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侵后的第七天，她在某报编辑部里听到了逐个讲话。编辑部一夜之间便变成了一个抵抗组织。在场的每个人都恨杜布切克，谴责他的妥协，为他的耻辱感到耻辱，被他的软弱所激怒。
“你要我怎么办？”
“我要你变老一些。老十岁。老二十岁！”
托马斯整天都呆在医院，把她孤单单地留在家里。不过，她至少还有卡列宁，可以带着他一起去久久地散步！又回到家里了，她想埋头啃啃德文和法文语法，但她感到沮丧，注意力也集中不了，老是回想起杜布切克从莫斯科回来后的广播演说。她完全忘记了他的话，却仍然记得他那战战兢兢的声音。她想着那些俄国士兵怎样在他自己的国家里逮捕了他，一个独立国家的领袖，把他扣押在乌克兰的山里达四天之久，扬言要处死他——正如十年前他们也要处死匈牙利的纳吉——然后把他赶到莫斯科，命令他洗澡，修脸，换衬衫戴领带，告诉他作出决定方免一死，训示他再三考虑自己国家首脑的地位，逼他坐在勃列日涅夫的桌子对面，难命是从。
她的意思是：我希望你变得虚弱一些，与我一样虚弱。
“怎么啦？”他问。
但这几天在苏黎世的思索，使特丽莎不再对他反感了，“软弱”这个词听起来也不再成其为结论。任何人面对强手都是软弱的，即便象杜布切克那样体魄强壮的人。那种看来无法忍受、令人反感的一时极端软弱，那种格特丽莎与托马斯赶到这个国家来的软弱，现在突然吸引着她。她知道自己是软弱的，她的营垒是软弱的，她的祖国是软弱的，她不得不忠于它们，准确地说就因为它们软弱，软弱得讲话时上气不接下气地呼呼喘息。
她发现自己象被晕眩征服一样，又被这种软弱征服了。而她被征服是因为感到自己软弱。她又开始嫉妒，手又开始颤抖。托马斯注意到了，象往常一样握住她的手，用力抚摸着使它们平静。她却把手抽出来。
“没什么。”
他回来了，带着耻辱，对他羞耻的民族讲话。如此羞辱不堪以至说不出话来。特丽莎总是忘不了他讲话中那些可怕的停顿。他是太累了？是病了？是他们麻醉了他？还是仅仅没有了信心？如果说杜布切克没有给人们留下什么，至少那些上气不接下气的可怕的停顿，那些面对着全国听众的喘息，留在人们心中了。这些停顿记下了降临这个国家的全部恐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