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的例子可见诸李永平的《雨雪霏霏，四牡騑》。李原为马来西亚婆罗洲的华裔，定居中国台湾。他的七十万言巨作《海东青》写一个侨寓台北的中年学者，偶遇一个小女孩，两人结伴行走——游逛——台北街头的故事。李将情节压缩到极限，却在文字上唤发无限空间，而小女孩正是召唤他灵感的缪斯。徘徊台北街头，李想到的竟是纸上故乡。一切的一切，结晶成为方块字。《雨雪霏霏》不妨看作是《海东青》迟来的序曲，在其中李永平更将他的故乡情结回溯到在马来西亚的一段纯情往事。唐山子民，海外飘零，却要由一个小女孩权充引渡人。李铺张想象、跨越地理的用心，由此可见一斑。
伦理、情色的诡秘纠缠也同样是另几位作者李昂、黄国峻及林俊颖关注的焦点。李昂是台湾女性主义小说的前驱，三十年来不断翻新话题，碰触禁忌。八十年代的《杀夫》、九十年代的《迷园》，都是她的力作。在《戴贞操带的魔鬼》里，李昂再次质问女性参与政治所受的试炼与煎熬，何以千百倍于男性？而情欲的波涛汹涌，又岂是任何法理、意识形态所能定义或阻绝？就此李昂思考任何“革命加恋爱”的乌托邦冲动，并不断提醒我们政治的欲望与情色的欲望都难摆脱“魔鬼”的诱惑。但所谓的“魔鬼”究竟何所指呢？黄国峻的《私守》则游走病恚、诱惑与乱伦的边缘。故事中的妹妹私守，也是厮守，形同行尸走肉的哥哥，天长地久，引人侧目，而内蕴的一种清贞决绝的心志又似凛然不可侵犯。相形之下，林俊颖的《夏夜微笑》更为复杂。乍看之下，这是个典型的三角恋爱故事，但林要说的是各种欲望的艰苦拔河竞争，更及于亲情的反复及人间思义的乖离。情欲的流转如水银泻地，不可捉摸之处，可以若是！林俊颖的风格苍凉华丽兼而有之，其细腻纠缠处，似正辉映了他故事本身的曲折婉转。有了《夏夜微笑》这样的作品出现，台湾或台北的情欲地图早不知经过了几次天翻地覆的震动。
于是我们来到袁琼琼笔下的“恐怖时代”。所谓的恐怖，不带来毛骨悚然的惊诧，而有着见怪不怪的惫懒与世故。一则则的黑色幽默速写，袁琼琼笔下的台北，真是什么事都可能发生；证诸前面所述的各个故事，二十世纪末台北的怪谈奇遇，可不正是家常便饭。而一座城市的世纪末风格，至此呼之欲出。
以上三作都始于地理想象的重构，也都不再局限于写现/现实的标志。恰恰相反，作者行行复行行，已将她们的寄托，置于一广阔的生命空间里。分殊、辩证生死阴阳，反而成为次要的事。类似的例子也应包括平路的《微雨魂魄》及张大春的《本事》精华。《微雨魂魄》讲的是中年男女的苟且恋情。这是情场小说常见的题材，平路写来却别有心得。都会男女的幽幽情怀，剪不断、理还乱，恰如台北的淫雨，仿佛拖到地久天长。但孤男寡女并不孤独，大多前世今生同命相怜的魂魄可以为伴。徘徊在一则鬼故事或“活见鬼”的心灵感应神话间，平路写尽欲望极致处的炽烈与惨淡。张大春反其道而行，他将人世的情愫妥为包装，束诸高阁。他的“本事”是在无中生有，发明历史，制造学问。撷自小说集《本事》的数则故事，天马行空，令人拍案。张的故事不只跨文类、跨时空，原为系列信用卡促销文案而作，这些札记式短篇熔商业、新闻、文学与广告于一炉，正自显示张的本事。
对城市及城市幻魅想象，其来有自。早期本雅明对资本主义城市亦幻亦真的描摹，或晚近鲍德里亚的“海市蜃楼”论，不过是最现成的例子。像台北这样的都会不能自外于国际象征资本的连锁循环，也必然炮制，也消费，有关离散的及跨越的末世神话或鬼话。生活于其间、写作于其间的作家们因此为我们述说了一则又一则或冷隽或凄迷的故事。比方说吧，张瀛太的《西藏爱人》怀想一位台北女子和一名西藏诗人/流浪汉间的爱情。狭仄的台北空间陡然出现了庞大的腹地。喜马拉雅山与雅鲁藏布江、日喀则与拉萨不再是遥远的背景，而成为台北女子邂逅神游的所在。来往于台北盆地与青藏高原间，女子与她的西藏爱人有了刻骨铭心的接触。然而这一切可是她的绮想，她的世纪末“中国梦”？
陈映真在八十年代以“山路三部”（《山路》《铃珰花》《赵南栋》）反思五十年代台湾左翼运动的始末，极获瞩目。九十年代末期再以《归乡》重出江湖。陈的政治信念依然坚定如昔。《归乡》里的台湾老兵多年后返台探亲，却赫然惊觉他的故乡今非昔比；资本主义早已席卷宝岛。陈映真反写八十年代末以来流行的台胞返大陆探亲的故事，他的用心不言而喻。值得深思的是，这位老兵早在台被登记为“死亡”，如今由死回生，魂兮归来，他到底能为家乡带来什么样的新憧憬呢？陈对革命信念一往情深，他所散播的天启示讯息，与他描写的鬼魅还魂的人物，已迹近宗教寓言。而我们知道，陈的宗教家庭背景（基督教），曾是当年他创作的原动力之一。
但还有什么样的跨越经验比穿透死生，悠游梦幻与真实，来得更耐人寻味呢？这是我所谓世纪末幽灵出动的时刻了。不过一转眼，引人注意的作品都沾染了淡淡的奇诡艳异色彩。这并不是魔幻现实主义余波荡漾，以往那样大开大阖的怪异故事已不复得见；这也不是传统说部式的谈玄说鬼。作家其实有意化绚烂为平淡，回到生活本然的层面，却发现太多不能己于言者的缝隙，必须让他们重新定义真实。张爱玲的话居然有了奇异的回声：“人们只是感觉日常的一切都有点儿不对，不对到恐怖的程度……人觉得自己是被抛弃了……于是他对于周围的现实发生了一种奇异的感觉……因而产生了郑重而轻微的骚动，认真而未有名目的斗争。”（《自己的文章》）
回到前述的世纪末台湾地区小说的主题，离散与跨越，我们可以看到作家穿梭在层层的生命界面间，企图重新定义这块他们安身立命之岛。赖香吟的作品《岛》，藉一个诡异的失踪故事，写作一个女子对所至爱之人——岛——的爱恋及怅惘。岛失踪了，他去了哪里，为什么不告而别，他会回来吗？简单的离奇故事，当代台湾地区作家的困境与超越，尽在不言之中。
在朱天心的《梦—途》中，梦寐与现实，离散与归乡的执念，由作者迹近散文的笔触，娓娓道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朱天心是台湾最受重视的作者之一。她对时事的强烈关怀，对写作的洁癖坚持，使她的作品独树一帜。近年朱将现世的观察与喟叹深化为一种纯粹美学命题。此一命题的核心是死亡。中国作家素来少写死亡，而朱天心冥想死亡的条件，经营死亡如漫游的类比，一方面有其私人动机，一方面也更代表她抗议台湾现况的升华姿态。她笔下的旅人“你”遨游世界、寻寻觅觅，无非寻求一己安顿（与安息）之地，却百不可得。去圣已邈，宝变为石。朱的落寞可以化为空间上的极度扩散；她的忧郁成为文字及身形不断驿动的起点。
我们又可自两位年轻的作家，翁文信的《蛹》及张蕙菁的《蛾》中，参看后现代式的变形记。两作都处理都会男女感情的异变及对情欲主体的追求。翁文信以蛹的意象点明爱情，尤其是“常理”以外的爱情的脆弱性：“我们像是被遗弃的裹在密实的茧里的蛹，看似非常完满俱足地隐秘过着日子，但其实只需要轻轻地一揭就足以致命。”小说中的男女恍惚地黏着一起，背德的欢愉反增添情欲游戏的危险性及刺激性。全文穿插聊斋《画皮》式的情境，更使“作人”的问题有了鬼魅阴影。《蛹》化为《蛾》，身份的变异只有变本加厉。张蕙菁的作品写灵犀一点的心神感应，写时光错置的人间巧合，迷离扑朔，功力更在翁文信之上。蛾，“虫”与“我”，是虫化为我，还是我变为虫，身份的繁殖分裂，感官世界的以“蛾”传“蛾”，已兀自在文字上透露奇观。
台北的作家对于祖国大陆的想象也在迷离中有了不同的认知。骆以军及郝誉翔同属“外省第二代”的年轻作者。他们生于台湾，却经由父亲那一辈对故土及故人的怀想，有了不能己于言者的乡愁冲动。骆以军的《医院》及郝誉翔的《饿》都经营了如梦似幻的场景。在骆的故事中当年同甘共苦的生死之交，面临老病垂死的困境；作为子侄辈，骆只在其中看到无奈及荒谬的凝结，而无奈与荒谬，岂不正是一代中国人命运的缩影？在郝的故事中，作者直接与父亲对话，遥想他当年的传奇遭遇。然而这场对话却发生在光怪陆离的臆想梦境里。所谓大时代的流亡史居然是饥饿觅食的路线行进图。郝的苦涩历史观照，照应父亲的“电视”现身说法，何者为真，何者为伪，早已不堪闻问。骆以军及郝誉翔都以身体的本然现象如衰老、疾病、饥饿来与国家、历史等“大叙述”对照。而他们出入梦魇，为乡愁沾染一层迷魅色彩。
千呼万唤，新世纪终于来临。在跨越纪元，迎向千禧的关口上，二十世纪末的喧哗迷离究竟为我们留下了什么文学痕迹？比起九十年代初的华丽张致，越近世纪结束的时刻，作家反而显得谨小慎微了。然而这毕竟是种外弛内张的现象吧？有一个幽灵徘徊左右，挑逗着蛊惑着作家神游物外，从事一场奇异的冒险。这幽灵是什么？是“历史的无意识”？是意识形态的新维度？还是情欲深处的“力比多”？该写的题材，该玩的花样，前两年不好像都出清了？怎么却仍似有股余意未尽的怅然，挥之不去。作家与世纪末的幽灵共舞，未必有什么大志，但手起笔落之间他们似乎藉此探勘一种离散的现象，一种跨越的方法。
中国台湾，世纪末的症候与憧憬。时间分秒倒数声中，作家们见证社会人情的悸动彷徨。政党、主义、族群、阶级、性别、情欲……种种图腾或禁忌一一摊牌，再刺激的话题也不过是一晚媒体辩论演出，一段“八卦”风光卖点。在台北，这样能趋疲的效应尤为明显，“消耗”仿佛成了生活伦理的绝招。与此同时，离散的现象与心情也化许多不可能为可能。跨越时间与地理的藩篱，游走欲望与主体性的边缘，俨然已成为世纪末文学想象的最后逃避——或救赎。是在这个层次上，我们看到作家种种创新尝试。游徙旅行的主题蔚为风潮，不是偶然；台北成为旅人/作家的辐辏点，恰与台北作为一种耗场域，形成一体之两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