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情况发生了变化。非技术的和半技术的工作在迅速消失，不仅是因为机械化或机器人化生产，更是因为劳工市场的全球化，有利于相对高压力、低工资的经济（尤其是中国），不利于西方较发达、较平均主义的社会。发达世界能有竞争力地反应的唯一方式，是开拓其在知识就是一切的、资本密集的发达工业中的相对优势。
每个人都是大陆的一片，整体的一部分。
在这种情况下，对新技术的需求，大大超过了我们能够传授它们的速度——而且反正这些技术在几年之内就会被人掌握，即使是训练最好的雇员，也会被抛入尘土。普遍失业，曾经被当作经济管理不善的症候，现在开始看起来像是发达社会的流行特征。最好的情况下，我们也只能指望“就业不足”，亦即男人女人们兼职工作，接受低于他们技术水平的工作，或者接受传统上分派给移民和年轻人的那一类非技术工作。
讨论这些问题时，我们应当小心避免使用完全无效的办法。伟大的英国改革家威廉·贝弗里奇曾经观察到，描述和解决“社会问题”的风险在于将它们简化成“酗酒”或需要“施舍”之类的东西。对贝弗里奇和我们来说，真正的问题是“更广泛的问题，亦即什么条件能够使所有的人可能并且值得生活”。他这样说的意思是，我们必须决定国家应当采取什么措施使普通男女们能够追求体面的生活。仅仅提供使人们不致下沉的福利地板是不够的。
——约翰·多恩
即便如此，如果越来越多的人有足够理由认为他们在自己社会的经济生活里是多余的人，必然会造成一种严重的社会威胁。我们已经看到，我们目前对福利供给的态度，会鼓励人们认为那些不能找到正规工作的人在某种程度上对自己倒霉运负有责任。我们中这样的人越多，对公民和政治稳定的威胁就越大。
20世纪西方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力图回答这些问题的历史。事实证明，西方的反应是非常成功的：不仅避免了革命，还在很大程度上同化吸收了工业无产阶级。只有在极权统治者阻止了所有自由改革的国家，社会问题才会成为一种政治挑战，一般以暴力冲突告终。19世纪中叶，像卡尔·马克思这样眼光敏锐的观察家，理所当然地认为克服工业资本主义的不公正的唯一方式是革命。他从来就没有想过：这些问题可以和平地演变为新政、伟大社会和福利国家。
这个即将到来的不确定的时代——越来越多的人有足够的理由担心失业和长期待业——可能的后果就是回到对国家的依赖。即使再培训项目、兼职工作项目和其他暂时补救性措施是由私营部门主持的，为这些项目提供资金的也会是公共部门，这已经是一些西方国家的情形了。没有私人雇主会出于慈善行为而承担工作。
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美国、英国和每个其经济以美国英国为榜样的国家，不管是用婴儿死亡率、人均寿命、药品可及性、正规就业，还是简单地用无法购买生活必需品的标准来衡量，贫困都在稳步加剧。不平等和贫困的病症——犯罪、酗酒、暴力和精神疾病——都相应翻了很多番。我们爱德华时代的前辈会立即辨认出社会功能失效的症候。社会问题又回到了议事日程上。
我们今天面临着两个实际困境。第一个可以简单地描述成“社会问题”的回归。维多利亚时代的改革家，或者美国1914年前改革时代的活动家，他们时代的社会问题对他们提出的挑战是很直接的：一个自由社会如何应对新工业城市的贫困、过于拥挤、灰尘、营养不良和健康不良？如何将劳动群众作为选民、公民和参与者引入社区，而不是引起动荡、抗议甚至革命？如何减轻城市劳动群众所面临的痛苦和不公正，如何使统治阶级认识到变革的必要性？
我们面临的第二个困境是技术革新带来的社会后果。从工业革命开始，我们就面临着这些问题。随着每一次技术进步，男女工人们都会失去工作，他们的技术也随之过时。但是，资本主义的稳定发展，保证了新的就业方式——尽管并不总是以同样的工资标准，其地位也常常下降。加上在1870年至1970年这100年中在大部分发达国家实现的普及教育和读写能力的提高，新产业中为新市场制造新产品的新工作，足以保证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稳步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