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实，我们可能在考虑公共政策时局限在单纯的经济演算上，这在两个世纪以前就引起了关注。描述早期商业资本主义的最敏锐的作家之一孔多塞侯爵（the Marquis de Condorcet）就带着厌恶预见到了这样的前景：“在一个狂热的民族眼里，自由不过是保障金融活动之安全的必要条件。”那个时代的革命有一种将赚钱的自由和自由本身混为一谈的危险。
我们培养出了对追求物质财富孜孜以求、对其他那么多东西都无动于衷的一代人，我们如何开始弥补呢？我们或许可以这么开始，提醒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孩子，从前不是这样的。“经济学式”地思考，就像我们在最近30年里所做的，并不是人性所固有的。曾经，我们对我们的生活有不同的安排。
我们的无能为力是话语上的：我们只是不再知道如何谈论这些事情。过去30年中，当我们问自己是不是支持一项政策、提议或者动议的时候，我们把自己局限在最狭义的经济问题——利益和亏损上。但这不是先天就有的人类状况：它是后天习得的。
梅纳德·凯恩斯指责过他的经济学批评家的那种“虚假的精确性”今天依然存在。更糟的是：我们偷偷走私进来一套误导性的“道德”言辞来支持我们的经济论断，为我们赤裸裸的功利计算涂上一层沾沾自喜的光彩。比如说，当减少穷人福利时，英国和美国的立法者们都对他们不得不做出的“艰难选择”表现出一种奇怪的骄傲。
我们也被搅糊涂了。今天常规性的经济推理用“理性选择”来描述人类行为，它不能预见也不能防止银行倒闭，表面上伤痕累累，但显然还是岿然不动。这种理论宣称，我们都是经济动物。我们追求自身利益（定义为最大化的经济优势），极少涉及譬如利他主义、自我否定、品位、文化习惯或集体目的等外在标准。只要得到足够的和准确的“市场”信息，不管是真正的市场还是专事股票和债券买卖的机构，我们就会做出对我们个人和团体都有利的最佳选择。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但是，这类价值远远不是资本主义的本性里所固有的，而是来自古已有之的宗教或社群习俗。靠着传统的约束、世俗和教会精英持久的权威的支持，资本主义的“看不见的手”一直给人一种幻觉，似乎它能够不犯错误地弥补资本主义实践者们的道德缺陷。
近至20世纪70年代，认为生活的核心就是变富、政府的存在就是为了帮助人们变富的观点会被嘲笑：不仅会被资本主义的传统批评家们嘲笑，也会被很多坚定地为资本主义辩护的人嘲笑。在战后那几十年，人们对为财富而追求财富普遍更为冷漠。1949年对英国男学生的一项调查发现，男生越聪明，他就越可能选择一种工资一般但有趣的工作，而不是一个仅仅挣钱很多的职业。今天的小学生和大学生，除了找一份挣大钱的工作，别的什么都不想。
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谈论我们选择管理社会的方式呢？首先，我们不能继续在道德真空里评判我们的世界和我们做出的选择。即使我们确认一个得到了足够资讯、有自知之明的理性的个人永远会做出符合自己最佳利益的选择，我们仍旧需要探询这些利益究竟是什么。它们不能从个人的经济行为中推断出来，因为这样一来就是循环论证了。我们应当探询平常百姓们自己要些什么，在何种条件下这些需要可能得到满足。
我所关注的不是这些设想是否真实。没有人今天能够一本正经地宣称所谓的“有效市场假说”还有任何残留。老一辈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曾经指出，社会主义计划的误区是，它要求一种凡人从来不曾具有的、对现在和未来无所不知的完备知识。他们是对的。但是，这看起来也同样适用于市场理论家：他们也不是无所不知，结果，后来发现他们其实一无所知。
这些开始时的美好条件不再存在了。建立在契约基础上的市场经济无法从内部产生这些条件，正因如此，社会批评家和宗教批评家（尤为引人注目的是20世纪初主张改革的教皇利奥八世）提醒人们注意毫无管制的市场经济和极端分化的贫富差距对社会造成的腐蚀性威胁。
穷人的投票人数比别的人口要少。因此，惩罚他们的政治风险很小：这类选择又到底有多么“艰难”？如今，我们为自己能够坚强地造成他人的痛苦而感到骄傲。如果我们还使用“坚强”以前的定义，坚强应该意味着承受痛苦而不是增加别人的痛苦，那么，我们可能会三思而后行，而不是这么麻木地将效率凌驾于人类感情之上。
一旦我们允许自己不听从会计师的盈利测试，我们就开始改变了我们的文明。
显然，我们不能没有信任。如果我们确实互相不信任，我们就不会为互相支持而纳税。因为害怕来自我们那些不值得信任的同胞的暴力和欺骗，我们也不会贸然行事。此外，信任也不是一种抽象的美德。资本主义在今天受到这么多人的批判，这些批判并非全部来自左翼；其中一个原因是，市场和自由竞争也要求信任和合作。如果我们不能信任银行家会诚实行事、贷款经纪人会诚实介绍他们的贷款、公共监管机构会揭发不诚实的交易人，那么，资本主义本身就会陷于停顿了。
只是想象一种不同的社会，为什么我们都觉得这么难？为什么我们完全不能想象一种对我们的共同利益有利的不同秩序？我们命中注定永远被围困在功能失调的“自由市场”和被大肆渲染的“社会主义”的混乱之间吗？
市场不会自动产生信任、合作和为了共同利益而进行的集体行动。恰恰相反：经济竞争的本性就是，打破常规的参与者，至少在短期内，会战胜那些更注重伦理的竞争者。但是，资本主义无法从这种玩世不恭的行为里长久地存在下去。那么，为什么这种潜在的自我毁灭的经济秩序系统维持了那么久呢？或许是因为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出现而来的约束、诚实和节制的习惯。
我们曾经历过这样的情形。1905年，年轻的威廉·贝弗里奇（William Beveridge）——他1942年的报告将会奠定英国福利国家的根基——在牛津发表了一次演讲，质问为什么政治哲学在公共辩论中被古典经济学遮蔽了。贝弗里奇的质问在今日同样有力。但是，政治思想的销蚀，和伟大的古典经济学家的著作本身毫无关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