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氏兄弟的通信风格多少反映了他们的文学信念。他们畅谈英美佳作大师之际，往往话锋一转，又跳到电影爱情家事国事；字里行间没有陈词高调，穿衣吃饭就是学问。文学形式的思考恰恰来自“作为方法”的现实生活。夏济安分析自己的情场得失犹如小说评论，夏志清对好莱坞电影认真的程度不亚于读书。这里有一种对生活本身的热切拥抱。唯其如此，日后夏济安在《黑暗的闸门》里，对左翼作家才会有如此心同此理的描述，而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发掘了张爱玲笔下日常生活的政治。
两人谈学问，谈刚看过的好莱坞电影，追求女友的手法，新定做的西装……夏济安即使到了香港，生活捉襟见肘，但对日常生活的形形色色仍然怀抱兴味。而滞留美国的夏志清在奋斗他的英国文学课程的同时，也不忘到纽约调剂精神。
一九四七年的夏氏兄弟正值英年。夏济安在北大任教，课余醉心电影京剧，但让他最魂牵梦萦的确是一桩又一桩的爱情冒险。从他信里的自白我们看出尽管在学问上自视甚高，他在感情上却腼腆缺乏自信。他渴望爱情，却每每无功而返。他最迷恋的对象竟只有十三四岁——几乎是洛丽塔情结！而刚到美国的夏志清一方面求学若渴，一方面难掩人在异乡的寂寞。两人在信中言无不尽，甚至不避讳私密欲望。那样真切的互动不仅洋溢兄弟之情，也有男性之间的信任，应是书信集最珍贵的部分。
——《夏氏兄弟书信集》
与夏志清先生相比，夏济安先生的学术生涯似乎寂寞了些，争议性也较小。这或许与他的际遇以及英年早逝不无关系。他唯一的英文专著迟至身后三年方才出版。但任何阅读过此书的读者都会同意，济安先生的学问和洞见绝不亚于乃弟，而他文学评论的包容力甚至及于他所批判的对象。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夏济安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曾在台湾大学任教，不仅调教一批最优秀的学生如刘绍铭、白先勇、李欧梵等，也创办《文学杂志》，为日后台湾现代主义运动奠定基础。
夏氏兄弟倾心西洋文学，并承袭了三十年代以来上海、北平英美现代主义和人文主义的传统。这一传统到了四十年代因为威廉·燕卜逊先后在西南联大和北大讲学而赓续不断。燕卜逊在革命前夕何去何从，也成为兄弟通信中一个重要的代号。夏志清出国以后，更有机会亲炙“新批评”的大师如布鲁克斯等。这样的传承使他们对任何煽情的事物，不论左派与右派，都有本能的保留。相对地，他们强调文学是文化与社会的精粹。经过语言形式的提炼，文学可以成为批评人生内容，改变社会气质的媒介。他们相信文化是改变中国的要项。
在滞留海外的岁月里，夏氏兄弟在薄薄的航空信纸上以蝇头小字写下生活点滴、欲望心事，还有种种文学课题。这对兄弟志同道合，也是难得的平生知己。我们不禁想到西晋的陆机、陆云兄弟俱有文才；陆机更以《文赋》首开中国文论典范。陆氏兄弟尝以书信谈文论艺，至今仍有陆云《与兄平原书》三十多封书信传世，成为研究二陆与晋康文化的重要资源。千百年后，在另一个历史时空里，夏氏兄弟以书信记录生命的吉光片羽，兼论文艺，竟然饶有魏晋风雅。我们的时代电邮与简讯泛滥，随起随灭。重读前人手札，天涯万里，尺素寸心，宁不令人发思古之幽情？
这批信件的出版至少有三重意义。由于战乱关系，二十世纪中期的信件保存殊为不易。夏氏兄弟一九四七年以后各奔前程，但不论身在何处，总记得互通有无，而且妥为留存。此中深情，不言可喻。他们信件的内容往往极为细密详尽，家庭琐事、感情起伏、研究课题、娱乐新闻无不娓娓道来。在这些看似无足轻重的叙述之外，却是大历史“惘惘的威胁”。
夏氏兄弟在学术界享有大名，但他们早期的生涯我们所知不多。他们生长在充满战乱的三四十年代，日后迁徙，种种经历我们仅能从有限资料如济安先生的日记、志清先生的回忆文章等获知。志清先生在二〇一三年底去世后，夏师母王洞女士整理先生文件，共得夏氏兄弟通信六百一十二封。这批信件在夏师母监督下，由苏州大学季进教授率领他的团队一一打字编注，并得出版公司支持，从二〇一五年——夏济安先生逝世五十周年——开始陆续出版。
夏济安与夏志清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界的两大巨擘。志清先生一九六一年凭《中国现代小说史》英文专著，一举开下英语世界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先河。之后的《中国古典小说》更将视野扩及中国古典叙事。他的批评方法一时海内外风行景从，谓之典范的树立，应非过誉。志清先生治学或论政都有择善固执的一面，也因此往往引起对立声音。但不论赞同或反对，我们都难以忽视他半个世纪以来巨大的影响。
从通信中我们得知四十年代末兄弟两人迁徙后，仍与上海家人保持联络。但我们也看出他们心境的改变。他们的信里没有惊天动地的怀抱，有的是与时俱增的不安。他们关心父亲的事业，家庭的经济，妹妹的教育；汇款回家成为不断出现的话题，何况他们自己的生活也十分拮据。政局是一回事，眼前的生计问题才更为恼人。到了一九五〇年，夏济安准备离开香港到台湾去，夏志清也有了在美国长居的打算。他们何尝知道，离散的经验这才刚刚开始。
夏氏兄弟的通信还有第三层意义，那就是在乱世里他们如何看待自己的志业。知识分子不是心存观望，就是一头栽进的风潮中。两人信中时常提到的钱学熙就是个例子。作为知识分子，他们的抉择也来自学术思想的浸润。
首辑出版的一百二十一封信件自夏志清赴美起，至夏济安一九五〇年准备自港赴台止，这是夏氏兄弟离散经验的开始。一九四六年，夏志清追随兄长赴北大担任助教，一年以后获得李氏奖学金得以出国深造。夏志清赴美时，局势动荡。夏济安下一年离校回到上海另觅出路。之后夏济安不得已转赴香港担任商职，从此再也没有回到上海。
这也带出了他们书信来往的第二层意义。或有识者要指出，夏氏兄弟出身洋场背景，无不与“时代”的召唤背道而驰。但这是历史的后见之明。夏氏兄弟所呈现的一代知识分子的生命切片，的确和我们所熟悉的主流“大叙事”有所不同。但唯其如此，他们信件的内容还原了二十世纪中期平常人感性生活的片断，忠实呈现驳杂的历史面貌。
不论就内容或数量而言，这批信件的出版都是现代中国学术史料的重要事件。这六百一十二封信起自一九四七年秋夏志清赴美留学，终于夏济安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三日脑溢血过世前，时间横跨十八年，从未间断。尽管动如参商，他们通信不绝，而且相互珍藏对方来信。一九六五年夏济安骤逝，所有书信文稿由夏志清携回保存。五十年后，他们的信件重新按照原始发送日期编排出版，兄弟两人再次展开纸上对话，不由读者不为之感动。
