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0月，我在纽约讲了一次课，讨论这本书里提出的一些主题。第一个问题是一个12岁的小学生提的，我觉得值得在这里记录一下，因为它涉及我想总结的一个问题。提问者直奔主题：“你好，你每天就这些问题参与对话甚至是争论，然后有人提到了社会主义这个词，就好像一块砖头落到了这个对话上，再也没法恢复原型了。你建议用什么样的办法来恢复这个对话呢？”
因此，当“社会民主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出现在西欧、加拿大或新西兰的对话中时，砖头不会落下来。相反，对话会转向十分实际和技术性的方向：我们还能负担得起全民退休计划、失业补偿金、受挟持的艺术产业、低廉的高等教育等等吗，还是这些福利和服务昂贵得难以维持？如果是这样，怎么把它们变得能够负担得起？它们中哪一项——如果有的话——是必不可缺的？
我不这么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个带有20世纪历史的19世纪思想。这并不是什么不可逾越的障碍，我们也可以这样说自由主义。但是，历史的包袱是货真价实的——苏联及其大部分从属国都自称“社会主义”，多少诡辩术（“那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都不能避开这个事实。同样的原因，马克思主义也被它的遗产无可挽回地玷污了，不管我们从阅读马克思著作里还能够得到多少益处。在每个激进的方案前加上“社会主义”的形容词，纯粹就是招引毫无结果的争论。
从这个角度看，社会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一样，是欧洲民族国家兴起的副产品：一种回应发达国家工业化的社会挑战的政治思想。不仅在美国没有“社会主义”，而且，社会民主主义作为激进目标和自由主义传统之间的行之有效的妥协，在任何别的大陆都没有得到广泛支持。非西方世界里，对革命的社会主义倒是不乏热情的追逐者，但是，独特的欧洲式的妥协却没有顺利出口。
然而，社会民主主义不仅仅是为了防止更坏的选择而保留有价值的机构。它也不需要如此。我们世界的很多问题可以最好地用古典政治思想的语言来抓住：我们本能地熟知不公正、不公平、不平等和不道德——我们只是忘记了如何谈论这些问题。社会民主主义曾经阐明过这些问题，直到它也迷失了路径。
从我那位12岁的对话者那里知道，小学生们又在讨论这些问题，这一点令我十分欣慰，尽管提及“社会主义”会使话题颤颤巍巍地停下。我1971年开始在大学教书时，学生们痴迷地谈论社会主义、革命、阶级冲突之类——涉及的常常是当时所称的“第三世界”：在靠近家门口的地方，这些问题好像基本上都解决了。后来的20年间，对话退回到了更关涉自我的问题：女权主义、同性恋权利和认同政治。在政治上更富有经验的人群中，出现了对人权和复兴“公民社会”语言的兴趣。1989年以后一个短暂的时期，西方大学的年轻人受到了不仅来自东欧和中国，而且也来自拉美和南非的解放活动的吸引：从奴役、强迫、压制和暴行中得到解放，是当时的伟大主题。
但是，“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之间存在重要区别。社会主义是有关变革性的变化：用一个建立在完全不同的生产和所有制系统基础上的继任政权取代资本主义。相反，社会民主主义是一个妥协：它意味着接受资本主义和议会民主主义作为框架，在这个框架以内，迄今为止一直受到忽略的大部分人口的利益现在将会得到关注。
社会民主主义有前途吗？20世纪最后10年，人们普遍认为，上一代人的社会民主主义共识开始瓦解的原因，是它不能提出一个超越民族国家的愿景，更不能建立实际机构。如果世界正在变小，国家对国际经济的日常运转也变得更边缘化，那么，社会民主主义希望提供什么？
人们一般将这个观察看作保守主义。但是，伯克是对的。所有的政治理论，必须从一开始就不仅要理解我们与更好的未来的关系，而且也要理解我们与过去的成就的关系，包括我们自己的成就和前人的成就。左派对这个要求忽视了太长时间：我们太拘泥于19世纪的浪漫主义者，急于把旧世界抛在脑后，对现存的一切都进行激进的批判。这种批判可能是重大变革的必要条件，但它也可能使我们误入危险的歧途。
我很高兴地带着这个念头结束这本书：我们处在一个新时代的边缘，那个自私的10年已经过去了。但是，我90年代的学生和后来的学生真的自私吗？所有方面都向他们保证激进的变化已经过去，他们在周围找不到可以遵循的榜样，没有可以参与的争论，没有可以追求的目标。如果你周围看见的每一个人生活的目标就是商业上的成功，那么，它就会成为除了极少数独立的年轻人以外的所有人的默认目标。托尔斯泰告诉我们，“没有人不能习惯的生活条件，尤其是当他看见他周围所有的人都接受了这些生活条件的时候”。
正如我在回应中提到的，瑞典的“砖头”落下来的方式有些不同。即使是今天，提到社会主义，在欧洲的讨论中并不比在拉美或世界其他任何地方引起更令人尴尬的沉默。这是一种独特的美国式反应——而提问人，一个美国孩子，提出了一个很有道理的论点。改变美国公共政策辩论的方向，其中一个挑战就是克服对任何有“社会主义”之嫌，或者有可能被这把刷子抹黑的一切事物的根深蒂固的怀疑。
在德国，批评者们指责社会民主党为了追求自私和偏狭的目的而抛弃了理想。整个欧洲的社会民主党人都无法说出他们代表什么。保护和捍卫地方或局部利益是不够的。这样的算计，将德国的（或荷兰的或瑞典的）社会民主主义看作是为德国人（或荷兰人或瑞士人）的诱惑，一直是存在的：今天它好像是胜利了。
这些差异至关重要。社会主义在很多国家失败，但社会民主主义不仅在很多国家上台，而且还得到了超出其创始人最大胆的梦想之上的成功。曾经在19世纪中叶还显得理想主义的、50年后还被当作激进的挑战的，如今在许多自由国家已经成了日常政治。
即使是在社会民主主义机构在文化上更根深蒂固的斯堪的纳维亚，欧盟成员身份——或者仅仅是加入世贸组织或其他国际机构——似乎也会限制本地提出的立法。简而言之，社会民主主义早期理论家们热情地将国际化勾画为资本主义的未来，也是同样一种国际化，注定了社会民主主义的失败。
通过写这本书，我希望给那些试图根据我们的生活方式阐明自己目标的人，尤其是年轻人，提供某些指导。但是，这还不够。作为一个自由社会的公民，我们有责任批判性地看待我们的世界。但是，如果我们认为我们知道错在哪里，那么，我们必须根据这个认识行动起来。众所周知，哲学家迄今为止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关键是改变世界。
如果我们还要有国家，如果国家还要在人们的生活中起到一些作用，那么，社会民主主义的遗产就仍然有意义。过去能够教给我们一些东西。埃德蒙·伯克在怒气冲冲地批判法国革命的时候，警告过以未来的名义抛弃过去的幼稚倾向。他写道，社会“……不仅是活着的人之间的合作关系，而且是活着的人和死去的人以及将要出生的人之间的合作关系”。
因为，在现实中，我们只能在现有的基础上进行建构。如那同一批浪漫主义者所知，我们植根于历史。但是，19世纪时，“历史”很舒服地端坐在急于变革的那一代人肩上。过去的机构是一种障碍。今天，我们有很好的理由有不同的想法。我们欠我们的后代一个比我们所继承的世界更好的世界，但是，我们也对我们那些先人有所亏欠。
这里有很多我不懂的东西，在某些方面我甚至不喜欢，但是我立即认识到它是一种值得为之奋斗的局势。
那些更有意识形态动机的人提出的更宽泛的问题是，目前这种形式的社会福利国家是不是应当继续下去，还是它们已经超过了有用期。一个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保护和保障的体制，比一个由市场操纵、国家的作用被限制在最小的社会更“有用”吗？
然后就是90年代：失去的20年中的头10年，繁荣和无限的个人发展的幻觉，取代了所有关于政治解放、社会公正或集体行动的讨论。在英语世界，撒切尔和里根的自私的非道德主义——用19世纪法国政治家基佐（Guizot）的话说，“发财！”（Enrichissez-vous）——让步给了婴儿潮一代政治家的空洞造句。在克林顿和布莱尔任内，大西洋世界踌躇满志地停滞下来。
除了局限于一个有特权的大陆以外，社会民主主义似乎也是特定历史环境的产物。我们怎么能假设这些环境会重复出现呢？如果它们不重复出现，那么，未来一代为什么一定要追随他们的祖辈而接受前几十年那种预防性的和审慎的妥协呢？
乔治·奥威尔曾经观察过，“将普通人吸引到社会主义、使他们愿意为之献身的‘社会主义的魔力’，就是平等的思想”。今天仍是如此。正是社会内部和社会之间的越来越严重的不平等引起了如此多的社会病态。极端不平等的社会也是不稳定的社会。不平等会引起内部分裂，而且，迟早会引起内部斗争，其结果往往是不民主的。
这个问题在1981年变得尖锐起来：法国最近一位社会主义总统当选，当选的承诺是他会忽视欧洲级别的规章和协议，为他的国家创立一个自治的（社会主义）未来。两年之内，弗朗西斯·密特朗就像英国工党几年后那样，逆转了方向，接受了现在看来是无法避免的事实：不可能有和国际协议不一致的（有关税收、再分配和公共所有权的）特定的社会民主主义国家政策。
直到80年代后期，很少能够碰到很有前途的学生表示对上商学院感兴趣。确实，商学院本身在北美之外基本上不为人所知。今天，这种愿望——和机构——都很普及了。在教室里，上一代对激进政治的热情也让位给了茫然的困惑。1971年，每个人都是，或者愿意被人认为是某种“马克思主义者”。到2000年时，只有少数本科生知道那究竟是什么意思，更少有人明白为什么它曾经风行一时。
乔治·奥威尔 《向加泰罗尼亚致敬》
迎接这个挑战有两个途径。一是干脆把“社会主义”搁置一边。我们可以承认这个词和思想都因为它们和20世纪独裁的关联而被污染了，然后把它排除在我们的讨论之外。这就是简单化的好处，但它会让人指责为虚伪。如果一种思想或政策听起来像社会主义，行动起来也像社会主义，那么，我们难道不应当一五一十地承认真相就是如此吗？难道我们不能希望将这个词从历史的垃圾箱里找回来吗？
西欧社会民主党人对巴尔干——一个他们情愿一无所知的遥远地区——的暴行保持沉默，那些暴行的受害者并没有忘记这一点。社会民主主义者需要再次学会如何跨过国界进行思考：一个志在平等或社会公正的激进政治运动，却对更广泛的伦理挑战和人道理想充耳不闻，这是非常不符合逻辑的。
但是，当环境变化时，理论也应当随之变化。我们不久就又会听到自由市场教条的空谈家们的言论了。所谓的G20国家集团很受那些他们在审议中排斥在外的次要国家的愤恨，它想成为未来的决策中心的愿望也带有很大的风险；但是，这个集团的出现，无疑证实国家回到了舞台中心。关于国家已经死亡的报告显然是极度夸大了。
回答取决于我们认为什么是“有用”：我们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我们愿意承受或者寻求什么样的体制来建立这样一个社会？我希望这本书已经揭示出，我们需要重新提出“有用”的问题。如果我们把自己局限在经济效益和生产力的问题上，忽视伦理思考和所有涉及更为广泛的社会目标的问题，我们就根本没有希望深入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