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怫然不悦，还是耐着性子提出“大义”来号召，我说这等事自发自动就是轻举妄动，时报的事你要找董事长余纪忠，幼狮的事你要找救国团的执行长宋时选，他们点头我才好办。“为何不在职务以外，自己以作家的身份独立发言呢？”那也要当局发布一个宣言，或者主持一次座谈，堂堂正正宣布政策，我再响应。他未赞一词，起身告辞。
我说话太多，七十年代我染上饶舌的坏习惯，我想不沾锅，实际上每一面锅都沾了，沾一下掉一块皮，我把每一边都得罪了，你选边站才有朋友。
那年代，蒋经国说话一句抵七千句，王大将说话一句抵六千句，他说“团结乡土”，批判的文章立刻绝迹，乡土文学的支持者认为得胜了，其实王昇对乡土文学仅仅作了有条件的支持，当时乡土文学的主流样板并不符合他的条件。我揣度他们高层内部有过讨论，“党”的意见占了上风，“只能团结不能分裂！”王大将的演说使我想起新约里的彼拉多：“我在众人面前洗手，使这罪不归于我。”
他问我对乡土文学论争的看法，我说自政府迁台以来，本省外省之间从未发生这样大的争执，此事非同小可。我说经国先生尊崇本土，倾听台籍人士发言，拉拢弥缝惟恐不及，乡土论战可能加深地域鸿沟，有一天政府追究责任，谁也承受不起，你老兄有什么免死金牌，亮出来给兄弟看看。他矢言大家都是自发自动。我说既然自发自动，我就不发不动，我是老牛破车，引擎熄火。
自一九五三年以来，国民政府推出一个又一个经济计划，国民所得年年增加，中国大陆的人民大众则陷入严重的贫困，隔海比赛，国民党人自认为是赢家。乡土文学的理论一出，二十年努力全是负数，我听见一位党官自叹：“在‘他们’眼里，‘我们’原来是这副德行！”
自一九五○年以来，情报治安机关致力消灭共产党思想的影响，处处设防，时时消毒，自以为台湾是“世间惟一的干净土”，乡土文学的理论使他们大吃一惊，怎么“人间犹有未烧书”！
我说文学作品的价值还是要看它含有多大的艺术成分，单单强调意识如何正确，题材如何真实，无法说服读者大众，五十年代的反共文学殷鉴不远。我说艺术“不为尧存、不为桀亡”，陈映真、黄春明自有千秋，如果完全依附一时政策，政策成功了，作品固然报废，政策失败了，作品也殉葬。国民党人和本土作家都宣示热爱台湾，我完全相信，可是谁热爱文学？我觉得十分悲凉。
我定力有限，还是在茶余酒后别人议论纷纭的时候难以缄默。记得旧金山州立大学名教授许芥昱访问台湾，“纯文学出版社”创办人名作家林海音设宴招待，我有机会见识到许氏那一把有名的山羊胡子。席间无可避免地触及这个热门话题，我说乡土文学实际上是一种民怨，现在党政机构作风腐化，民怨很深。我说一九七七年的国民党和一九五○年不同，那时他们念念“离此一步、即无死所”，今天他们都在阳明山买好了墓地，当年中央改造委员谦恭下士，今天一个干事目中无人。我说民怨的发泄不会到此为止，今天我们觉得王拓太过分，将来有一天会说还是王拓不错。主人有些着急了，高声问怎么办，我说我只有祷告，大家一笑而罢。远来的贵宾掏出刚刚收到的一叠名片，翻看我的名字。
我自己能否在职位之外，以作家的身份参战呢，我到中央党部谒见一位副秘书长探听口气，他说“现在只能团结，不能分裂”。我该怎样解读这句话呢，如果乡土文学是在搞分裂，批判它就是维持团结，如果批判乡土文学足以造成分裂，隐忍包容就是维持团结。我察言观色，斟酌再四，不论党团显然都对新当权派的活动没有兴趣。
一九七八年一月，王昇上将在国军文艺大会发表演说，正式对乡土文学拍板定性，那是我最后一次参加这个盛会，九月我就出国了。他的演说很精彩，他说“纯正的乡土文学没什么不对”，爱乡土是人的自然感情，乡土之爱扩大了就是国家民族之爱，“我们基本上应该团结乡土”。散会时我特地朝“新当权派”望了一眼，他眼皮沉沉下垂，好像打了通宵麻将没有和牌。
“乡土文学论战”是七十年代台湾文学版图的地标，我决心不沾锅，可是仍然卷入旋涡。
还有一个例子。我在《中国时报》地方版写不具名的小方块，要求公务人员“牺牲享受、享受牺牲”，我的意思是先苦后甜，先耕耘后收获。《中国时报》的一位主笔看中了这八个字，他在社论中告诉党政核心分子：“现在最应该牺牲享受的是你们，因为将来最有资格享受牺牲的也是你们。”蒋经国的幕僚也看中了这八个字，写进文告当做口号，以蒋氏的地位，他的调子应该拔高，他把“享受牺牲”解释为“牺牲”的本身就是道德上的快乐。没过多久，台大的颜元叔教授发表文章，他以犀利无比的文笔把蒋氏版本的“享受牺牲”狠狠地挖苦了一番，他差一点没说出来这是骗局。他写了，报纸也登了，这可是踩虎尾捋虎须哪，可是“老虎”没有任何反应。那时蒋经国说一句话抵七千句，他的嘉言照例有人引用复述，惟有这八个字却从此消失了。
《中国时报》编辑部在一层大楼内联合作业，各部门之间没有隔间，余董事长来编辑部的时候总是站着走来走去，举手投足都是指示，“眼波才动被人猜”，他听了我的报告，向我挥了一下手，走开了。算了吧，别理他？你看着办好了？“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余老板行事风格特殊，蒋经国是他惟一的后台，他却十分轻视政战人马（所有跟政工系统作对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只有余先生圣眷日隆，事业蒸蒸日上）。何况以这样层级的人物、用这样的方式、向他传递这样的讯息，他不屑理会，我也作出自己的解读。
这两篇文章点燃了一桶火药，乡土文学得到了切入点，迅速扩大战场。彭歌本来是个“单干户”，军方欣赏他的“义举”，打算顺应形势，添风助火。政战系统对“工农兵”文学深有戒心，以乡土文学小说家的才能，如果挑战军人天职，揭露军中矛盾，扩大厌战心理，军中推行的政战教育可能前功尽弃。乡土文学的理论家矢言他们从未以“工农兵文学”为标题，确实没有，奈何有人提过乡土文学的题材可以扩大到“社会其他方面”，引起某些人的戒备。
对乡土文学，我的感受是本省籍同胞要说话，他们壮大了，多年来蓄积了许多意见要自己说出来，本土政论家还没有成熟，小说家出类拔萃了，于是先用小说代言。
我那时还是《中国时报》主笔，那时幼狮文化公司期刊部的负责人痖弦出国进修，我去替他守摊子，照顾救国团创办的四个杂志，别人认为我总还有点用处。终于有一位资深作家来找我，他和军方关系密切，军方的影响力正不断增加（王昇日日升），他也成了文坛人士口中的新当权派，他在笑谈中也说自己是“台湾一霸”。
论战平息后，王大将座前有一次座谈，座中有人批判副刊中的分离主义倾向，隐有所指。座谈是按次序一个个发言，谁也不能缄默，轮到我，我决心表明态度，以免裹入那种上纲上线的论述。我说今天政策决定了传播工具商业化，我们在报刊工作都是政策的动物，老板只对销路有兴趣，他的声望地位前途都建筑在销路的数字上。我说如果报纸每天行销一百万份，报老板随时可以和化公见面，如果哗啦一声，报纸的销路掉下三十万份，他要见化公就得预约排队。如果哗啦一声，再掉下三十万份，他也许只能见到化公的代表。我们的心里只能有销路，不可能有别的，报纸的市场在台湾，我们的心里只能有台湾，不可能有别处。副刊上登些本土文学，也无非吸引读者增加销路而已。我没忘记郑重加上一句：“除非情治单位另有资料！”最后我说，现在到了认真检讨“传播工具商业化”的时候了。
几天以后，有人打电话给我，说是某某杂志邀请作家开会，我依约前往，那地方不像会议室，台上有讲桌，台下一排一排座位，像是上课的地方。“新当权派”的那一霸也来了，他安排我坐在第一排，他自己去坐最后一排，第一排只坐了我一个人，后面第二排起全是空位，大约七八排以后才坐了二十几个人，我坐在那里周身都不舒服。
我的定力有限，还是忍不住写了一篇短文，我说乡土文学的作家、评论家如果对政治有异议、有抱负，还是去办政论杂志吧，去竞选县市长县市议员吧，大鸣大放说个痛快。这是一个互相猜疑的时代，何况国民党“一朝被蛇咬、三年怕草绳”，政治上的异议通过文学创作的手法来图解，容易升高当局对所有文艺作品的敏感，增加作家处境的艰难。今天看有关论述，没见有人提到我这篇短文，言语造作必有业果，我总怀疑有几句话印在某几个人的心上，他们撤出文学阵地，投入美丽岛事件。
可是“一代正宗才力薄”，那些众人瞩目的小说家大都改了行，放弃了创作，或者指指点点希望别人照着他们的是非标准来创作，说个比喻，他们由工人升格为监工或包商了，真正的文学创作何能由别人代替？这种现象我曾在作家的小型集会里提出批评。
一九七七年八月，小说作家、新闻学者彭歌发表论文《不谈人性何有文学？》，对乡土文学提出批驳，代表了相反的看法。紧接着诗人、文学教授余光中发表杂文《狼来了》，反映了外省籍反共人士的惊慌。在我看来，这两人都是文坛清流，一向与“八股”切割，他们的代表性是很自然的。后来知道，这两篇文章并无官方授意，他们是在一位作家请客的席上谈论现象，引起动机，请客的主人原是“本土”作家！
然后台上来了一位军人，他穿着军便服，没戴符号领章，看不出军种和官阶。然后有一个作家上来说话，讲了一些什么福利之类，他也没介绍旁边站立的军人是谁，就下台去了。那位军人自动站到台中央讲话，他只说了一句：“乡土文学的事情你们注意一下。”注意和谐？注意压制？语焉不详，径自扬长而去，会议就散了，全部过程大概十分钟。“新当权派”走过来问我：“你听见了吧？”我问他：“听见了什么？”再无交集，各走各的路回家。
我也有一些话传给批判者，我说乡土文学是国民政府三十年语文教育的成果，可以列入政绩。我说教数学，你教大代数他学到大代数，你教微积分他会微积分，教文学，你教写实主义他学会浪漫主义，你教三民主义他学会存在主义，可是没有教育，你什么也没有！“要是被敌人利用了怎么办？”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这些诗都曾被政治利用，“富人要进天国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也曾被政治利用，你难道从此开除白居易、杜甫、郑板桥和耶稣？国民党也利用过陈胜、吴广、洪秀全啊。
在我看来，王拓、陈映真、黄春明、杨青矗、王祯和、郑清文、宋泽莱、曾心仪、洪醒夫这些人的小说都写得很好，“本土意识”高涨是可以接受的，面对当下疾苦，他们心中没有“此善于彼”或“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格言，也是可以谅解的。
论战期间，乡土作家都面色严肃，望之俨然，我没有办法对他们说什么，但是我知道怎样把意见传给他们，“传话”是人的天性。我惋惜乡土文学的理论没有自己的语言，现代主义理论家有全套语言，国民党的理论家有半套语言，乡土文学理论家没有（那时候还没有）。语言不是自动步枪，谁都可以拿来用，语言好比制服，“他们”穿了，“咱们”不能再穿。我说论战发生前，乡土文学理论如此诠释自己人的作品，倒很像是警备总部的构陷，小说家们居然没有人立即郑重否认，以致理论和作品绑在一起。（后来胡秋原、徐复观、尉天聪几位大家出面辩解，对他们很有帮助，但是这时双方攻守互有奇正。恩怨纠结已深，难以刹住战车。）
乡土文学的小说明星升起以后，随着出现理论诠释，我读了几篇，开始觉得不安，他们怎么不谈小说艺术，怎么专谈小说中反映的社会病态，他们怎么采取马列主义的观点，检视台湾二十年来的经济发展，有时还使用中共的词汇。冷战二十年，美国动员学术界的力量破解“共产符咒”，指出“马克思的学说已经落伍”，对资本主义的出路重新作出设计，乡土文学的理论家怎么完全没有受到影响，乡土文学何苦往三十年代的阴影里钻。小说这玩意儿，在很大的程度上你说它是什么它就是什么，你把乡土文学说成什么玩意了？
论战期间，双方都举行座谈会鼓潮造势，双方都广发英雄帖，我不参加，我坐在办公室里仔细读他们的新闻。批判乡土的座谈会未见“乡土作家”出席，支持乡土的座谈会，彭歌和王文兴都到场，新闻报道说，彭歌、王文兴发言的时候，听众喧哗鼓噪，淹没了他们的声音，乡土派人士抓住麦克风长篇演说，然后把麦克风直接传给自己人，封杀反面的意见，彭歌愤而退席。我那时尚未听说“不对称战争”，我惋惜这种作风难成大器。后来“立法委员”朱高正大闹“立法院”，他跳上议事桌，踢掉麦克风，以少胜多，转弱为强，也许是跟这里一脉相承，发扬光大。
会后有一个人约我见面，这人号称文坛的“新当权派”，有一番抱负，他说他要约一些作家深入农村渔村，搜集写作资料，推出“我们的乡土文学”。他对国民政府在台湾的政绩有信心，生产线上的劳苦大众并不像某些乡土小说写得那样阴沉绝望。我告诉他，台湾省政府新闻处经常邀请作家写“省政文学”，出版丛书，你先把过去的成果找来看看。我说你对政绩有信心，我对作家没有信心，有人批评某些作家不爱台湾，错了，他们一直爱台湾，可是已经不爱文学。
我很反感，但是我仍然得郑重报告老板，我参加了这样一个“会议”。救国团宋执行长恂恂如牧师，他的回应是：“大家骂来骂去，没什么意思！”理性的讨论才有意思？还是根本不必参与？“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宋先生已内定要做台湾省党部主任，他要的是人和，我据以作出解读。
“乡土小说”对负面现象有兴趣，本来也没有什么关系，七十年代文网松弛，大家对小说尤其漫不经心。一九六三年，联合副刊因为“一艘船在大海里漂了很久很久，最后漂到一个孤岛上，金银财宝慢慢用完，生活陷于困境之中”，形成文艺界的重大事件。七十年代，江彤晞写了一篇小说，背景也放在海岛上，他写海岛现代化以后，一个痴呆的老渔夫（他也曾经是一个船长）和他的船都成为历史的残件遗迹，列为观光客“参观”的一个项目，他本人在地层下陷的预感中凄凉死去。我却没听见有人对这篇小说有过一句闲言，“政治正确”的文坛名流符兆祥总结那段时期的小说成就，编了一套选集，他把这篇小说收进去，使人眼界一宽。
依不成文的“伙计守则”，我不能抬出老板来做挡箭牌，我只能把一切藏在心里，自己承担“新当权派”的压力，如果发生后果，我也得自己为自己的解读负责。这件事我想我是得罪了他们。
台湾在“平时和战时的矛盾”里出现许多新的文学题材，需要有文学作品来表现，从“乡土文学”中可以看见本省籍作家的角度和视野，他们当然和外省籍作家有差别，就文学论文学，这些差别应该是受欢迎的。身为小说读者，我更期待外省作家也有作品提出他们对现况的反映。
《中国时报》的人间副刊以“发展报道文学”为宗旨，刊出许多文章，不啻是乡土文学的异军。这一招，联合报不能使用，高信疆在战术上绝对正确，余老板是九段高手，他支持高信疆，挡住警总的压力，向本土布下一颗棋子，亦有其战略上的意义。
后来听说果然有一组作家下乡去了，也听说他们回来了，可是没有听说他们交出什么样的作品。
出乎意料之外，王大将说了一句“你讲得很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