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丽莎总是出现在我的眼前。我看见她坐在树枝上,抚摸着卡列宁的头,反复思索着人类的滨裂。我脑海中又出现了另一幅图景:尼采离开他在杜林的旅馆,看见一个车夫正在鞭打一匹马。尼采跑上前去,当着车夫的面,一把抱住了马头放声大哭起来。
路上,他们碰到一位邻居,那女人脚踏套鞋急着去中棚,却停了够长的时间来问:“这狗怎么啦?看起来一跛一拐的。”“他得了癌症,”特丽莎说,“没希望了。”她喉头梗塞,说不下去。那女人注意到了特丽莎的泪水,差点冒起火来:“天呐,不要跟我说了,你要为一条狗嚎掉一条命呵!”她并无恶意,是个好心的女人,只是想安慰特丽莎。特丽莎懂得的。在乡村这一段时光里,她已经意识到,如果乡亲们象她爱卡列宁一样也爱着每一只兔子,那么他们就不可能屠杀任何禽兽,他们和他们的禽兽就都要饿死。但是,眼下这位妇人的话还是使她一震,觉得不够友好。“我懂的。”她顺从地回答,很快转过身子径自走了。她对狗所承担的爱,使她感到隔绝和凄凉。她掺然地笑笑,对自己说,她需要把这种爱藏得更深些不至于招人耳目。人们想到某人爱着一条狗的话,必然会纷纷义愤。但如果哪个邻居发现特丽莎对托马斯不忠,却会在她背上开玩笑地拍上一掌,作为暗中团结一致的信号。
卡列宁把头静静地搁在特丽莎的膝头上,她不停地抚摸着它,另一些想法又在脑子中闪现:对自己的同类好,并不是什么特殊的功绩。她不得不公平大方地对待其他村民,是因为不这样做她就不可能生活在那里。即使是对托马斯,她的爱举也是出于责任,因为她需要他。我们从来不能确定地指出,我病人际关系中的哪一部分是我们感情的结果——出自爱慕、厌恶、仁慈,或者怨恨——还有哪一部分是被各自生活中某种永恒的力量所预先决定。
很快,报纸开始推出特写专栏,组织读者来信运动,比方说,要求在市区范围内消灭鸽子。鸽子眼看着将遭到灭绝。但最主要的运动矛头是指向狗。人们仍然在占领的大祸中惶恐不宁,电台、电视台以及报纸却大谈特谈其狗:它们怎样弄脏了我们的街道,怎样乱喊乱叫,怎样危及我们孩子们的身体健康,百弊无利,百害无益,而且还得绘它们东西吃。他们煽起的热潮如此丧心病狂,以至特丽莎一直害伯哪位疯狂的暴徒会来伤害卡列宁。仅仅一年以后,积累起来的怨很(怨恨一直在发泄,落到动物头上只是作为一种训练),找到了它的真正目标:人。人们开始从工作岗位上被赶走,被逮捕,被投入审判。动物终于可以自由呼吸了。
真正的人类美德,寓含在它所有的纯净和自由之中,只有在它的接受者毫无权力的时候它才展现出来。人类真正的道德测试,其基本的测试(它藏得深深的不易看见),包括了对那些受人支配的东西的态度,如动物。在这一方面,人类遭受了根本的溃裂,溃裂是如此具有根本性以至其他一切裂纹都根源于此。
这就是我所热爱的尼采,正如我所热爱的特丽莎——一条垂危病狗把头正搁在她的膝盖上。我看见他们肩并着肩,一齐离开了大道向下走去。那条大道上正前进着人类,“自然的主人和所有者”。
现在,我们可以把这个界定当作一个玩笑,用一种自觉优越的哈哈笑声把它打发。但是特丽莎是认真对待它的,因此发现自己处于某种不安全的地位:这种观点很危险,正在使她与人类的其他人拉开距离。尽管《创世纪》说上帝给予了人对所有动物的统治权,我们还是可以解释,这意昧着上帝仅仅是把它们交付给人来照看。人不是这颗星球上的主人,仅仅是主人的管理者,于是最终应该对管理负责。笛卡儿向前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他认为人是“maître et propriétaire de la nature(自然的主人和所有者)”。毫无疑义,他的这一步与他直截了当地否认动物有灵魂,有着深深的联系。笛卡儿说,人是主人,人是所有者,因此野物仅仅是一种自动机,一种能活动的机器,a machina animata。一个动物感觉伤心,这不是伤心,只是一种不中用了的装置发出刺耳噪声。一辆马车的轮子咬咬嘎嘎作响,并不是什么痛,只是需要加油而己。所以,我们毫无理由为一条狗在实验室被活活剖开而悲伤。
有一头牛对特丽莎表示友好。小牛停下来,用棕色的大眼睛盯着她。特丽莎认出了这头中,一直叫它玛克塔。她总是乐于给所有的牛取名字,不过牛太多了,她做不到。不久以前,大约是四十年以前,村庄里所有的牛都是有名字的(如果有一个名字就意昧着有一颗灵魂的话,我可以说,这些中都有一颗憎恶笛卡儿的灵魂)。但是后来,各个村庄都变成了大集中的工厂。牛只能在牛栏里五码见方的一块小地方毕其终身。从那以后,它们就没有名字了,成为了machinaeanimate(能活动的机器)。世界证明了笛卡儿是正确的。
特丽莎伴着牛群行走,赶着它们,为职责所迫而对它们给以约束,因为小牛们活蹦乱跳,爱往地里跑。卡列宁总是陪着她,天天如此随她去草场已有两年了。他总是乐于对牛群的严厉,冲着它们吼叫,维护自己的权威(他的上帝给了他统治牛类的威权,他为此而骄傲)。然而今天,他实在困难重重,—靠三条腿一跛一跛,第四条腿上还带着正在化脓的伤口。特丽莎总是弯下腰去抚摸他的背脊。很清楚,动手术两个星期之后,癌症还在继续扩散,卡列宁将每况愈下。
象平常一样,特丽莎在山路上继续走着,看着她的牛互相挤擦,想到这是些多么好的小牲口。安详、诚实,有时候孩童般地活泼,看上去都象些故作稚态的老人。没有什么比牛的嬉戏更使人动心了。特丽莎在它们的一些滑稽动作中得到乐趣,不禁想到(两年的乡村生活中,这个观念一直在不断地向她闪回),一个人简直是牛身上的寄生虫,如同绦虫寄生在人身上:我们吸血鬼一样吸吮着牛乳。非人类的生物可能在他们的动物学书本里是这样来界定人的:“人,牛的寄生物。”
这篇文章是后来一切事情的预兆。入侵后开始的几年,恐怖统治还不怎么典型。整个民族没有一个人在实际行动上赞同占领当局,占领者们不得不搜寻出少许例外,把他们推上台。但是他们能到哪里去找呢?对当局的忠诚和对超级邻居的热爱都死了。他们只能找那些为了什么事来报复生活的人,找那些脑子里总想报仇泄愤的人。然后,他们不得不注重、培养和保持这些人的侵略挑衅素质,给他们一些临时的代用品进行实践。他们看中的代用品就是动物。
我们受赐于这种权利的原因,是我们站在等级的最高一层。但是如果让第三者进入这场竞争——比方说,一个来自外星的访问者,假如上帝对这个什么说:“子为众星万物之主宰”——此刻,《创世纪》的赐予就成为了问题。也许,一个被火星人驾驭着拉套引车的人,一个被银河系居民炙烤在铁架上的人,将会回忆起他曾经切入餐盘的小牛肉片,并且对牛(太迟了!)有所内疚和忏悔。
《创世纪》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上帝创造了人,是为了让人去统治鱼、禽和其他一切上帝的造物。当然,《创世纪》是人写的,不是马写的。上帝是否真的赐人以统辖万物的威权,并不是确定无疑的。事实上,倒有点象这么回事,是人发明了上帝,神化了人侵夺来的威权,用来统治牛和马。是的,即使在血流成河的战争中,宰杀一匹鹿和一头牛的权利也是全人类都能赞同的。
牛群开始吃草了,特丽莎坐在一个树桩上,身边的卡列宁把脑袋搁在她的膝头上。她回忆起约摸十年前在报上读过的一条补白新闻,仅仅两行字,谈的是在俄国某个确切的城市,所有的狗怎样被统统射杀。这是一篇不显眼而且看来没什么意义的小文章,但正是它,使她深深感到了对祖国那个超级邻居的绝对恐怖。
这件事发生在1889年,当时尼采也正在使自己离开人的世界。换一句话说,他的精神病就是在那时爆发了。但是正基于这个原因,我觉得他这一动作的广阔内涵是:尼采正努力替笛卡儿向这匹马道歉。他的精神失常(这是他最终与人类的快别)就是在他抱着马头放声痛哭的一瞬间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