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等与犯罪 ※资料来源：威尔金森和皮克特，《精神层面》，表10.2，第135页。我们从身边就能发现，个人财富达到了20世纪初期以来前所未有的程度。非必需品的炫耀性消费——住房、珠宝、汽车、服饰、技术玩具——在上一代人中大大增加了。在美国、英国和其他一些国家，金融交易取代了产品生产和服务业，成为私人财富的来源，改变了我们对不同类型的经济活动重要性的排序。富人，和穷人一样，是一直和我们同在的。但是，相对于所有其他人，他们在今日比我们记忆中的任何时代都更加富有、更加显赫。理解、解释私人特权很容易，而要揭示我们所陷入的公共泥坑有多深，却是相当困难的。
2005年，美国21.2%的国民收入属于国民中1%的人口。比较而言，1968年，通用汽车公司总裁挣得的工资和福利，相当于一个普通通用汽车公司雇员的66倍。今天，沃尔玛总裁的收入，是他一个普通雇员工资的900倍。事实上，沃尔玛创始人一家的全年收入，据估计（90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40%最下层人口（1.2亿）的总收入。
富有的少数人和贫穷的多数人之间的差距越大，社会问题就越严重；这个论断，似乎在富国和穷国都是正确的。关键不是一个国家有多富裕，而是这个国家有多么不平等。因此，瑞典和芬兰，按人均收入或GDP（国内生产总值）来算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两个国家，它们最富有的和最贫穷的国民的差距却非常小——在可以衡量的幸福指标上它们也一直领先于世界。与此相反，美国尽管有巨大的财富总额，在这些指标上却总是得分很低。美国在医疗上花大量的钱，但美国人的寿命还是低于波斯尼亚，只比阿尔巴尼亚高一点儿。
可以肯定，大差别还是存在的。基本上是平均主义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更加多样化的南欧社会依然是截然不同的；大西洋世界的英语国度和大英帝国，仍然继续反映出长期存在的阶级差别。但是，每个国家都以自己的方式，愈来愈不能容忍极端的不平等，开始运用公共供给来弥补私人的不足。
医疗费用和寿命 ※资料来源：威尔金森和皮克特，《精神层面》，表6.2，第80页。——亚当·斯密
要看清人们眼前的事，是需要不断努力的。
如果大部分成员都贫穷而悲惨，没有一个社会能够繁荣幸福。
后果很明显。代际流动崩溃了：与他们的父辈和祖辈相比，英国和美国的儿童很难指望在出生环境的基础上有所改善，穷人继续穷下去。绝大多数人的经济弱势，意味着健康欠佳、失去教育机会和越来越严重的众所周知的抑郁症的症候：酗酒、肥胖症、赌博和未成年人犯罪。失业者或未充分就业者失去他们本来掌握了的技能，慢慢地变成经济的累赘。焦虑和压力经常接踵而至，更不必说疾病和早逝。
要理解我们陷入的这个泥坑有多深，必须首先衡量我们所面临的变化的广度。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70年代，西方发达社会都变得不那么不平等了。由于有了累进税、政府对穷人的补贴、社会服务和对极端不幸提供的保障，现代民主正在摆脱极端的富有和贫困。
不平等与健康欠佳 ※资料来源：杰克森，《没有增长的繁荣》，表9.2，第155页。
社会流动和不平等 ※资料来源：威尔金森和皮克特，《精神层面》（Wilkinson & Pickett，The Spirit Level），表12.1，第160页。
美国的社会流动 ※资料来源：威尔金森和皮克特，《精神层面》，表12.2，第161页。在过去这30年中，我们把这一切都抛弃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在不同的国家所指有所不同。最极端的私人特权和对公共事务的冷漠重又在美国和英国出现：这里是热心于放松管制的资本主义的大本营。尽管彼此远隔的国家如新西兰和丹麦、法国和巴西都时不时表现出一些兴趣，但是，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比得上英国和美国，30年来始终专心致力于瓦解几十年来的社会立法和经济监督。
收入差距使这些问题更加恶化。因此，精神疾病的发病率在美国和英国与收入密切相关，而在所有欧洲大陆国家，这两项指标之间没有什么关系。甚至信任，亦即我们对同胞的信任，也和收入差距呈负对应关系：1983年到2001年之间，美国、英国和爱尔兰的不信任程度明显增加，而正是在这三个国家中，不受管制的追求个体自我利益的原则经常被应用在公共政策上。别的国家中，找不到类似的相互不信任的增长。
因此，不平等不仅本身没有吸引力，而且还和病态的社会问题明显相关，我们只有了解这些问题的内在原因，才有希望解决它们。婴儿死亡率、寿命、犯罪、监狱人口、精神疾病、失业、肥胖、营养不良、未成年少女怀孕、非法使用毒品、经济不安全、个人债务和焦虑，在美国和英国比在欧洲大陆更加显著，不是毫无原因的。
不平等是有腐蚀性的。它使社会从内部腐烂。物质差异的影响，要过一定时间才能显现出来，但是，在适当的时候，对地位和商品的竞争逐步加剧；人们感觉出越来越强烈的以占有为基础的优越感（或自卑感）；对那些处于社会阶梯下层的人们的偏见逐步固化；犯罪率上升，社会劣势的病态也变得前所未有地明显。无管制地创造社会财富的恶果，确实是非常惨痛的。
欧洲的信任和归属感 ※资料来源：蒂姆·杰克森，《没有增长的繁荣：一个有限星球的经济学》（Tim Jackson，Prosperity Without Growth：Economics for a Finite Planet），伦敦：Earthscan出版社，2009年，第145页。
不平等与精神疾病 ※资料来源：威尔金森和皮克特，《精神层面》，表5.1，第67页。就收入、财富、保健、教育和生活机遇来说，英国现在也比20世纪20年代以来更加不平等了。英国的穷孩子比欧盟里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多。1973年以来，扣除税金、保险费后的实得工资的不平等，在英国也比除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增长更大。1977年到2007年之间，英国创造的新工作，要么是在薪阶的最高端，要么是在薪阶的最低端。
贫穷是一个抽象概念，即使对穷人也是如此。但集体贫穷的症状，却在我们周围四处可见。残破的高速公路，破产的城市，倒塌的桥梁，破败的学校，失业的、低薪的、没有保险的穷人：都表明一种集体性的意志的失败。这些病症如此流行，以至于我们已经不再知道怎么谈论出了什么问题，更别说开始解决这些问题了。但是，有些事情完全错误。即便美国在阿富汗徒劳无功的军事行动中投入几百个亿的预算，我们还是对所有为社会服务和基本建设增加公共开支的意图，感到烦躁不安。
乔治·奥威尔
即使在单个国家之内，不平等也在塑造人们的生活中起着重大作用。例如，在美国，一个人长寿和健康地度过一生的机会，与其收入密切相关：富有地区的居民可以期望活得更久、更健康。美国更贫穷的州的年轻妇女，和她们在更富有的州里的同龄女性相比，更有可能在十几岁时就怀孕——她们的婴儿存活的可能性也较小。同样，一个不受欢迎的区域里的孩子，也比那些父母有固定的中等收入、住在国内较富有地区的人从高中辍学的可能性更大。至于那些仍在上学的穷人的孩子：他们的相对表现较差，分数也较低，得到的就业机会更少，收入更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