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此，我那知足的母亲，老是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恩情长。我要是对生活发出稍许不满，一定遭到母亲认真的批判。“咱们的日子比在旧社会好多了，至少能吃口安定饭。不像过去，今天还能凑合一顿饭，明天也许就失业上当铺，总是提心吊胆地过日子。”她说。
稀粥之于我，与童年时代诸如姥姥疼、奶奶爱之类的美好回忆，并没有什么关系。
到现在，那个搪瓷茶缸和那个材料稀软，又让我们长年累月的磕碰，弄得像个瓢镲的钢精锅，有时还会在依稀的梦中，与我纠缠不休。
母亲双手捧着这三两炖杂合肉，步行到火车站，又挤上塞满四面八方来，又四面八方去的、赶着回家过春节的人的火车，来到我工作的城市。到了我这儿，那一茶缸肉居然连一滴汤也没洒。
稀粥在“三年困难时期”的作用，更是功不可没。我到现在还心有余悸地想，中国人的食谱里，要是没有稀粥这个项目可怎么得了。恐怕在官方公布的人口统计数字里，不知去向的就不只两千万了。
不敢老煮白米干饭，也不敢老煮白米稀粥，议价米是这几年才有的，就算那时有，我们也吃不起。五十六块钱的工资我挣了十八年，母亲的退休工资每月三十多元，三口之家，我们不喝稀粥难道喝可口可乐？！
历朝历代，很多时候是靠施粥度过荒年，或由官方、或由殷实人家、或由寺院出面设立粥棚，不知救活多少人。记不得在哪篇文章里看到，某一地方官为确保施粥的质量，要求筷子插进粥里不倒才行，那些只能照见人影的稀汤就不能算粥。
就是过上不必以粥度日的日子后，她还是离不了粥。她不甚明了小说里面的事，对小说外面的事，可是忧心忡忡。她老说我挣的是血汗钱，不忍花费。
母亲的脚后跟沾着满清帝国的一个尾巴，又跨越了中华民国从成立到偏安一隅的过程，并在三十八岁那一年，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进程，历经三个朝代。各朝各代，不论出于什么原因，关键时刻，全靠稀粥撑了过来。
那一茶缸一滴汤也没洒的肉和捧着那一茶缸肉，历经那样的旅途把它送到我嘴里的母亲，我什么时候想起来，就什么时候心里一咕涌。
所以稀粥于我，就不是对被姥姥或奶奶惯坏了的胃口的调剂，更不是生病时的一种滋补。相反，我们生病的时候，就是拼命喝白开水，至今我也不知道是谁给母亲出的这个高招。在我的印象里，我们的病差不多都是喝白开水喝好的，也许我们生的都是贫贱人生的贫贱病，像我现在生的这种丙型肝炎，喝什么也好不了了。那时候没听说过这许多稀奇古怪的病，一个肺结核，就是惊天动地的病了。
记得一九六一年春节，母亲分配到一两鸡肉、一两猪肉、一两牛肉——我到现在也不明白，一两鸡肉、一两猪肉、一两牛肉，是怎么称下来的，真难为了操刀的师傅——母亲用一个小号的，边边角角磕掉了搪瓷、四边露着铁坯的搪瓷缸子，把那三两金贵的杂合肉，炖得我永生难忘。此后，我在任何大饭店也没有吃到过那么香的炖肉。
说实话，那不知去向的两千万以外的生灵，既不是靠社论，也不是靠红头文件，而是靠中国人开天辟地以来延绵至今、不管是官宦之家还是平民百姓都离不了的稀粥，乃至照得见人影的稀汤，才不致从人口统计表上消失。
说“有时”，是因为白米按每人每月口粮定量，有比例地供应。我们每人每月口粮定量为二十七斤，分配给我们的白米则为五斤。
所有与稀粥有关的回忆，只和各种各样的无奈有关系。
母亲的浮肿，就是那时扎下的根，后来有了经济条件，却怎么补也补不过来了，她这一辈子，亏得是太狠了。
全靠母亲在旧社会熬粥度日时练就的一身本领，把这不到一百块钱、口粮定量几十斤的日子，调节安排得月初月尾不漏底，还能吃上馒头、面条，有时还包饺子。要是没有母亲帮我这般筹划，我那点工资可如何是好？
妈的妈是后妈，我的姥姥自然是后姥姥。虽然和传说中的后妈不尽相同，可也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天底下的女人，是实在不愿意做后妈的，可这也由不得她们自己。既然做了后妈，也只好按着后妈的路数去做，做好做坏都是一个后妈，和男人是一点关系也没有的。所以想得开的女人就想，不如索性做坏了它。
不但有时可以喝白米粥，而且也买得起下粥的菜了。七分钱一斤的芥菜疙瘩，自制的雪里蕻，三毛八分钱一斤的小酱萝卜，四分钱一块的酱豆腐……而五毛钱一斤的大头菜，就是咸菜里的精品了。我独钟七分钱一斤的芥菜疙瘩，现在已经很难见到了，就是见到，已是身价倍增。我之所以能够熟记各种低档咸菜的价格，并不是因为我爱吃的缘故，实在是囊中羞涩而无更多的选择。
好在我还有当月二两肉票，为了让老百姓欢度春节，党让二两肉票顶四两用。我们又在大年初一到馄饨馆，用那增值的二两肉票，吃了一次馄饨。
我那可怜的、一辈子都在想方设法让我吃饱，但凡有一点可能还要让我吃好的母亲啊！
我们用这三两杂合肉，吃了除夕的年夜饭。这顿年夜饭，这三两杂合肉，还招待了一位不速之客——一位当时想和我在男婚女嫁上有所进展的男士。虽然我和母亲对这一发展前景毫无兴趣，但我们想都没想过，多一个人分享这三两杂合肉，对我们的损失有多大！母亲虽然穷了一辈子，却是宁可自己关起房门吃咸菜，也不能让客人回家再找补一顿的人。
在我当作家之前，我们家和稀粥也有不解之缘，只不过由于“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的原因，棒子面粥有时提高、改善为白米粥。
对那三两杂合肉来说，除了茶缸，还得是小号的，我相信再也没有更合适的容器了。就是用最小的锅，那三两集肉之大成的肉，也不够垫那个锅的锅底。
1992年7月北京
稀粥，永远的、母亲的稀粥。
由于没有真实意义上的父亲，自然也就没了真实意思上的奶奶。
喝了一辈子稀粥的母亲，好不容易熬到我虎口拔牙地当了作家，有了几文稿费，可以不喝粥了。可这样的日子她没能享用多久，就去了。好像她就是为了喝粥，才到这世上来走一遭。
比如说，一般说来我应该叫做父亲、而又不尽一点父亲责任的那个人，一家伙把我和母亲丢下，一个大子儿不给的年月，我们全是靠稀粥度过艰难岁月。就是光光的棒子面粥，连点下粥的咸菜都买不起。可是母亲活下来了，我也长大了，长得比母亲还高，这是因为我到底有个亲妈的缘故。有一口粥她就给了我，有两口粥还是我的，除非有三口粥，才有一口是她的。虽然是喝粥，但母亲基本能让我喝饱肚子，不像她小的时候，永远饿肚子，没有吃饱的时候。
从记事起到一九六三年以前，我从不记得母亲用别的容器炖过肉。直到一九六三年以后，我们才用锅炖肉，是那种仅仅比奶锅大一点的钢精锅。除了这种比奶锅大一点的钢精锅，我们从未设想过用再大一点的锅的可能性——你有那么多肉往里搁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