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先生望之俨然，但只要一开口，立刻给人即之也温的感觉。记得有回哈佛中文组开春节餐会，张师母李卉老师主其事，号召大伙包饺子招待学生。那天学生来得特别踊跃，我们忙得不可开交。最后来“探班”的张先生索性脱了毛衣，卷起袖子，专门负责下饺子，一锅又一锅，不亦乐乎，中场还不忘得意地自我表扬，他捞饺子用的是考古技术，所以一个也不破……还有一回燕京图书馆的张凤女士请吃饭，张先生夫妇是主客，席间他透露不仅好吃，也会做菜，还能唱歌呢。大家起哄要他高歌一曲——好像当时仍读博士的汪跃进还志愿来段军歌作为暖场，但张先生到底不为所动。那晚宾主尽欢，大概到今天还有座上客如我者在猜想，张先生如果真的开了金口，又会如何呢？
尽管张先生有“任务”在身，而我又是他面试的对象，但那顿饭却是吃得轻松自在。我们聊现代文学的种种，而我也好奇地向张先生请教考古学界的趣事。直到席末，张先生才顺口提到，他是台湾人，父亲是鼎鼎大名的“五四”文学健将张我军。这就是张先生吧：亲切实在，风华内敛；对晚辈的担待提携，不遗余力。一个月后，我得到哈佛的聘书。
一九九〇年我离开哈佛，转赴哥伦比亚任教。一九九六年春曾赴台湾研究院任“客座研究员”。当时张先生已应邀担任“学术副院长”一职。张先生回台工作，曾是台湾人文学界的一件大事，而他也不负众望，推动了不少新计划。可惜的是，他的健康状况已经大不如前，做起事来，想必常有事倍功半之叹。我最记得在活动中心吃饭，他仍坚持一切自理；走起路来，也是一步一步，不假他求。每每突然跌倒了，大家都看着不忍，上前要扶一把，他却摒挡我们的好意，一边喃喃地说，自己跌倒了，就要自己爬起来……
最后一次见到张先生，是一九九九年的春天。我们的同事张光诚先生去世，系中同仁为他举行追思仪式。光诚先生赴美前曾是名播音员，也正是光直先生的胞弟。他的去世，为家人带来极大悲伤。听说我们要举行追思仪式，张先生打了两次电话，殷殷询问筹备细节。他的语音含混，我必须藉李卉老师的转述才得明白。末了他决定自波士顿亲来纽约，参加追思仪式。以先生的健康状况，这是趟有风险的旅程，但我理解先生的心情。记得先生的座车开进哥大校园，颤颤巍巍地由家人搀扶着坐上轮椅，我和同事商伟都感到万分感慨。商伟也出身哈佛，也曾受到先生的照拂，而我们现在所能做的，真是太少了。追思仪式哀戚肃穆，先生和他的家人多次落泪不能自已。但他要送光诚先生最后一程的心愿，毕竟达成了。
我常回想，这是简单的道理，但张先生一辈子在学问上，在生活上，一定是最坚实的奉行者。而表现在外的平常姿态，就更令人肃然起敬了。再过几年，我读到张先生自述早年在台大因“四六”事件所蒙受的种种迫害，时过境迁，写来毫不见火气；他的坚强与宽容，真是毕生的修为。
在哥大的那个下午，看着先生衰弱的身形，有许多话到了嘴边，还是忍住不说了。他所需要的，不再是一二“多多保重”的泛泛之辞。没有人能取代他的辛苦。以先生的个性，他可能更需要的是有尊严的，而且是平常而有尊严的，走他自己的路。时间渐渐晚了，先生必须上车回去了。当我们把先生安顿到后座，他回过头来握着我的手，语焉不详地说着。他说了什么我到底也没弄清楚。我轻轻地拍着他的肩膀，告诉他下回到波士顿再去看他。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就算向往哈佛的工作，也不大可能贸然离开教职，前往面谈。事后得知，张先生愿意藉出差的机会，移樽就教，在台北与我见面，是我得到教职的关键之一。套句老话，张先生于我，真是有知遇之恩。到了哈佛后，他仍然一派轻松本色，不时探问我的工作情况，也常约到小馆中一叙。尽管我们的辈分专业不同，有了台湾那段难得的会面经验，彼此都有份亲切的感觉。而这份感觉，更因为同在哈佛的地利之便，与时俱增。
我当然再也没有机会见到先生了。最后的几年他过得辛苦，也许终于累了，要休息了。而作为一个学问与生命的强者，他依然不时来到许多晚辈的心影中。我怀念张先生，不只是因为他的学问及生活的纪律，而是在纪律（和压力）之余，他总能用另一种态度，找到解脱——哪怕是多么短暂的一刻。又想起在台湾那段日子，一天中午在餐厅吃完饭后回房间，他一个不稳又跌倒了，勉强站起来后，他竟向我挤挤眼，说房间里有人送来棒冰，一种红豆的，另一种花生的，要不要一起来吃个棒冰，聊一聊？……如果说我从先生学到什么，那这正是难忘的一课。
一九八六年春天，我仍在台大任教。某日突然接到张光直教授的电话，约我见面。前此我虽久闻先生大名，但因所学不同，两地相隔又远，并无缘相识。记得那次是约在圆山饭店中餐厅。张先生个头不高，但精神健朗，目光炯炯。他开门见山地告诉我，哈佛东亚系现代中国文学一职，正考虑聘任我，而他趁来台会议之便，想要多了解我的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