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托马斯突然想起那位递给他声明书的胖警察,与这位大下巴编辑没什么两样,人们都是试图让他在一份不是自己写的声明上签名。
很明显,事情与窗户无关。他们不是叫他来洗窗户的,只是设了个骗他来的圈套。他从没与儿子谈过话,这还是第一次与他握手。他只是熟悉儿子的面容却无意了解其它。他所关心的是,他对儿子知道得越少越好,但愿双方都这么想。
托马斯飞快地运转着思绪。赦免政治犯?就靠这些被当局抛弃了的人(他们自己就是潜在的政治犯)对主席提出要求?即便当局碰巧有赦免政治犯的计划,这样的请愿书,唯一结果也只能是适得其反!
编辑刚刚已经说了,有些人同意赦免政治犯,却又提出千万条理由来反对在请愿书上签名。在他看来,他们的理由只是许许多多的借口而已,都是怯懦者的烟幕弹。那托乌斯还能说什么呢?
打开门,他松了一口气。面前是一位高个头、背有点驼的男人,下巴大大的,看上去似乎有些面熟。
不错,不错,托马斯想,可那与政治犯们有什么关系呢?你要求赦免也好,要分清麦子与麦壳也好,这不是一码事。
“当然,”托马斯仍然笑着,把手伸向那年轻人。这是他的儿子。
托马斯的儿子和编辑一起笑了。
“是张好画,”托马斯说,“我记得很牢”。
他的儿子替对方回答了。这是他第一次听到儿于说话,惊奇地注意到他说话结结巴巴。
为了理清思绪,他说:“好了,你们要我先洗哪个窗户?”
他儿子打断了他的思路,“重要的,是要指出,在这个国家仍有一帮人没有被吓住。大家都表明立场。把麦子与麦壳,分别清楚。”
“我看不出,我的名字出现在请愿书上会帮助你们的政治犯。让那些与当局没有冲突过的人签名,也许会好一些。那些人起码对当权者们还有些影响。是不是?”
他终于用笑声打破了沉默,指着墙上的宣传画:“有这个当兵的逼我,问我签还是不签,我不可能想清楚了。”
“没有什么要想的。”儿子的话虽然咄咄逼人,语调却近乎祈求。现在,他们双双对视着,托马斯注意到孩子全神贯注时上嘴唇的左角微微翘起,这正是自己平常从镜子里看胡须是否刮干净了时,在自己脸上看到的一种表情。从其他人脸上发现这一点,使他感到不安。
他第二天早晨去于活,脑子里还牵挂着特丽莎。给玻璃擦洗工分配工作的文人说,一位私人顾主坚持点名让托马斯去。托马斯不想去,担心又是另外某个女人,此刻他的心让特丽莎完全占据着,没有冒险的兴致。
他们在一张小会议桌一般的桌子旁边坐下来,托马斯意识到对面的两个男人都是自己过失的产物,他的第一个妻子迫使他养下了这位少年的,而他被警察审讯时,对这位老者的尊容作过描绘。
试想你有一条断臂移植在别人身上,试想那人就坐在你对面,用你的手臂冲着你打手势,你一定会死死盯着那手臂如同见了魔鬼。即使那是你自己的、心爱的手臂,它接触你的可能想必会使你魂飞魄散!
“请进。”那人笑着把他让进屋。
“拿来吧。”他接过那张纸。
“根据我们的消息来源,”他说,“政治犯受到了,非常粗暴的虐待,有几个,处境险恶。我们,决定起草一份请愿书,由捷克最重要的知识分子,签名。这些人物,还算得上,什么的。”
编辑交给托马斯一张纸,上面短短几行,用一种较为客气的方式,呼吁共和国主席赦免所有的政治犯。
托马斯的儿子也笑了,是一种谙熟世事者的笑:“唯一困难的,是他们绝不会签名!”
“你们叫我来,让我参谋一下我那一行的可能人选吗?”托马斯问。
“好了,”托马斯笑过以后说,“我想想吧,过几天我们还能碰碰头吗?”
最近,她又一次进入了他的大脑。一天早晨,她和往常一样取牛奶回家时,站在门道里,怀里揣着一只用她的红头巾包着的乌鸦,那样子就象吉普赛人抱着自己的小孩。他总忘不了:就在她的脸旁,乌鸦极为哀怨地嘴向上翘着。
“你为我们报纸写过稿,我们是不会忘记的。”编辑又朝托马斯微笑。
编辑笑了;“当然是这样。”
“我想,没有必要让我给你们两位作什么介绍吧。”那男人说。
他们三个人一场好笑,编辑又讲了他们报纸怎么被查禁的经过,讲了那位设计这张宣传画的画家现在在于什么,还有其他捷克画家、哲学家以及作家们的处境。入侵之后,他们都下放改行,成了窗户擦洗工,停车场看守员,守夜的,公共楼宅烧锅炉的,或者最好的——通常得有门路——出租车司机。
随后,她向他抱怨,说有个男人老在她工作时找麻烦,还抓住她脖子上廉价的项链,说她只有靠额外的卖淫收入才买得起那东西。她对此极为心烦意乱。也许过分认真了,托马斯想。他突然觉得难过,近两年来他能见到她的时候是何其少,他几乎没有机会握住她的手使之停止颤抖。
不,事实上这还不只是结结巴巴,比口吃更严重。他越讲越慢,无论有意与否,发每个字音都用重读,或者用最强音。他自己显然也感到了这一点,两额还未恢复到原有的苍白,又涨得绯红。
接下来,只等着大下巴的人介绍他自己了。
他又一次得意了!又一次自得地感到人们还没有忘记他是个医生。他表示推辞,仅仅是出于谦让:“等等,光凭他们把我踢出来,并不能说明我是个著名医生呵!”
于是,三个人又笑了一阵。
真是个绝妙的玩笑。“两千字宣言是1968年布拉格之春中第一个光荣的宣言,呼吁着当局的激进民主化。开始只有一些知识分子签名,后来其他人也出来要求签名,最后签名的人太多,就没法统计人数了。红军侵占他们国土之后,发动了一系列的政治清洗运动,每个公民都回答一个问题:‘你在两千字宣言上签了名吗?’承认自己签了的人,都被立即解雇。”
“这倒不是说,我们不去跟他们周旋,或者说我心肠好得怕他们难堪,”他笑了,“你该听听他们找出的借口,稀奇古怪!”
他又换了一种开玩笑的语调:“可照我看来,我们也没有什么可以藏藏掩掩的。想想看,它今后对捷克未来的历史学家们不知道会带来多少好处哩。捷克所有知识分子的所有活动,都在警察局的档案夹中记录在案!你知道那些史传文学家们:象伏尔泰、巴尔扎克,或者托尔斯泰,他们要费多大的劲去重新构想人们性生活的细节吗?捷克作家们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一切都记在录音带上,包括每一声最后的叹息。”
他转向墙中那想象的麦克风,用洪亮的声音说:“先生们,象以前一样,我想借此机会鼓励你们努力工作,我谨代表我自己以及所有未来的历史学家向你们表示感谢。”
“我看你好面熟!”托马斯说,“对了,现在对上号了。就是那名字。”
当父母与自己的孩子在一起度过孩子的童年时,他们会慢慢习惯这种相似性,他们会觉得这些太平常了,如果他们中断这种相似以后再回头想到这些,或者还会觉得有趣。但托马斯有生以来是第一次与儿子谈话!他还不习惯与自己这张不相称的嘴巴面对面地坐在一起!
“什么时候都可以,”编辑说,“不幸的是,请愿书等不了,我们打算明天就将它递交主席。”
然后,他脸上的笑容消失了,继续说:“尽管我们认真对付,但这不是我的公寓,是我一位朋友的。我们不能绝对地确认警察在偷听我们,有可能而已。如果请你到我那里去,就可以打包票了。”
那两个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你们究竟要做什么?”托马斯问。
“好画,不是吗?”那编辑指着托马斯对面墙上一幅镶框的大宣传画说。
“骑墙吗?”编辑问。
是的,他是在骑墙观望,只是不敢这么说。墙上有一幅画,士兵威胁地指着他说:“你对参加红军犹豫不决吗?”或者说:“你还没有在两千字宣言上签名吗?”或者说:“你在两千字宣言上签过名吗?”或者说:“你的意思是你不愿意在赦免请愿书上签名吗?!”不论这个士兵怎么说,反正是在威胁。
“但愿那位红军没有在听我们的话。”编辑笑着说。
最后,编辑讲到问题的关键了。他说,越来越多的人仅仅是坚持自己的意见,便无缘无故地被送进了监狱,他的结论是:“所以,我们决定要做点什么。”
托马斯的儿子笑着表示赞成。
托马斯这才扫了那屋子一眼。四壁都接着有趣的画,大多数是照片和宣传画。编辑挑出的那张曾经登在1969年入侵者封闭他们报纸前的最后一期上。那张画模仿了1918年苏联国内战争征兵时的一张著名宣传画,画上有一个士兵,帽子上戴着红五星用分外严峻的眼神直瞪瞪地盯着你,将食指指向你。原画的俄文标题是:“公民,你加入了红军吗?”取而代之的捷文标题是:“公民,你在两千字宣言上签了名吗?”
“当然,他们开始都表示同意我们,完全站在这一边。”编辑继续说,“他们说,只是需要一个不同的方式,更慎重,更理智,更周全。他们对签名怕得要命,不签呢,又担心我们瞧不起。”
还有个青年人站在那里,脸色红亮,望着托马斯试图笑一笑。
“你不站在受迫害的一边吗?”他儿子补充说。托马斯突然明白了,他们所演的这一幕中,要害所在不是政治犯的赦免,而是他与儿子的关系。他签字,他们的命运就联系在一起了,托马斯多多少少得尽责地与他友好;不签字呢,他们的关系就会象以前一样不存在。不取决于儿子的意志也不取决于他的意志,儿子会因为他的懦弱而拒绝承认他。他处在一种棋场败局的境地,—无法回避对方的将军,将被迫放弃这一局。他签与不签都没有丝毫区别。这对他的生活或者对那些政治犯们,都不能改变什么。
编辑说得满有风趣,但托马斯还是想着自己的儿子,不能集中精力听。他记得最近两个月内他老在街上从自己身边走道。显然,这些相遇并非偶然。他绝对没有料到他竟会和一位受迫害的编辑在一起。托马斯的前妻是一个正统的共产主义者,托马斯自然会设想他儿子是在她的影响之下。他对儿子一无所知。当然,他可以问问儿子他与母亲的关系怎么样,但他觉得当着第三者的面这样问不够得体。
她发现有人用象哥萨克活埋俘虏一样的方式把乌鸦埋了半截。“是孩子们于的。”她的话不光是陈述事实,还流露出一种意料不到的对人们总的深恶痛绝。这使他想起不久前她对他讲的话来:“我开始感谢你了,你没想要孩子。”
“是的。”托马斯的儿子欣然地叹了一口气,托马斯可能没有察觉。
“不,”编辑笑了,“不是要你参谋,我们要你签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