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承认和消化了所有这些思考以后，我们还是需要向前看：我们要什么，为什么我们要它？如同目前左派这种惨淡的局面所表明的，答案并不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我们有什么别的选择？我们很难把过去抛在脑后，然后只是把十指交叉祈祷好运：我们从经验知道政治和自然一样痛恨真空。浪费了20年后，是重整旗鼓的时候了。
但是，正因为历史不是注定的，我们凡人就必须顺时应变——而在某些情况下，像马克思正确指出的那样，不完全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我们将不得不再次提出曾一再提出过的问题，但对不同的答案持开放态度。我们应当区别过去的哪些部分应当保留，是什么使之成为可能，直到我们自己满意为止。哪些情形是独特的？哪些情形，如果有足够的愿望和努力，是我们能够重新复制的？
如果1989年是关于重新发现自由，那么，我们现在愿意给它加上什么限制呢？即使是在最“热爱自由的”社会，自由也是有限度的。但是，如果我们接受一些限制——我们总是接受——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接受其他限制呢？为什么我们这么肯定，一些计划、累进税或集体拥有公共财产是对自由的不可忍受的限制；而闭路电视摄像头、国家对“太大以至于不能倒闭”的投资银行进行紧急财政援助、窃听电话和代价高昂的对外战争是自由的人民可以承受的负担呢？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
这些问题可能有很好的答案，但是，如果我们不提出这些问题，怎么能知道答案呢？我们应当重新发现如何谈论改变：如何为我们自己设想一种非常不同的安排，而不必使用“革命”的危险语言。我们必须比我们的前人更好地区分可取的结果和不可接受的方法。至少，我们应当接纳凯恩斯在这个问题上的警告：“仅仅是使我们寻求改善的事态比之前的事态要好是不够的，它必须好得能够抵消转变带来的恶果。”
只有人类思维模式的基本构成中发生巨大变化，人类命运才有可能取得巨大改善。
那么，我们应当从1989年中学到什么呢？首先，可能应当是，没有什么东西是必要的或不可避免的。共产主义不是一定要发生——它也没有理由一定要永久存在下去；但是，我们也没有什么理由肯定它一定会崩溃。进步论者一定要接纳政治的纯粹偶然性：福利国家的兴起，及其后来的失宠，都不能当作是历史的礼物。社会民主主义的“光辉时刻”——或者在美国从新政到伟大社会的对应时期——都是一系列不太可能重复的、各种特定环境组合的结果。开始于70年代、现在才搁浅的新自由主义的“光辉时刻”，也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