时小说以创造人物为首要，反共小说里的中共干部是什么样的角色？事关对中共的认识和研究。那时党内党外都跟研究中共问题叫“总裁心理学”，研究者要揣摩他老先生的想法找材料下结论，反共小说（还有戏剧）也成了“总裁心理学”的一个章节。中国共产党兴起，并非因为中华民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有重大缺陷，而是因为“西风东渐，俄式邪说输入，国民道德堕落，无赖无耻的人受煽动蛊惑成为暴民”。这就大大窄化了题材也降低了境界。那年代半个世界（也许该说大半个世界）都在反共，东西对抗，称为“冷战”。反共并非国民党一家之言，但是台湾早期的反共文学却是国民党闭门造车。
举座默然无声，良久，我自己觉得没趣，告辞回家。后来知道，他们本想找我主导一个写作小组，为他们写的反共小说作些宣传，他们预料可以听到我称赞他们的作品，顺势把工作计划提出来，奈何我那时不懂事，话不投机，计划只好胎死腹中。
台湾域内的作家冷暖自知。姜贵告诉我，他在台湾的坎坷，大半因为他写了《旋风》。陈纪滢的《贾云儿前传》，王蓝的《蓝与黑》，也都有忧谗畏讥的经验。司马桑敦的《野马传》在香港发表出版，党部鞭长莫及。一九六七年，台湾已是百家争鸣，《野马传》修正了，台湾出版，还是遭到查禁。即使到了七十年代，《中国时报》发表陈若曦的《尹县长》，仍然引起一片惊惶。
拖到第二年七月，“文奖会”停办，十二月正式结束，象征“党部挂帅”的时代逝去，政治意义上的“五十年代反共文学”，事实上恐怕是到此为止。一九五五年一月，老总统金口玉言交下“战斗文学”，文坛的响应只有理论和方案，没有样板作品。再过几年，沈昌焕担任中央党部第四组主任，曾经提倡“爱国文学”，文艺界并无回声。现在有人认为国民党对文艺“由明白的操控转为暗中操控”，我总觉得国民党放弃了推动反共文学成为主流的野心，反共文学失去政治专宠，成为“一般”文学作品的一个门类。凤兮说，社会变了，战斗文学是缘木求鱼。
联谊会并无轻松的联谊活动，反而很严肃地通过成立全国性的文艺团体，那天出席的编者作者都是发起人。可想而知，当时文坛大人物该到的都到了，我一个也不认得，只在报上见过张道藩的照片。我对别人留下的印象也很少，只记得坐在我和道公中间的人是个麻脸胖子，他用寒暄的语气轻声问我：“你是哪个单位的？”后来知道他是陈纪滢。只记得有个大汉起立发言，个子大声音也大，他谈文艺运动的领导，主张“我们还是自己领导自己吧！”惹得张道公立刻声明，他不在未来的全国性文艺团体中接受任何名义，但保证全力支持。后来知道大汉是小说作家穆中南，他后来创办《文坛》月刊。
后来了解，国民党的文艺运动者最重视戏剧，剧场集中观众，有组织作用。其次是长篇小说，作家一面发展故事，一面大量描述现实细节，有记录功能。长篇写作费时，短篇先行登场，爱听故事是人类天性。当时反共文艺活动，对戏剧的投资多，对小说少，今天对反共文艺的检讨责难，却是对戏剧少，对小说多。
且从我自己切身的事说起吧。有一天，我接到《中央日报》以“副刊编者作者联谊会”的名义发来的信，约我到中山堂参加联谊，今考其时为一九五○年三月二十四日。
党部挂帅的反共文学究竟有没有成就？应该有。遥想五十年代，因为内战，中国大陆的文学创作停顿了，因为废止日语，台湾的文学创作中断了。从文学史的角度看，反共文学延续创作行为，填补空隙，承先启后。往远处看，它替后世作家保存了许多特殊的素材。王蓝的《蓝与黑》、杨念慈的《黑牛与白蛇》、田原的《古道斜阳》《松花江畔》，能够拍电影，拍电视剧，能够在三十年后“市场挂帅”的时代依然上市；潘人木的《莲漪表妹》也重新发行，一九九六年，香港《亚洲周刊》邀请两岸三地的专家学者评选“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王蓝的《蓝与黑》上榜，反共文学也有它的生命。
反共文学对我的学习有帮助吗？有，那时他们任何人都写得比我好，我有什么理由藐视他们？看过反共文学的大潮，我体会到艺术和宣传的分别，上了必修的一课。辛克莱说“一切艺术都是宣传”，我以前信服这句话，因反共文学而了解这句话，能够准确地解释它。党部挂帅也教我知道如何掌握主题，予以放大、延伸和变奏。
流亡作家渴望诉说，他们以为本土生民应该聆听。那是斯大林时代，西伯利亚海滨有一个劳动营，万名在政治上不可靠的人流放来此，用简陋的工具开发森林，食物不足，医药缺乏，工作十分劳苦，每天有许多人死亡，也不断有大批新人补充。在那样的环境之中，有人趁着伐树的机会剥掉树皮，在树干上写字，写他们原是什么样的人，现在有什么样的遭遇，没有笔墨，大家捐出鲜血。写好之后，他们把树干丢进大海，让海浪带走，希望外面的人能看到他们的控诉，能知道斯大林究竟在做什么。当时有些大陆流亡作家的心情仿佛如此。
我那时未改下级军官的生活习惯，提前十分钟到场，场中只有一个接待人员站在门内，西装整齐，和蔼可亲，后来知道他就是中央副刊的耿修业主编。他引我入内，平伸手掌，示意我就座，我那时毫无社会经验，完全不知道会场的席次怎样排列，也不知道耿老编很客气，他指的是上座，结果我坐在张道藩旁边，中间只隔一个人。他们真是宽宏大量，后来没有因此怪罪我。
尤其是一九五四年，张道藩完成《三民主义文艺论》长稿，发表之前连开两天座谈会，征求意见。他是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立法院长”，“中国广播公司”前任董事长，现任常务董事，座谈地点借用“中国广播公司”新公园大发音室，论文发表后，“中广”也没制作一个节目踵事增华。
我没有忘记，反共文学传达的讯息，台湾作家并不喜欢，但是文学的学习观摩者应该可以把内容和形式分别对待。那时中国三十年代的新文学作品列为禁书，本省作家无可取法，反共也许讨厌，文学技巧尤其是语言，那是天下公器。那时台湾的同行们正在勤奋锻炼中文，吴若的舞台剧本，钟雷的朗诵诗，凤兮的杂文，田原、陈纪滢的小说，反共成色十足，语言的成色也十足，虚心学习的人可以各取所需，王蓝、杨念慈、朱西宁、司马中原的叙述方式，也足以开扩视野，助长文章气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