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文学定义在二十世纪下半期已经饱受冲击，何况面对当代的新新人类。眼前无路想回头，我以为跨过“五四”门槛，重新回溯文学在中国文明传统中定义的流变，反而让我们有了新的期待。学者早已指出，“文”的传统语源极其丰富，可以指文饰符号、文章学问、文化气质或是文明传承。“‘文’学”一词在汉代已经出现，历经演变，对知识论、世界观、伦理学、修辞学和审美品位等各个层次都有所触及，比起来，现代“纯文学”的定义反而显得谨小慎微了。
萨义德的对话对象各有其神圣不可侵犯的宗教基础。相形之下，中国的人文精神，不论儒道根源，反而显得顺理成章得多。文学经典早早就发出对“人之所以为人”的大哉问。屈原徘徊江边的浩叹，王羲之兰亭欢聚中的警醒，李清照乱离之际的感伤，张岱国破家亡后的追悔，鲁迅礼教吃人的控诉，千百年来的声音回荡在我们四周，不断显示人面对不同境遇——生与死、信仰与背离、承担与隐逸、大我与小我、爱欲与超越——的选择和无从选择。文学经典将文本和生命内容化简为繁，作为读者，我们有必要从细读里体会想象的或存在的人生经验，而且我们的诠释绝不“从一而终”。
高中语文所提供的文学经典选读只是浅尝辄止，而且后续乏力。而今天的大学语文教学多半没有深入训练学生人文素养的远见。这不禁让我想起萨义德曾任教的哥伦比亚大学八十年来引以为傲的“核心人文教育课程”，正是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荷马、但丁、莎士比亚、塞万提斯、蒙田、陀思妥耶夫斯基到伍尔芙等大家所形成的西方文学经典课程。
然而求诸台湾地区，高中学生将来要进入哪所大学才有这样的机会呢？如果没有这样的机会，我们是否又能期许个别同学有独立阅读经典——哪怕只是一部作品、一位大家——的野心呢？毕竟，择善而固执，敢于与众不同，不也是养成自我判断意识的重要一课？
文学从五四运动以来曾被认为是号召革命启蒙、改造国民性的利器。在视觉文化和网络信息如此发达的今天，我们鼓励学生学习文学经典，首先必须扪心自问的是：要如何谈文学的重要性？
但是经典岂真是一成不变、“万古流芳”的铁板一块？我们记得陶渊明、杜甫的诗才并不能见重于当时，他们的盛名都来自身后多年——或多个世纪。元代的杂剧和明清的小说曾经被视为诲淫诲盗，成为经典只是近代的事。晚明顾炎武、黄宗羲的政治论述到了晚清才真正受到重视，而像连横、赖和的地位则与台湾的历史经验息息相关。至于像《诗经》的诠释从圣德教化到纯任自然，更说明就算是著毋庸议的经典，它的意义也是与时俱变的。
“郁郁乎文哉”：文学最终的目的不仅是审美想象或是启蒙革命，也可以是兴观群怨或“心斋”“坐忘”或“多识草木鸟兽虫鱼之名”，以至“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学是我们生活或生命的一部分。传统理想的文学人应该是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转换成今天的语境，或许该说文学能培养我们如何在社会里做个通情达理、进退有节的知识人。
在这个意义上，阅读、批判社会、政治现象所肇生的各种“文本”又何尝不是如此？我更要说，越是因为名嘴现象、博客文化等将我们的沟通、判断能力简化为顺口溜或冷笑话，接触经典越应该成为一种自觉的训练，或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目标。我们唯有掌握语言的有机性和绵密的衍生、想象特质，我们才能理解权威、知识和符号之间合纵连横的关系，阅读才能成为一种批判性的创造过程。明乎此，文学经典可以成为教育基础的一课。
谈论、学习经典因此不只是人云亦云而已。我们反而应该强调经典之所以能够可长可久，正因为其丰富的文本及语境每每成为辩论、诠释、批评的焦点，引起一代又一代的对话与反思。只有怀抱这样对形式与情境的自觉，我们才能体认所谓经典，包括了文学典律的转换，文化场域的变迁，政治信念、道德信条、审美技巧的取舍，还有更重要的，认识论上对知识和权力，真理和虚构的持续思考辩难。
而为什么又要着重文学经典？萨义德强调文学的基础无他，就是对语言最细腻繁复的操作与理解。阅读文学让我们理解语言除了通情达意外，更是一个充满隐喻象征的符号机器，层层转折，拒绝化约成简单的公式或真理。只有在阅读——而且是细读——文学时，我们的注意力最终导向语言。在爬梳字句、解析章节的过程里，我们认识意义的产生千头万绪，总是在虚与实、创造与再创造的紧张关系中发生。
事实上，文学之为我们所理解的“文学”并非古已有之。文学作为一种学科，其实始自二十世纪之交京师大学堂的“发明”，主要依据日本和欧洲的范本，而且一直到三十年代才大抵落实为文字想象和创作形式的总称。这一形式强调独立的学科范畴和纯粹的审美要求，虽然蕴含其下的动机——从为人生、为艺术，还是为革命，到唯心还是唯物——从来众说纷纭。
以批判“东方学”知名的批评家爱德华·萨义德一生不为任何主义或意识形态背书，他唯一不断思考的“主义”是人文主义。对萨义德而言，人文之为“主义”恰恰在于它的不能完成性和不断尝试性。以这样的姿态来看待文明传承，萨义德指出经典的可贵不在于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标杆价值，而在于经典入世的，以人为本、日新又新的巨大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