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般人中，人们普遍相信，消除极端贫富差距的、温和的财富再分配对每个人都有利。孔多塞很敏锐地观察到，“财政部让穷人有能力买玉米，比降低玉米的价格使穷人也能买得起，花费要少得多”。到1960年，这个论点已经成了西方事实上的政府政策。
相反，英国的工党分子们喜欢公有制的概念。如果国家代表劳动人民，那么，国有运营就肯定是掌握在工人手中，由工人处置了吧？不管在实践中是否如此——英国钢铁公司的历史表明，国家也有可能像最坏的私人企业家那样无能、无效——它完全转移了人们对计划的关注，在后来几十年中留下了严重的后果。另一个极端，共产主义国家的计划——只不过是用虚假的产量数据来达到虚假的目标——不久就破坏了整个计划方法的信誉。
可是，到了1950年，只有贵族和暴发户才有希望维持这样的家庭：税收、遗产税和劳动阶层能够得到的工作和工资逐步增加，一贫如洗、恭顺谦卑的家政服务人员的劳动力资源差不多完全枯竭了。由于普遍的福利供给，对于从前指望东家慷慨照料的生病、年老或没有着落的佣人来说，如今这种慷慨也变得多余了。
这里，人们只是简单地设想，存在着一些不宜由市场完成的公共善事和目标。英国福利国家问题方面的权威评论家T·H·马歇尔（T.H.Marshall）说，“福利”的全部目的就是“通过从市场中拿出物资和服务来超越市场，或者用某种方式控制而调节市场行为，从而产生一个市场本身无法产生的结果”。
这场变化最明显的征候是以“计划”的形式出现的。经济学家和官僚们总结出，不应当听凭事情发生，而是最好事先把它们都考虑周全。计划最受政治极端的赞美和推崇，这并不奇怪。左翼的想法是正是“计划”使苏联搞得那么好；右翼（正确地）认为希特勒、墨索里尼和他们的帮凶们致力于自上而下的计划，正是这一点使他们有吸引力。
但是，两次世界大战已经几乎使所有人都习惯了：政府干预日常生活是不可避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大多数参战国加强了对生产的（到那时还微不足道的）控制：不仅控制军用物资的生产，而且还控制衣物、交通、通信和几乎所有与一场代价高昂的、绝望的战争有关的东西。1918年以后，大部分地方解除了这类控制，但是，政府还是继续参与管制经济生活。
认为一个社会仅靠从金钱利益中衍生出来的关系和感情来维持的这种思想，本质上是丑恶的。
在德国，可以理解，人们都不愿意追求纳粹式的中央控制，但即便是在那里，“社会市场理论家”也妥协了。他们坚持认为，自由市场和社会目标及福利立法是互相兼容的：如果鼓励市场记住这些目标，它实际上会有最佳表现。于是就有了至今仍然有效的立法，要求银行和上市公司长远着眼，关照雇员利益，对其商业行为在追逐利润的同时所产生的社会后果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至于说国家有可能会越权、通过歪曲市场运作来破坏市场，在那些年间没有多少人认真对待。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后来还有世贸组织），到国际清算所、货币控制、工资限额和指示价格限制，强调的都是需要补偿市场的明显缺陷。
一两代之后，这些态度看起来肯定有些古怪。战后30年中，经济学家、政治家、评论家和老百姓都同意，地方或全国政府有相当大的权力在许多层次上规制经济生活、管理高额公共支出，这是个好政策。异见者要么被当作遗老遗少——追求非现实的定理的理论家，要么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主张将私人利益置于公众利益之上。市场的地位岿然不动，国家在人们生活中起着关键作用，社会服务在政府开支中处于领先地位——美国在一定程度上是个例外，因为美国的军事费用总是急速增长。
简单的答案是，到1945年，已经很少有人还相信市场的魔力了。这是一场知识革命。古典经济学要求政府在经济决策中只扮演一个小角色，而19世纪欧洲和美国盛行的自由主义思潮主张政府不插手社会立法，主要只限于管制竞争性工业主义和金融投机中极为恶劣的不公和危险。
即使在美国，你的工作、你的工资、你买的东西和你可能去的地方，都受到了限制；若是在短短几年前，这些限制是会把美国人吓得魂飞魄散的。新政的机构和组织曾经看起来那么惊人地新颖，现在看来，仅仅是为了集体项目动员全国的前奏而已。
简而言之，战争集中思想。它证明将整个国家改造成一个围绕着战时经济的战争机器是有可能的；那么，人们就会问，为什么不能为追求和平而采取类似的途径呢？没有什么有说服力的答案。没有什么人有意为之，西欧和北美就这么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
计划的知识基础从来就不是很牢固。我们已经看到，凯恩斯对经济计划的态度和他对纯粹市场理论的态度一样：要想成功，两者都需要有完备到不可能的数据。但是，至少在战时，他认为短期计划和控制是必要的；至于战后和平，他更希望减少政府的直接干预，通过财政和其他刺激来操纵经济。但是，要达到这一目的，政府需要知道他们希望达到什么目标，而这一点，在倡导计划的人眼里，恰恰就是“计划”的主旨。
很多人并不清楚计划经济和国家所有经济的区别。凯恩斯、威廉·贝弗里奇或法国计划的创始者让·莫内（Jean Monnet）这些自由主义者，没有时间将国有化本身当作一个目标，尽管他们很灵活，承认国有化在特定情况下有它的实际长处。斯堪的纳维亚的社会民主党也是这样：他们对累进税制和提供全面的社会服务更感兴趣，而不是由国家控制主要工业，比如汽车制造。
自由放任主义国家所剩无几的残余，就这样被全面战争全部清除了。毫无例外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者和失败者不仅让国家、经济和所有公民都全心投入了战争，而且，他们为了这个目的而动员国家的方式，在仅仅30年前都是无法想象的。不管这些参战国的政治色彩是什么，它们都动员、管制、指导、计划和管理了生活的方方面面。
奇怪的是，对计划的热情在美国特别显著。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只不过是充满信心的经济设计的一种实践：不仅是对关键性的资源的设计，而且是对整个地区经济的设计。路易斯·芒福德（Louis Mumford）这样的观察家宣布他们自己“有权搞一点儿集体盘算”：田管局和类似的项目表明，在大规模、长期、前瞻性的计划上，民主国家也能和独裁国家势均力敌。几年前，雷克斯福德·塔韦尔（Rexford Tugwell）甚至还讴歌这种思想：“我已经看见了伟大的计划/工作的快乐将属于我……/我会卷起衣袖——将/美国改变。”
欧洲大陆上，中央集权的政府传统上就在提供社会服务上担负着更积极的角色，它们在大幅度扩大了的规模上继续这么做。人们普遍相信，市场不足以完成决定性的集体目标的任务：国家必须插手，填补鸿沟。即使在美国，国家（“政府”）虽然总是很小心不跨越传统的界线，从《士兵福利法案》到下一代的科技教育，仍然都是由华盛顿创立和资助的。
基于同样的原因，高额税收在那些年间也没有被当成奇耻大辱。相反，大幅度的收入累进税被看作是一种两厢情愿的工具，将资源从特权阶层和不能利用这些资源的人手中拿出来，交给那些最需要、或最好地利用这些资源的人。这也不是什么新观念。所得税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开始登堂入室了，而且，两次大战期间，还在很多地区继续增加。尽管如此，迟至1925年，大部分中产阶级家庭还是能够负担起一两个甚至更多的佣人，通常是住家佣人。
在一个短暂的、虚幻的撤退期（最典型的标志是卡尔文·柯立芝在美国上台、西欧很多地方还有些相对来说不那么引人注目的标志），1929年股市暴跌的彻底破坏和随之而来的萧条，迫使所有政府在无效的沉默和公开干预之间进行选择。或迟或早，它们都会选择公开干预。
这怎么可能？即使我们愿意承认，这些集体主义的目标和措施原则上是值得钦佩的，今天我们还是会觉得它们是无效率的，因为它们将私人资金转向公共目标——而且无论如何都可能有将经济和社会资源交给“官僚”“政治家”和“大政府”的危险。为什么我们的父辈和祖辈一点儿不为这些想法担忧？为什么他们那么轻易地就将主动权拱手交给公有部门，为了追求集体目标而交出私人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