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派有值得保存的东西。为什么不呢？从某种意义上说，激进主义一直都在保存有价值的过去。1647年10月，在英国内战的高潮时期的普特尼辩论中，陆军上校托马斯·雷恩斯伯勒（Thomas Rainsborough）有个著名的警告：“英国最贫穷的人也有一份生活，就像最伟大的人一样……每一个生活在政府之下的人，首先应当依据他本人的意愿，将自己置身于这个政府之下……”雷恩斯伯勒并不是指出某种梦幻般的平均主义的未来，他是在唤起人们普遍拥有的信念，即英国人的权利被盗窃了，必须重新收回。
人们所宣称的自由和安全之间的冲突……结果是一种嵌合体。因为，如果没有国家保障就没有自由；反过来，只有一个被自由公民控制的国家，才能为他们提供任何合理的保障。
正是右派才继承了雄心勃勃的现代派冲动，以一个全球计划的名义去毁灭和创新。从伊拉克战争，到一厢情愿地解散公共教育和卫生服务，到长达几十年的放松金融管制，从撒切尔和里根到布什和布莱尔的政治右派，抛弃了政治保守主义和社会温和主义的结合，后者曾经很好地为从迪斯雷利到希思、从西奥多·罗斯福到纳尔逊·洛克菲勒服务过。
伯纳德·威廉姆斯曾经观察到，宽容的最好理由是“……没有宽容所表现出来的邪恶”，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同样的观察也适用于社会民主主义和福利国家。年轻人很难理解社会民主主义和福利国家之前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但是，如果我们不能上升到正当的叙事——如果我们没有将我们更好的本能理论化的话——那么至少让我们回忆一下因为抛弃了它们而付出的有案可查的代价。
北美人和西欧人都天真地认为，民主、权利、自由主义和经济进步之间一定是有关系的。但是大部分时候对大部分人来说，一个政治系统的合法性和可信度，不仅建立在自由实践和民主形式的基础上，也建立在秩序和可预测性上。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一个稳定的极权政府比一个失败的民主国家要更可取。即使正义可能也不如治理能力和街头秩序那么重要。如果我们能够得到民主，我们就会得到。但是，首要的是，我们要安全。随着全球威胁的增加，秩序的吸引力也会因此加强。
我们认为我们从20世纪改革的伟大时代继承而来的机构、立法、服务和权利都是理所当然的。是时候提醒我们：这一切在迟至1929年还是完全无法想象的。我们是一场规模和影响都史无前例的变革的幸运的受益人。我们有很多值得捍卫的东西。
我们一般不会把“左派”和审慎联系起来。在西方文化的政治想象中，“左派”意味着激进、毁灭和革新。但是，实际上，进步机构和审慎精神之间有密切的关系。民主左派常常是受一种失落感激励：有时候是理想化了的过去，有时候是被私利无情践踏了的精神利益。正是空谈理论的市场自由主义者，才在过去两个世纪中极其乐观地信奉着所有经济变化都是变好。
社会的暴露程度越高，国家越弱，错误地对“市场”抱有的信心越高，政治反弹的可能性就越大。在前共产主义国家，一代人已经被培养起来信奉自由市场和小政府；这不仅是目的本身，而且还是老政权所犯所有错误的反面。虽然“偷盗资本主义”（kleptocapitalism）不费吹灰之力就接替了出了问题的社会主义政权，但是，在一个前所未有的不安全时代生存下来，很可能会对脆弱的民主机构提出艰巨的挑战。
东欧的年轻人被误导着认为经济自由和干预性国家是非此即彼地互相排斥的——这是他们和美国共和党都相信的教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也附和了共产主义者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由此证明了在那些传统依旧得到很大的暗中支持的国家，回到极权主义很有诱惑性。
同样的，19世纪法国和英国的激进派的愤怒，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这样一种信念的驱使：经济生活是有道德法则的，而这些道德法则受到了新世界的工业资本主义的践踏。正是这种失落感——和它引发的革命激情——点燃了早期社会主义者的政治能量。左派一直是有些东西可以保存的。
这些观念，即使是对最完善的民主也是至关重要的。没有公共信任的强大机构，或者由资金完备的公共部门提供的可靠服务，平常百姓就会去寻找私营的替代品。即使是在世俗的西方，作为信仰、社区和学说的宗教也可能会经历一定程度的复兴。外来者，不管是如何界定的，都会被当作威胁、敌人和挑战。就像过去那样，稳定的许诺有和保护的舒适合并的危险。除非左派提出什么更好的建议，否则，我们看到选民回应做出这些承诺的人时就不应当吃惊了。
抛弃一个世纪的劳动，就是既背叛我们的前人，又背叛了我们的后代。承诺社会民主主义或类似的东西，代表着我们在一个理想的世界会为我们自己勾画的未来；这听起来很悦耳，但却会误导。但是，这又会回到不足信的谎言。社会民主主义不代表一个理想的未来；它甚至也不代表一个理想的过去。但是，在我们今天所拥有的选择中，它要优于任何别的选择。
社会民主党人的特点是谦虚——这种政治品质的优点被过高估计了。我们需要少为过去的缺点道歉，更坚定地谈论我们的成就。这些成就总是有所欠缺，我们不应为此不安。如果我们从20世纪什么也没有学到，至少我们应当憧憬这一点：答案越完美，其后果就越可怕。
我们在西方的人度过了长期的稳定阶段，沉浸在经济无限发展的幻觉之中。但这一切已经过去了。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我们在经济上会很不安全。我们肯定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任何一个时候都对我们的集体目标、环境健康或我们的人身安全更缺乏信心。我们对我们的孩子会继承什么样的世界一无所知，但是我们不再能够幻想它一定会和我们自己的世界一样。
2008年，43％的美国选民支持萨拉·佩林成为为美国副总统——离世界上最有权的政治职务只有一步之遥。就像荷兰煽动家们利用本地对穆斯林移民的恐惧，或者法国政治家们利用对法国“身份认同”被稀释的恐慌一样，佩林之流只会从显然无法控制的改变所引起的混乱和焦虑中获利。
此外，“捍卫”的社会民主主义有一份值得尊敬的遗产。在法国，世纪之初，社会主义领袖让·饶勒斯（Jean Jaurès）号召他的同志们支持被百货商店和大规模生产推向破产的小店主和技术工匠。在他看来，社会主义不仅仅是向前进入一个后资本主义的未来；它首先是对无助的和面临经济灭绝的威胁的人的保护。
希望我们不再重复30年代的错误的最好理由，是我们曾经经历过的那一切。不论我们对过去回顾得多么不足，我们也不可能忽视过去教给我们的所有教训。我们更可能会犯我们自己从未犯过的错误，并且带来有害的政治后果。事实上，大概是好运气，而不是明智的判断，才保护我们到目前为止尚未受到后者的伤害。但是，我们如果就这样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果是不明智的。
我们必须重新回顾我们的祖辈对付类似的挑战和威胁的办法。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美国的“新政”和“伟大社会”，都是对这些挑战和威胁的反应。西方很少有人能够想象自由机构的完全崩溃、民主共识的全面解体。但是，我们所知的“二战”，或者前南斯拉夫，表明任何社会都很容易堕入那种毫无限制的暴行和暴力的霍布斯式噩梦。如果我们要建立一个更好的未来，首先必须深深理解，即使是基础最稳固的自由民主体制，也很容易动摇。坦率地说，如果社会民主主义有一个未来，它将会是一个充满恐惧的社会民主主义。
——卡尔·波普尔
熟悉减少不安全感，所以我们描述和对付我们觉得我们了解的危险时，感到更舒服一些：恐怖主义者、移民、失业或犯罪。但是，未来几十年中，不安全的真正根源是那些我们大多数人无法确定的东西：剧烈的气候变化及其社会和环境影响；帝国的衰落及随之而来的“小战争”；面临对本地有破坏性影响的遥远动荡时的集体政治无能。这些都是沙文主义政治家最善于利用的威胁，正因为它们极易导致愤怒和羞辱。
在不理想的情况下逐步改善，应当是我们最好的希望，可能也是我们应当寻求的目标。其他人用了过去30年时间系统地瓦解和破坏它们的稳定：这应当使我们比现在更加愤怒。它应当使我们忧虑，即使仅仅是因为审慎的缘故：我们为什么这么急匆匆地拆毁我们的前人们辛辛苦苦地筑起的堤防呢？我们那么肯定再也不会有洪水了吗？
振兴国家的理由，并不单来自它作为一个集体工程对现代社会的贡献，还有一个更紧迫的考虑因素。我们进入了恐惧的时代。不安全感再一次成为西方民主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活跃成分。当然有对恐怖主义产生的恐惧，但是，更潜在的，是对无法控制的变化速度的恐惧，对失去工作的恐惧，对在资源分配日益不平等的情况下输给他人的恐惧，担心对我们日常生活的环境和常规失去控制的恐惧。还有，可能最重要的，是担心不仅我们不再能塑造自己的生活，而且那些掌权的人也在他们无法企及的力量面前失去了控制。
因此，第一个任务是提醒我们记住自己20世纪的成就，以及不顾后果急于拆除它们而可能带来的后果。这听起来不像为未来计划一个伟大的激进冒险那样令人兴奋，它可能的确如此，但是，就像英国政治理论家约翰·邓恩所说的，过去比将来的照明度要好一些：我们能够看得更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