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观念使我们容易想起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因是因非”说和“不起分别”说。这本小说英文版中常用的lndifferent一词（或译：无差别、冷漠无所谓），也多少切近这种虚无意识。但是，我们需要指出，捷克人民仍在选择，昆德拉也仍在选择，包括他写不写这本小说，说不说这些话，仍是一种确定无碍的非此即彼，并不是那么仙风道骨indifferent。
也许昆德拉本就无意潜入透明的纯艺术之宫，也许他的兴奋点和用力点除了艺术之外，还有思想和理论。已经是现代了，既然人的精神世界需要健全发展，既然人的理知与情感互为表里，为什么不能把狭义的文学扩展为广义的读物呢？《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显然是一种很难严格类分的读物，第三人称叙事中介入第一人称肆无忌惮的大篇议论，使它成为了理论与文学的结合，杂谈与故事的结合；而且还是虚构与纪实的结合，梦幻与现实的结合，通俗性与高雅性的结合，现代主义先锋技巧与现实主义传统手法的结合。作者似乎想把好处都占全。
我们对东欧文学毕竟介绍得不太多。个中缘由，东欧语言大都是些小语种，有关专家缺乏，译介起来并非易事。再加上有些人文学上“大国崇拜”和“富国崇拜”的短见，总以为时装与文学比翼，金钞并小说齐飞。
这本书原来为作家出版社（北京）在1987年反对“资本阶级自由化”高潮中内部出版并连连再版重印，使我们意外地欢喜。此次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台北）将其在台湾地区印行，我们借机对译文作了几处修订，并将作家出版社编辑曾删去约二百余字重新补入，使之更为完整。
我们还得先了解下一下昆德拉其人。他1929年生于捷克，青年时期当过工人、爵士乐手，最后致力于文学与计算机。在布拉格艺术学院当教授期间，带领学生倡导了捷克的电影新潮。1968年苏联坦克占领了布拉格之后，曾经是共产党员的昆德拉，终于遭到了作品被查禁的厄运。1975年他移居法国，由于他文学声誉日增，后来法国总统特授他法国公民权。他多次获得各种国际文学奖，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可笑的爱》（1968年以前），长篇小说《笑话》（1968）、《生活在他方》（1973）、《欢送会》（1976）、《笑忘录》（1976）、《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1984）。
昆德拉由政治走向了哲学，由捷克走向了人类，由现时走向了永恒，面对着一个超政治超时空而又无法最终消灭的敌人，面对着像攻瑰花一样开放的癌细胞，像百合花一样升起的抽水马桶（引自小说中的描写）。这种沉重的抗击在有所着落的同时就无所着落，变成了不能承受之轻。
但小说不是音乐，不是绘画，它使用的文字工具使它最终摆脱不了与理念的密切关系。于是哲理小说就始终作为小说之一种而保存下来。现代作家中，不管是肢解艺术还是丰富艺术，沙特、波赫土、卡尔维诺、昆德拉等等又推出了一批色彩各异的哲理小说或哲理戏剧。
但是，为了了解兄弟民族的文学，翻译仍然是必要的，哪怕这只是无可奈何地作一种肤浅的窥探。我希望国内的捷文译家能早日从捷文中直接译出昆德拉的这部作品，或者，有更好的法文或英文译者来干这工作，那么，我们这个译本到时候就可以掷之纸篓了。
这是一种常见的自相缠绕和自我矛盾。
这使我想起了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的观点：严格地说起来，美文不可翻译。作为两个层面上的问题，昆德拉与克罗齐的观点都令我诚服。
自后现代主义时期以来，世界范围内的文学四分五裂，没有主潮成为了主潮。而昆德拉这部小说几乎获得了来自各个方面的好评，自然不是一例多见的现象。
有些谈话总是使人为难。一见面，比试着亮学问，甚至是新闻化了的学问，好象打扑克，一把把牌甩出来都威猛骇人，非把对方压下一头不可。这种无谓的挑战和征服在部分作者那里并不少见。
1987年1月于长沙
什么是媚俗呢？昆德拉后来在多次演讲中都引用这个源于德语词的Kitsch，指出这是以作态取悦大众的行为，是侵蚀人类心灵的普遍弱点，是一种文明病。
幸好英文版译者迈克尔·亨利·海姆（Micheal Henry Heim）是一位杰出的翻译家和文体家，他从捷文原版译来，为保存捷文原貌作出了可贵的贡献。而昆德拉本人心志颇大，一直志于面向世界读者，写作时就考虑到了翻译和转译的便利。他认为捷文生动活泼，富有联想性，比较能产生美感，但这些特性也造成了捷文词语较为模棱，缺乏逻辑性和系统性。为了不使读者误解，他写作时特别注意词句的清晰和准确，为翻译和转译提供良好的基础。他宣称：“如果一个作家写的东西只能令本国的人了解，则他不但对不起世界上所有的人，更对不起他的同胞，因为他的同胞读了他的作品，只能变得目光短浅。”
我们不必匆忙结论，且对这种实验拭目以待。
东欧文学对中国作者和读者来说也不算太陌生。鲁迅和周作人两先生译述的《域外小说集》早就介绍过一些东欧作家，给了他们不低的地位。裴多菲、显克微支、密茨凯维文、萨多维亚努、安德利奇、普鲁斯、莫尔瓦多等等东欧作家，也早已进入了中国读者的书架。198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捷克诗人塞浮特，其诗作也已经译为中文。
比如昆德拉，他不过是使自己的自相缠绕和自相矛盾，由内容渗入了形式，由哲理化入了艺术。
在翻译过程中，最大的信息损耗在于语言，在于语言的色彩、节奏、语字结构内寓藏着的意味。一首中国文言诗译成白话诗，味道就大变，倘若译成西文，自然就更“白”了。故文学写人心，各民族之间可通；文学得用语言，各民族之间又不得尽通。我和韩刚在翻译合作中，尽管反复研究，竭力保留作者明朗、简洁、缜密、凝重有力的语言风格，但由于中西水平都有限，加上表音文字与表意文字之间的天然鸿沟，在语言方面仍有种种遗珠之憾，错误也断不会少。尤其西文中丰富灵活的虚词功用，很难找到相应的中文表达方式。所以读者对比书读通大意即可，无须对文字过分信任。
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的名字我曾有所闻，直到去年在北京，我才从一位朋友那里借到了他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经》（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访美期间，正是这本书在美国和欧洲大走其红，热潮未退的时期，无论先锋派或传统派，大部分美国同行对比书颇为推崇。《华盛顿邮报》载文认为：“昆德拉是欧美最杰出和始终最为有趣的小说家之一。”《华盛顿时报》载文认为：“《生命中不能承受之经》是 20 世纪最伟大的小说之一，昆德拉藉此奠定了他世界上最伟大的在世作家的地位。”此外，《纽约客》、《纽约时报》等权威性报刊也连篇累牍地发表书评给予激赏。有位美国学者甚至感叹：美国近年来没有什么好的文学，将来文学的曙光可能出现在南美、东欧，还有非洲和中国。
文学之妙似乎常常在于“张力”，在于两柱之间的琴弦，在于两极之间的电火。爱森斯坦的张力，大概并不是像某些人理解的那样要求形式脱离内容，恰恰相反，形式是紧密切合内容的——不过这种内容是一种本身充满内在冲突的内容。
我们并不能理解昆德拉，只能理解我们理解中的昆德拉，这对于译者和读者来说都是一样。
文学界这些年曾有海明威热、川端康成熟、拉美文学热，法国新小说派热，后来不知什么时候从什么地方开始，又有了隐隐的东欧文学热。一次，一位大作家非常严肃地问我和几位朋友，你们为什么不关心一下东欧？东欧人的诺贝尔奖比拉美拿得多，这反映了什么问题？这位作家当然不是把诺贝尔文学奖作为判别文学高下的标尺，他担心青年作者视野偏狭的好心却是显而易见的。我们怯生生地打听东欧有哪些值得注意的作家和作品，出乎意料之，这位大作家与我们一样也未读过任何一部东欧当代的小说，甚至连东欧当代作家的姓名也举不出一二。既然如此，又怎么能谈论“反映”“问题”一类？还居然“为什么”起来？
如果我们没忘记昆德拉曾经涉足电影，又没忘记他曾经作为爵士乐手的经历，那么也不难理解他的小说结构手法，与时下某些小说的信马由僵驳杂无序相反，昆德拉采用了十分特别而又严谨的结构，类似音乐中的四重奏。有评家已经指出：书中四个主要人物可视为四种乐器——托马斯（第一小提琴），特丽莎（第二小提琴），萨宾娜（中提琴），弗兰茨（大提琴）——它们互相呼应，互为衬托。托马斯夫妇之死在第三章已简约提到，但在后面几章里又由次要主题发挥为主要旋律。而萨宾娜的圆顶礼帽等等，则成为基本动机中在小说中一再重现和变奏。作者似乎不太着重题外的偶作闲笔，很多情境细节，很多动词形容词，在出现之后都随着小说的推进而得到小心的砖接和照应，很少一次性消费。这种不断回旋的“永劫回归”形式，与作品内容中对“永劫回归”的否决，刚好又形成了对抗；这种逻辑性必然性极强的章法句法，与小说中偶然性随机性极强的人事际遇，似乎又构成了一种内容形式的“张力”。
反对媚俗而又无法根除媚俗，无法选择的历史又正在被确定地选择。这是废话白说还是人辩难言，昆德拉像为数并不很多的某些作家一样，哑默中含有严酷的真理，雄辩中伏有美丽的谎言，困惑的目光触及到一个个两疑的悖论。
他移居法国以后的小说，首先都是以法文译本面世的，作品已被译成二十多国文字。显然，如果这二十多国文字中不包括中文，那么对于中国的研究者和读者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值得遗憾的缺失。
尽管如此，我对小说中过多的理念因素仍有顽固的怀疑。且不说某些错误偏狭的理论，即便是最精彩最有超越性的论说，即便是令读者阅读时击节叫绝的论说，它的直露性总是带来某种局限；在文学领域里，直接的理念或由人物扮演着的理念，与血肉浑然内蕴丰富的生活具象仍然无法相比。经过岁月的淘洗，也许终归要失去光泽。我们现在重读列夫·托尔斯泰和维克多·雨果的某些章节，就难免这样感慨；我们将来重读昆德拉的论说体小说，会不会也有这种遗憾呢？
米兰·昆德拉在中国大陆很“热”，据我们所知，至少已有他的三部长篇和六个短篇正陆续出版，有两家出版社正推出“东欧当代文学丛书”，而《生命中不能承受之经》是这个热潮中最先译介的一部长篇。现在由于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的热心和努力，我相信昆德拉也将成为台湾读者亲近的朋友。时值“布拉格之春”和苏联军队侵捷二十周年，这当然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有服装热、家具热，当然也会有某种文学热。“热”未见得都是坏事。但我希望东欧文学热早日不再成为那种不见作品的沙龙空谈。
1988年9月再版修改于海南
困难在于，媚俗是敌手也是我们自己。昆德拉同样借萨宾娜表达了他的看法，只要有公众存在，只要留心公众存在，就免不了媚俗。不管我们承认与否，媚俗是人类境况的一个组成部分，很少有人能逃脱。
一位来自弱小民族的作家，是什么使欧美这些作家和书评家如此兴奋躁动呢？
东欧位于西欧与苏俄之间，是连接两大文化的结合部。那里的作家东望10月革命的故乡彼得堡，西望现代艺术的大本营巴黎，经受着激烈而复杂的双向文化冲击。同中国人民一样，他们也经历了社会发展的曲折道路，面临着对今后历史走向的严峻选择。那么，同样正处在文化震荡和改革热潮中的中国作者和读者，有理由忽视东欧文学吗？
有一次，有位作家与我谈起小说理念化的问题。他认为“文以载道”并不错，但小说的理念有几种，一是就事论事的形而下，一是涵盖宽广的形而上：从另一角度看去，一种事关时政，一种事关人生。他认为事关人生的哲学与文学血缘亲近，进入文学一般并不会给读者理念化的感觉。只有在人生的问题之外去博学和深思，才是五官科里治脚气，造成理论与文学的功能混淆。这确实是一个有见地的观点。
卡夫卡大概不算东欧作家。但人们没有忘记他的出生地在捷克布拉格的犹太区。
在捷克的文学传统中，诗歌散文的成就比小说更为显著。不难看出，昆德拉也继承发展了这种散文笔法，把小说写得像散文又像理论随笔，数码所分开的章节都十分短小，整部小说像小说像小品连缀。举重若轻，避繁就简，信手拈来一些寻常小事，轻巧勾画出东西方社会的形形色色，折射了从捷克事件到柬埔寨战争的宽广历史背景。他并不着力于情节构设、对话个性化、场景气氛铺染，而这些是不少中国作家常常表现出来的。用轻捷的线条捕捉凝重的感受，用轻松的文体开掘沉重的主题，也许这形成了昆德拉小说中又一组轻与重的对比，契合了爱森斯坦电影理论中内容与形式必须对立冲突的“张力（tension或译：紧张）说”。
1988年9月于海南岛
也许茫然过于尼采化了一些。作为小说的主题之一，既然尼采的“永劫回归（eternal return或译：永远轮回）”为不可能，那么民族历史和个人生命一样，都只具有一次性，是永远不会成为图画的草图，是永远不会成为演出的初排。我们没有被赋予第二次、第三次生命来比较所有选择的好坏优劣，来比较捷克民族历史上的谨慎或勇敢，来比较托马斯生命中的屈从和反叛，那么选择还有什么意义？上帝和大粪还有什么分别？“沉重艰难的决心（贝多芬音乐主题）”不都轻似鸿毛轻若尘埃吗？
然而种种理解都不会没有意义。如果我们的理解欲求是基于对人类自由解放事业的责任感，基于对人类心灵种种奥秘的坦诚与严肃，基于对文学鉴赏和创作的探索精进，那么昆德拉这位陌生人值得认识和交道。
中国作家们也写过不少政治化的“伤痕文学”。但如果以为昆德拉也只是一位“伤痕”作家，只是在大冒虚火地发作政治情绪，那当然误解了他的创作——而西方有政治癖的某些评家是乐于并长于作这种误解的。对于昆德拉来说，入侵事件只是个背景，在背景中凸现出来的是人，是对人性中一切隐秘的无情剖示和审断。在他那里，迫害者与被迫害者同样晃动灰色发浪，用长长的食指威胁听众，美国参议员和布拉格检阅台上的官员同样露出媚俗的微笑，欧美上流明星进军柬埔寨与效忠入侵当局的强制游行同样是闹剧一场。昆德拉怀疑的目光对东西方人世百态一一扫射，于是，他让萨宾娜冲着德国青年们喊出：“我不是反对共产主义，我是反对媚俗（Kitsch）！”
北美读者盛赞南美文学：而自伯尔死后，国际文界普遍认为东德的戏剧小说都强过西德。可见财富与文学并不是绝对相关的。
1968年8月，前苏联领导人所指挥的坦克，在“主权有限论”等等旗号下，以突然袭击的方式，一夜之间攻占了布拉格，扣押了捷克党政领导人。这一事件像后来发生在阿富汗和柬埔寨的事件一样，一直遭到中国人民的严正谴责。不仅仅是民族主权的失落，当人民的鲜血污染着红旗，整个东西方社会主义运动就不能不蒙上一层浓密的阴影。告密、逮捕、大批判、强制游行、农村大集中、知识分子下放劳动等等，出现在昆德拉小说中的画面，都能令历经“文革”的中国人，感慨万千地回想起过往的艰难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