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不能习惯的生活条件，尤其是当他看见周围所有的人都接受了这些生活条件的时候。
我们经常对此视而不见：总财富的全面增长，掩盖了分配上的差距。这个问题在落后社会的发展中是司空见惯的——经济发展对所有人都有利，但是它不合比例地服务于能够利用这个机会的极少数人。当代中国和印度都印证了这一论点。但是，美国，这个完全发展了的经济体，其“基尼系数”（传统的衡量贫富差距的指标）和中国几乎完全一样，却是异乎寻常的。
维多利亚时代的唯意志论的伦理和苛刻的资格筛选标准被普遍的社会救济所取代，尽管国与国之间各有区别。不能工作或者找不到工作，不再被当成一种耻辱，而是完全无损名誉的、人们依赖自己同胞的偶然状况。需要和权利得到了特别的尊重，失业是品行不端或者努力不够的观念，则被人们摒弃了。
此外，福利还带来明显的耻辱。接受公共资助，不管是幼儿抚养费、食品券还是失业救济，都是该隐的记号：是个人失败的标记，证明某人不知怎么地就从社会的夹缝中摔下去了。在当代美国，失业率不断上升的年代，没有工作的男人或女人就这样受辱：他们不完全是社区的正式成员了。甚至是在社会民主的挪威，1991年的《社会服务法》也给了地方政府对所有申请福利的个人要求相应工作的权力。
今天，我们又重新恢复了以前的维多利亚先辈们的态度。又一次，我们只相信刺激、“努力”和奖励——再加上对不够努力的惩罚。听听比尔·克林顿或玛格丽特·撒切尔的解释：给所有需要福利的人提供全面的福利是很愚蠢的。如果工人们没有陷入绝望，他们为什么要工作？如果政府付钱让人们闲着，他们还有什么动力去寻找带薪的工作？我们重新回到了强硬的、冷漠的启蒙时代的经济理性，伯纳德·曼德维尔1732年的论文《蜜蜂寓言》最早也最好地阐述了这种理论。在曼德维尔看来，“除了他们的需求外，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激励工人们出力干活，对他们的需求可以谨慎地缓解，但要完全满足是很愚蠢的”。托尼·布莱尔都不能说得比这个更好。
——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
随后的150年中，变革者们努力废除这些令人感到屈辱的做法。随着时间的推移，《新济贫法》和其他国家的类似法案逐渐被取代，提供公共援助成为了正义之事。没有工作的公民不再因为不幸失业而被人认定不该得到公共援助；他们不会因为自己的境况而得到惩罚；他们作为社会成员的资格也不会受到隐含的贬损。更重要的是，20世纪中期的福利国家确信：将社会地位解释为经济上的好运起了作用，这是极端无礼的行为。
在“平等化”那漫长的几十年中，认为这些进步会经久不衰的观念变成了常识。不平等的减少是自我肯定的：我们越平等，我们就相信我们可能变得更平等。反过来说，30年来日益增加的不平等，也尤其使英国人和美国人相信，不平等是一种生活的自然状态，我们对此无能为力。
福利“改革”恢复了可怕的“经济情况调查”（means test）。读过乔治·奥威尔的人会想起，大萧条时期英国的穷人只有在当局通过冒犯性的询问断定他们确实用完了自己的积蓄以后，才能申请贫民救济。30年代美国也对失业者进行了类似的调查。X·马尔科姆在回忆录中回忆起那些“调查”他家的官员们：“每个月的福利调查是他们的门票。他们的举动，好像他们拥有我们一样。不管我妈妈多么想这么干，她却没法把他们拒之门外……我们不懂为什么，如果政府愿意给我们一包包的肉，一袋袋的土豆和水果，一罐罐别的东西，我们的妈妈却很明显地痛恨接受这些东西。我后来才明白，我母亲是绝望地试图维护她的自尊和我们的自尊。自尊差不多是我们唯一能够保留的东西了，因为到1934年时，我们真的开始受苦了。”
英国的情况更有意思：它同样表现出美国最坏的特征，却没有给大不列颠提供最好地代表了美国进步的那种社会和教育流动性。总体上看，1979年以来的英国经济尾随着它的美国同伴的衰落：不仅傲慢地对其受害者漠不关心，而且还以国家的工业基础为代价，对金融服务表现出不计后果的热情。银行资产在GDP中所占的份额，从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初，一直稳定在70%上下，而到2005年，它却超过了500%。随着国民总财富的增长，伦敦以外和特伦特河以北大部分地区的贫困也加剧了。
《新济贫法》令人不能容忍。它强迫穷人和失业者做出这样的选择：要么给钱就工作，不管工资有多低；要么承受贫民习艺所的羞辱。这就和19世纪其他形式的（仍然被当作和描述成“慈善”）公共援助一样，援助和支持的水平被刻意设计得比最坏的现有选择还要缺乏吸引力。这项法案借鉴了当时的经济理论，这些理论完全否定有效的市场里会有任何失业的可能：如果工资都降得足够低，没有任何别的有吸引力的工作选择，每个人最终总会找到一份工作。
尽管对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自由企业”“私营部门”“效率”“利润”和“增长”毫无批判的崇拜在近些年来很流行，这个模式本身，却只在爱尔兰、不列颠和美国才沾沾自喜地完全实行着。爱尔兰没什么太多可说的。所谓的“勇敢的凯尔特小老虎”的“经济奇迹”包括一种不规范的低税制，可以预见地吸引了外来投资和热钱。公共收入不可避免地降低，由备受诟病的欧盟提供的补助来进行补偿，而欧盟又主要是由据说是很无能的德国、法国和荷兰等“旧欧洲”经济体来资助的。华尔街的狂欢破产时，爱尔兰的泡沫也随之破灭了。它不会很快再膨胀起来。
这个法案应当让我们想起将近200年前在英国通过的一项法案：1834年的《新济贫法》。通过查尔斯·狄更斯在《雾都孤儿》（Oliver Twist）里的描绘，我们很熟悉这项法案的条款。当诺亚·克莱波尔在那个著名的场景里对着小奥利弗冷笑，称他为“贫民习艺所”的时候，他在1838年表达的意思，恰恰是我们轻蔑地将人称为“福利皇后”时要表达的意思。
与英美政治话语中流行的臆想相反，很少人乐于领取施舍：衣物、鞋、食品、租金补贴或孩子们的学习用品。简单来说，领取施舍会蒙受耻辱。让社会中的失败者恢复尊严和自尊，是标志着20世纪进步的社会改革的核心纲领。今天，我们再次背弃了它们。
在斯密看来，这种对财富本身毫无批判的阿谀奉承不但毫不吸引人，而且还是现代商业经济一个潜在的毁灭性的特征；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特征会削弱资本主义那些在他看来需要维持和滋养的特性：“这种对有钱有势者的钦佩乃至近乎崇拜，对贫穷卑微之人的蔑视，或至少是忽视……（是）……我们的道德情操败坏的极大的和最普遍的原因。”
我们的道德情操确实是败坏了。我们对表面上合理的社会政策所需付出的人类代价变得毫无知觉，尤其是我们得知这些政策会促进总体繁荣，由此——意味着——也会促进我们个体的利益。看看克林顿时代寻求全面改造福利政策的法规——1996年的《个人责任与工作机会法案》（明显是奥威尔式的）。这条法案宣称的目的是缩减全国领取福利的人数。达到这一目标的办法是扣压任何不寻找（以及找到后不接受）带薪就业机会的人的福利。这样，雇主可以用任何他能够提供的工资水平吸引工人——因为他们不能拒绝一份工作，不管这份工作多么讨厌，否则就有得不到福利的危险——不仅享受福利的人数大大下降，工资和商业成本也下降了。
即便谈及减轻社会弊病，我们也认为只要经济“增长”就够了：繁荣和特权会自然而然地随着社会总财富的增加而分散开来。可悲的是，所有的证据都表明实际情况恰恰相反。艰难时期，我们认为再分配既是必须的，也是可能的，而在繁荣时期，经济增长一般都是有利于少数人，而加剧多数人的相对劣势。
在不平等及其弊病中生存是一回事，陶醉于其中又是另一回事。到处都有一种引人注目的倾向：崇拜巨富，称颂其显赫地位（“富人和名流的生活方式”）。我们见过这种情形：早在18世纪，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就观察过他的同时代人相同的倾向：“人类中的部分民众是财富和显贵的钦慕者、崇拜者，而且，更奇怪的是，他们更多时候是无私的钦慕者和崇拜者。”
可以肯定，即使是玛格丽特·撒切尔也不能完全摧毁在中产阶级下层中很受欢迎的福利国家，就是这同一个下层中产阶级热情地把她选上台的。这样，与美国相反，英国底层越来越多的人们，仍然能够得到免费的或很便宜的医疗服务、微薄但有保障的养老金、所剩无几的失业救济和残存的公共教育系统。如果英国像有些观察家们近年所总结的那样“破碎”了，至少其碎片还被安全网接住了。要看一个陷入了繁荣和美好前景的幻境、让失败者自生自灭的社会，很遗憾，我们必须把眼光转向美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