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瑞典，社会民主主义者仍然牢牢掌握着权力，但是，即使是最好的住房项目也千篇一律，社会服务或者公共医疗政策，都已经开始激怒年轻的一代。如果更多的人知道有些斯堪的纳维亚政府在战后那些年间推行的优生学政策，为了全民利益鼓励甚至强制推行选择性绝育，可能会更强烈地感觉到无所不包的政府带来的压迫感。在苏格兰，市政当局拥有的工人阶级格拉斯哥的楼群里，居住者占该城90%以上的人口，这些楼群破旧失修，是市政的（社会主义）委员会对他们的无产阶级选民漠不关心的见证。
但是，新左派的个人主义既不尊重集体目标，也不尊重传统权威：毕竟，它又新又左。它保留下来的是私人和私人衡量的利益和愿望的主观主义：如果某件事对我是好的，我没有义务判断它对别人是不是好事——更不会把它强加给别人（“做你自己的事”）。
精英领导的这些悖论——60年代那一代首先是福利国家本身成功的副产品，却又向福利国家投以血气方刚的鄙视——反映了精神力量的失败。旧贵族阶级让位给了一代用意善良的社会工程师们，但两者都没有在他们的子孙那激进的不满面前做好准备。战后几十年那种不明确的共识现在瓦解了，一种全新的、绝对不自然的共识围绕着个人利益的至高无上性而开始形成。新激进主义者永远不会这样描述他们的目的，但是，正是值得赞扬的私人自由和令人讨厌的公共限制之间的区别，最能令他们热血沸腾。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同一个区别，也适合于描述新近出现的右派。
由于这些新成分在国内国外都没有在福利社会的机构里分别代表出来，新左派相当自觉地表明自己不仅要反对资本主义秩序的不公正，而且最主要是要反对最高形式的“压迫性容忍”：正是那些有责任解放旧束缚或者为所有人的改善而努力的善意的监督员。
学习思想史是解放思想的必要前提。
不管个人的要求多么正当，也不管他们的权利有多么重要，强调这些东西附带着一项不可避免的代价：共同的目标感逐步衰退。曾几何时，人们从社会——或阶级、社群——中寻找自己的规范的词汇：对所有的人都好的东西，理所当然就是对任何人都好的东西。但是反过来就说不通了。对一个人好的东西，有可能对另一个人有价值或利益，但也可能没有。早些时候的保守哲学家深谙此道，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借助宗教语言和形象来为传统权威及其对每个个人的要求进行辩护。
这种连续性的断裂，与另一个结构性变化互相呼应。对老一代左倾的政治家和选民来说，“工人”和社会主义的关系，“穷人”和福利国家之间的关系，是不证自明的。“左派”长期以来一直和城市工业无产阶级联系在一起，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他们。无论对中产阶级有何实用主义的吸引力，新政改革、斯堪的纳维亚的社会民主主义和英国的福利国家都依赖于可以预期的大批蓝领工人及其农村盟友的支持。
但是，在50年代，这个蓝领无产阶级开始解体和缩小。传统工厂、矿山和交通工业的艰辛工作让位给了自动化、服务行业的兴起和劳动力的逐步女性化。即使是在瑞典，社会民主党人也不能仅靠传统劳工的选票赢得选举。建立在工人阶级社区和工会组织基础上的老左派，还可以指望一个团结的工业劳动阶层内在的集体主义和团队纪律（和服从）。但是，这个阶层在人口中的比例在逐步缩小。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新左派，如它在那些年头开始自称的那样，却有相当大的不同。对年轻一代来说，“变革”不应当来自那种由被授权的代言人定义和领导的有纪律的群众行动。变革本身似乎已经从工业化的西方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或“第三”世界。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都一样被指责为落后和“压迫”。激进的创新和行动的主动权，如今要么来自边远的农民，要么来自一种新的革命成分。取代了男性无产阶级，如今设想的候选人是“黑人”“学生”“女性”，不久以后，还有同性恋者。
当然，什么都不像我们记忆中那么美好。伴随着战后几十年的社会民主共识和福利机构的，是现代最拙劣的市政计划和公共住宅。从共产主义的波兰，到社会民主主义的瑞典、工党的英国、戴高乐时期的法国和纽约的南布朗克斯，过分自信、缺乏敏感的计划者们为城市和郊区砌起了不宜居住、惨不忍睹的住房。有些住房还在，比如巴黎郊区萨塞尔，见证着官僚大人们对其臣民的日常生活有多么高傲冷漠。伦敦东区一幢极其丑陋的高楼——罗南点，还知道自惭形秽、自行倒塌，但那个时代的大部分建筑还在。
但是现在，最大的鸿沟还是代沟。对于1945年后出生的所有人来说，福利国家及其机构不是解决以前困境的办法：它们仅仅是一种生活常态，而且还不是一般的沉闷。60年代中期上大学的婴儿潮一代只知道这样一个世界：改善的生活机会、慷慨的医疗和教育服务、向上社会流动的乐观前景和——或许最重要的——一种难以描述却无处不在的安全感。老一代改革家的目标不再引起他们的后继者的兴趣。相反，它们日益被当作对自我表达和个人自由的限制。
最重要的是，新左派及其大部分十分年轻的选民摒弃了他们前辈的那种与生俱来的集体主义。对从华盛顿到斯德哥尔摩的老一代改革者来说，显而易见，“公正”“机会均等”或“经济安全”是只有通过共同行动才能取得的共同目标。不管过度干预的自上而下的管制和控制有哪些缺点，它们都是社会公正的代价——一个值得付出的代价。
新一代看问题截然不同。激进派不再全神贯注于社会公正。将60年代这一代人联系起来的不是所有人的利益，而是每个人的需要和权利。“个人主义”——主张每个人都有权得到最大的私人自由，有无限的自由表达自己的自立愿望，这种自由应得到全社会的尊重并制度化——成为了当时左翼的暗号。做“你自己的事”，“把真实的你和盘托出”，“要做爱，不要作战”：这些目标并非天生就不吸引人，但它们从根本意义上来讲是私人目的，而不是公共的善。毫不奇怪，它们导致了很流行的说法：“个人的就是政治的。”
——卡米尔·帕格利亚
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期，“保姆最明白”的观念开始产生反弹。对于大批地、随意地不仅清除“丑陋”的贫民窟，而且还清除珍贵的建筑和市容，中产阶级志愿组织开始抗议：纽约的宾夕法尼亚车站和伦敦的尤斯顿车站被随意拆毁，在巴黎市中心古老的蒙帕纳斯区修建可怕的办公大楼，对整个城市进行不可思议的重新划区。这些作为不像是为了整个社区而进行的、具有社会责任心的现代化，而开始显出不受控制和反应迟钝的权力的症候。
60年代的政治就这样演变成了个人对社会和国家的要求的总和。“认同”开始占领公共话语：个人认同，性认同，文化认同。从这里开始，到激进政治的分化瓦解、变异成多文化主义，只有小小一步。奇怪的是，新左派对遥远国度的人们的集体属性依然特别敏感，那里的人可以被归纳进“农民”“后殖民”“底层”等特征不明的社会类别。但是，一旦回到国内，个人占有至高重要的地位。
代沟超越了阶级和民族经历，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奇事。当然，青年反叛的言辞表达只局限于极小的少数派：即使是在那个年代的美国，大多数年轻人也没有上大学，大学的抗议也不一定代表所有年轻人。但是，代际抗议的更广义的象征，音乐、衣着、语言，却因为电视、晶体管收音机和流行文化的国际化而广泛流传。到了60年代末期，将年轻人与他们的父母分别开来的文化鸿沟，可能比19世纪初期以来任何时刻都要巨大。
远远地回溯起来，看起来未免有些奇怪：这么多60年代的年轻人认同“马克思主义”和种种激进事业，同时自己又绝不与墨守成规的准则和专制的目的同流合污。但是，马克思主义是一把理论大伞，下面可以麇集各种互不相同的风格——尤其是因为它提供了一种继承老一代激进派的虚幻的延续性。但是，在这把大伞下，受这个幻觉的影响，左派分化瓦解了，失去了任何共同的目标感。
地方政府和全国政府对他们的决定带来的伤害漠不关心，代表了战后计划和复兴的一个令人不安的侧面。认为当权者最聪明的思想——认为他们代表那些不知道什么东西对自己最好的老百姓从事社会工程——并不是1945年才诞生的，但它是在之后的几十年间风行起来的。这是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的时代：老百姓对他们的新公寓、他们被迁入的新城镇、他们被分配的“生活质量”感觉如何，常常不过是无关紧要的问题。
相反，“左派”带有一些相当自私的气息。那些年间，身为左派、身为激进派，就是利己主义的、自我宣传的，其关注之事也异乎寻常地狭隘。左翼学生运动更关注学校的门禁时间，而不是工厂的工作状况；意大利上层中产阶级的上大学的儿子们以革命正义的名义殴打薪水不足的警察；呼吁性自由的轻松嘲讽的口号，取代了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剥削者的愤怒口号。这并不是说新一代激进主义者漠视不公或政治渎职：60年代的越战示威和种族暴乱都是非同小可的。但是它们和所有集体目的都完全脱节，被理解成个人自我表达和愤怒的延伸。
“负责的”国家对它代言的人民的需求和愿望毫无反应，这一认识到了70年代已经十分普遍，扩大了越来越难以逾越的社会鸿沟。一方是老一代的规划人员和社会理论家，这些男人女人们继承了爱德华时代的管理学信心，依旧为自己的成就感到自豪。至于中产阶级自身，他们对成功地将老精英带入新社会秩序而感到欣喜万分。
我们60年代这一代，带着我们所有的伟大理想，因为我们的极端，而毁灭了自由主义。
诚然，很多60年代的激进派很热情地支持强制选择，但这仅仅是在这些选择只影响到他们所知甚少的遥远的人们的时候。回过头来看，西欧和美国这么多人对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表示热情，而将国内的文化改革定义为个人主动性和自主性的最大化，确实令人吃惊。
然而，这个新秩序的受益人，不管是瑞典的店主、苏格兰的船工、内城的非裔美国人还是法国的郊区居民——都越来越厌恶他们对政府官员、地方委员会和官僚规章的依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恰恰是中产阶级对自己的待遇最满意，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将福利国家当作提供公共服务的资源，而不是对自主性和创造性的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