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还有文化因素，其中众所周知的就是很有美国特色的对中央政府的怀疑。某些特别辽阔和多样化的领土单位——比如中国或者巴西——仰仗于遥远的国家权力和指令，而美国，在这个意义上毫无疑义地是18世纪盎格鲁-苏格兰思想的产儿，是建立在中央权威必须从各个方面加以削弱的前提之下的。美国权利法案的假定——亦即只要不是明确赋予国家政府的，就被默认为各州的特权——在几百年的历史进程中，都被一代一代的定居者和移民们内化成了把华盛顿“挡在我们生活之外”的凭据。
此外，美国生活中的“公共部门”在很多方面比欧洲相应的公共部门要更成熟、更发达、更受尊重。这方面最好的例子是向公众提供一流的高等教育机构——美国在这方面比欧洲大部分国家做得更早，也更好。由赠地学院组成的加州大学、印第安纳大学、密歇根大学和其他一些国际知名的大学，在美国之外没有类似机构能与之匹敌，经常被人低估的社区学院系统也同样非常独特。
如果你深入探究美国人的民族特性，你就会发现，他们寻求这个世界上所有事物的价值，只是为了回答这唯一一个问题：它能赚来多少钱？
还有，尽管不能维持一个全国性的铁路系统，美国人不仅用纳税人投资的公路把全国联通起来，而且，当英国人无计可施，只能以大甩卖的价格把公共交通下放给私营部门的时候，美国还能在主要城市维持运行良好的公共交通系统。当然，美国公民仍然不能为自己提供哪怕是最起码的公共医疗卫生系统；但是，这里的“公共”，在国民字典里并不总是一个耻辱的概念。
即使对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图表或和其他国家不利的比较一无所知，很多美国人也很清楚，有什么地方出了严重差错。他们过得不如以前好了。所有人都想让他们的孩子生来就有更好的生活机会：更好的教育，更好的工作前景。他们想让自己的妻子或女儿有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妇女一样的安全生育的机会。他们想要开支更低的全面医疗保健、更长的寿命、更好的公共服务和更少的犯罪。但是，当人们告诉他们西欧有这些福利时，很多美国人这样反应：“但他们有社会主义！我们不想让政府干预我们的事务。更主要的是，我们不想多纳税。”
在欧洲大陆和发达国家大部分地区，任何个人可以完全“自力更生”的想法早已随着19世纪个人主义的幻灭而烟消云散了。我们都受益于我们的前人，也受益于那些会在我们年迈或患病时照顾我们的人。不管我们的经济生活多么自私，我们还是要仰仗我们和同胞们一同负担费用的那些服务。但是，在美国，自主创业的个人的理想，还是一如既往地引人入胜。
这种对公共权威的怀疑，时不时地被“一无所知党”、“州权党”、反对税收的活动家们——最近是共和党右派的电台脱口秀煽动家们——提升到狂热崇拜的程度，是美国独有的一种现象。它把那种已经十分突出的对（无论是否有代表的）税收的怀疑，转化成了爱国教条。在美国这里，税收被普遍当成了得不到补偿的收入损失。人们很少想到这一点：这些税收（也）可能贡献给了那些单独的个人永远也负担不起的集体服务（公路、消防、警察、学校、路灯、邮政，更别提士兵、战舰和武器了）。
这种奇怪的认知失调是老话题了。一个世纪以前，德国社会学家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问了一个很著名的问题：“美国为什么没有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有很多答案。有些跟这个国家的巨大规模有关：在帝国规模下，很难组织和维持共同的目标，而美国实际上就是一个内陆帝国。
同样的说法，也适用于60年代民主党领导的国会那些卓越的抱负和成就：他们创立了粮食券、医疗保险、民权法案、医疗补助、儿童起步教育计划、全国人文学科基金会和公共广播公司。如果这就是美国的话，那它和“老欧洲”有些令人玩味的相似之处。
不过，美国并不总是和现代世界其他地区不合拍。即便安德鲁·杰克逊或罗纳德·里根的美国确实与众不同，罗斯福新政深入的社会改革，或者是20世纪60年代林登·约翰逊的“伟大的社会”却不是如此。1934年访问华盛顿后，梅纳德·凯恩斯写信给菲利克斯·法兰克福：“这里，而非莫斯科，才是世界的经济实验室。运营它的年轻人都很出色。他们的能力、聪明和智慧令我震惊。人们到处会碰到早该被扔出窗户的古典经济学家——不过他们大部分已经被扔出去了。”
——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