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挤进火车厢的一个角落里，把大箱子放在头顶的行李架上，然后坐下来，卡列宁就靠着她的腿蹲着。这时，她老想着她和母亲住在一起时，她供职的那个餐厅里的厨师。那人总是抓住每一个机会在背后侮辱她，不厌其烦地当着每一个人的面问她打算什么时候跟他去睡觉。想起这样一个人真是奇怪。他一直是她最厌恶的典型。可现在，她能想象的，就是仰视着他，对他说：“你总是说想和我睡觉，行，我在这里呢。”
“为什么？”
“没有什么事干，我在等着。”
然后，他们就象两个从未吻过的恋人那样相互靠近。
“你去过杂志社啦？”
第五天，托马斯突然回来了，卡列宁向他猛扑过去。这一刻，他们还来不及互相作出必要的表示。
“是吗？”
“一切都好吗？”他问。
“打了一个电话。”
她试图劝说自己搬出布拉格，放弃摄影师的工作，回到托马斯的声音曾经引诱过她的小镇去。
他们都感到象站在冰雪覆盖的草原上，冷得直哆嗦。
她希望做点什么事以防自己回到托马斯那儿去，希望残酷地毁掉这七年的生活。这是晕眩，一种猛烈的、不可抑制的倒下去的欲望。
她没有回答。她不能告诉他，她一直在等着他。
可一到布拉格，她发现自己不得不花些时间处置各种现实问题，只得推迟离去的日子。
“是的。”她回答。
我们也许可以称这种晕眩为一种虚弱的自我迷醉。一个人自觉软弱质，决定宁可屈从而不再坚挺，就是被这种软弱醉倒了，甚至会希望变得更加软弱，希望在大庭广众中倒下，希望倒下去，再倒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